文革初，北大聶元梓第一張大字報」貼出的前二天，1966年5月23日，在北京建國門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一號樓的走廊裡，貼出了批判政治部主任楊述《青春漫語》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大毒草」的大字報。
寫大字報的是《哲學研究》編輯部的林聿時和吳傳啟，後者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鋒相識，大字報就是由康生關鋒授意寫的。頓時，學部大樓內外的牆上，貼了數百張批判楊述等學部當權派的大字報，「滿天飛」到東長安街上。當時，打上大黑X的「黑幫份子」楊述，比學部的一把手書記、所長知名度都高。
「學部的這張其實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的說法不無道理。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早就瞄上了學部這個中國高級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他利用了關鋒的那點私人關係，點燃了燒向學部的這條導火索。
楊述調來學部前，曾是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高校黨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是蔣南翔）。那時他和在市委書記處的鄧拓有過一段交往。鄧拓曾任《人民日報》總編，因在反右中不得力，被毛呵斥「書生辦報」、「死人辦報」，59年被貶到北京市委。
鄧拓是黨內的「大秀才」，他在《北京晚報》上隨筆專欄《燕山夜話》；同吳晗、廖沫沙在北京市委刊物《前線》上合寫專欄《三家村札記》。而這一切，與時任北京宣傳部長的楊述不無關係。楊述也是吟詩作賦、舞文弄墨之人。他比鄧拓小一歲，倆人是交心的朋友。
倒楣的是，吳晗的《海瑞罷官》，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的《燕山夜話》被選中作了文革「輿論先行」的引子。全國報刊突然掀起的大批判，其聲勢之大，調門之高，非同尋常，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蓄意搞文字獄。
鄧拓和楊述都預感到這是由最高領導人親自發動的又一場政治大風暴的前奏。二人分析形勢，天真的堅信毛領袖是「偉大」的，一定是被居心叵測的壞人矇蔽了，並非出自毛的本意，目前的錯誤很快會被英明領袖糾正。如同唐初王勃在名篇《滕王閣序》一文中所寫：「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
然而，隨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的《5．16通知》，擊碎了二人「自我多情」的夢幻。第二天，1966年5月17日深夜，鄧拓擱筆遺書後自殺了，在他身富力強的54歲時，做了文革的第一位殉難者。楊述在「三家村」被點名之後，立即作為「三家村」干將被登報，在全國點了名。他是學部第一個被揪出來的「三反分子」，《青春漫語》是他的「罪證」。他被狠鬥，挂了黑牌，剃了「陰陽頭」，滿頭刀痕，遍體鱗傷。
楊述是作家韋君宜的丈夫。他和蔣南翔是江蘇同鄉，是同齡清華校友，也是「一二．九」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在黨內，很多人知道他毀家紓難的「事跡」。
毀家紓難
楊述出身於江蘇淮安縣的商人兼地主家庭，父親早亡，他受三十年代革命文學的影響，很早就加入了中共，並把他的寡母和兄弟姐妹都引入了共產黨。抗戰初期，他母親聽信了他「不做亡國奴」的話，把土地、房屋、商店全部財產都丟棄，帶一家人投奔他。他把三個弟妹都打發到延安，又把他母親、哥嫂和小弟拜託給成都黨組織，告訴他們一切都聽黨組織安排。楊母把家裡帶出來的細軟變賣開辦了一家「星芒社」，樓下賣書，樓上是中共活動據點。四川省委擴大會議是在那裏召開的。他哥負責油印機密文件。
捐獻所有家產，幫助國家減輕困難，是成語「毀家紓難」的意思。因為這樣的實例少，所以成語顯得陌生。但楊述為了他信奉的共產主義事業，做到了毀家紓難。對此，連妻子韋君宜都不可思議。她說，包括她自己在內，有不少同學能做到背叛家庭來革命，但是像他這樣把整個家庭引入革命，統統獻給黨的，真是少有。這個人對黨可真是一個心眼，不留一丁點後路。
「赤子之心」變成黨的馴服工具
1943年延安整風「搶救運動」，黨叫他坦白自己是特務，他寧肯違背自己的良心，哭著承認自己是「路線特務」，也不願違背黨的意願。
1957年，他是領導反右運動的左派。他也知道把許多大學學生、二十來歲初學寫作的青年作者都打成右派，實在不近人情，也爭論過，但最後還是執行了，按黨的決定劃了他們。
1966年，他被造反派打得頭破血流，回到家來，見到了造他的反的17歲女兒，還囑咐道：「我這次可能被亂棍打死，但是我實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總有犧牲。我就是死了，翻不過案來，你也一定要永遠跟著黨走。」
之後的隔離審查中，左派用直徑一寸多的鐵棍子打他這位老左派。他們先把人打倒在地，又打，打得他在地上爬，肋骨折斷。這是他死後知情人說出來的。他至死沒對妻子說這類經歷，是怕她動搖「革命信念」。
他堅信所有的壞事都是個別壞人打進黨內干的，與黨無干，所以當前的壞事情總會變，「毛主席總是英明」的。他把這些話再三囑咐兒女，真是黨怎麼說，就怎麼想，成為黨的馴服工具。
他像蠟燭一樣，終於燃燒盡了
66年他被打倒，個人結論十多年懸著。他原以為只是造反派的胡搞，後來又想，即便是混進來的國民黨搗亂，再加上個關鋒，中央也不會知道的。于是開始上訪，整天寫申訴信、控告信，複寫、重抄，到處去送，自己寄，托人送……但無論怎麼申訴，都石沉大海。
楊述發出疑問：「到底為什麼要這樣想方設法地非把我們都打垮不可呢？」他已經沒法再相信這是國民黨混進來搞的了，國民黨決沒有這麼大的本事！
「四人幫」在時，楊述得了心血管病。「四人幫」倒了，卻還不能把他們定的冤案否定，他添了腦血管病。他千方百計說服自己不能動搖對黨的信念，但是黨一直在傷害他，殘忍地蹂躪他的這顆「赤子之心」。
1978年11月，他得到「維持原有結論」一句話。為了這一句話，他苦苦等了12年，遭受到無法言說的折磨虐待。他為了什麼？難道就為了讓黨承認自己的忠心？得不到這一點他就不能活？實際上，到最後，黨並沒在乎他的忠心，甚至不顧他的死活。
他信仰一生的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怎麼總是把好人往絕路上逼！逼得「石頭要說話」。文革初，好友鄧拓自殺了。文革中，妻子想打開廚房煤氣和他一起自殺，省得「零打碎敲地受罪」。他咬牙忍受，絕不給黨抹黑，而黨卻無情地給他一再抹黑。他為此付出的，到頭來，顯得一錢不值！
他的腦子已經不好用，步履也艱難了。這時即使想再叫他工作，他也已不能再工作了。他終於像蠟燭一樣，燃燒盡了。1980年10月，雖奇冤被昭雪，但健康已毀的楊述，賚恨以終。
妻子韋君宜說：這個老實人的一生——一個真正的悲劇，完全符合於理論上「悲劇」兩字定義的悲劇。我哭，比年輕人失去愛人哭得更厲害，因為這不只是失去一個親人的悲痛，更可傷痛的是他這一生的經歷。為什麼我們這時代要發生這種事情，而且發生得這麼多？
他的親人們，站在他的墓碑前欲哭無淚。妻子寫在丈夫墓誌銘上的最後一句話是：後人既憫其遇，更悲其志……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