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4日，位於北京城東北角的草嵐子看守所的一個臨時法庭內，被關押1年多、經歷66次審訊的葛佩琦，出庭受審。檢察官宣讀完《起訴書》之後，法官要他陳述個人意見。
這是那個年代難得的一個可以說話的機會。葛佩琦說，《起訴書》控告我的罪名，概括起來有兩條：第一條是「歷史反革命」；第二條是「現行反革命」。這兩條罪名都不能成立。
《起訴書》控告我為「歷史反革命」的主要內容，是說我「歷充蔣匪要職，積極為敵效勞，長期充當蔣匪特務」。這不符合事實。
我曾擔任過「國民黨軍委會委員長天水行營少將特派員」、「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督察」等職；但這不是我的真實職務，而是我的掩護身份，是共產黨（有關組織的）領導人讓我去擔任的。在這些名義的掩護下，我曾策動大批漢奸部隊反正，編入抗日部隊序列；我曾掩護建立瀋陽地下電臺並蒐集了國民黨的大批重要軍事情報，報給共產黨……我不是「為敵效勞」，而是為共產黨效勞。我不是「蔣匪特務」，而是受共產黨派遣，打入國民黨高級軍事機關的地下情報工作人員。以上事實證明，我不是歷史反革命。
《起訴書》控告我為「現行反革命」的主要內容，是說我「（1957年）借黨整風之機，攻擊誣蔑黨的各項政策和政治運動，叫囂要殺共產黨人和推翻人民政權」。認定這條罪名的證據，都是從1957年報刊上抄下來的，也不符合事實。
例如，《起訴書》上引用的「人民生活提高的是過去穿破鞋進城、現在坐上小汽車的黨員和幹部」；「黨員起了監督群眾的便衣警察作用」；「今天的黨群關係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共產黨可以看看，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等等。這些話不是我的原話：報刊發表這些言論時，沒有經我同意，沒有經我簽字，是沒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為定罪的「證據」。另外，毛主席多次說：「右派問題是敵我矛盾，我們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既然把右派問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我在整風座談會上的發言，就不能作為定罪的「證據」。因此，我不是「現行反革命」。
儘管葛佩琦作了申辯，但那個時候，這種申辯毫無意義，沒有人會聽他的。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級法院還是以「犯反革命罪」判處葛佩琦無期徒刑。判決書指出：「查被告葛佩琦歷充蔣匪要職，積極為敵特效勞。長期充當蔣匪特務，發展情報人員，並親自蒐集我軍情報，報與敵特機關，參加鎮壓學生運動。」「（1949年後）對其主要歷史罪行又長期隱瞞，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舊惡，給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學擔任講師的重要職位。」「但被告卻相反，視人民對其寬大為可欺，死抱反動立場，堅決與人民為敵。乘黨整風之際，歪曲事實，顛倒黑白，向黨和政府展開全面進攻，竟然公然叫喊要殺共產黨人，要推翻人民政府。」故本院根據中共《懲治反革命條例》的規定，以犯反革命罪，判處被告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香港一家報紙對此評論說，葛佩琦作為共產黨打入國民黨要害部門的一名得力情報人員，是促使國民黨在東北戰場大潰敗的一個局外人無從知曉的因素，國民黨後來想懲治他而只能乾瞪眼，想不到共產黨自己卻幫了國民黨的這個大忙！
21年後的1980年12月10日，北京市高級法院開庭宣佈：1959年對葛佩琦的判決是錯誤的，應予糾正，葛佩琦無罪。那麼，葛佩琦的「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這兩料反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先說歷史反革命。葛佩琦是山東平度人。1933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曾任北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1938年加入中共，1939年後，多次接受中共指派，在河南、陝西、東北等地國民黨軍政機構中長期從事「特務」工作。比如1942年，他遵照中共指示，到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戰地聯絡組組長」名義任少將參議，赴豫東日本統治區做情報工作。中共的另一個「特務」熊向暉（胡宗南的貼身秘書）多次通過他建立的情報站送出絕密情報，使胡宗南進攻延安的過程中屢戰屢敗。1946年中國新年過後，中共西安情報站負責人趙耀斌派遣葛佩琦等4人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的司令部，任少將督察和東北通訊處長，將國民黨東北全部駐軍一覽表等機密情報，交給單線聯繫人李年，再通過秘密電臺源源不斷送給毛澤東。葛佩琦提供的軍事情報，對於中共打贏遼瀋戰役，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7年底，葛佩琦的聯繫人李年和中共組織關係的領導人趙耀斌先後被捕，下落不明，他從此斷絕了同中共的組織聯繫。葛佩琦先是到瀋陽想接上組織關係，即組織承認他是中共黨員。接待人員問他有沒有地下組織的介紹信，他說地下組織被破壞了，沒有。接待人員回覆說：沒有介紹信，不能接組織關係。之後，葛佩琦輾轉回到北京，到處找能證明他是中共黨員的人。1949年4月初，他在全國總工會碰見了分別近10年的入黨介紹人劉子久。劉子久介紹他去中共中央華北局組織部。這裡的一位工作人員對他說，這是歷史遺留問題，應該解決，並拿出信紙和信封，請他給能夠證明他的組織關係的人寫信。4月中旬，葛佩琦再去華北局組織部，得到的答覆是，根據調查到的材料，只能證明他入過黨，做過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他的單線聯繫人趙耀斌，不能恢復他的黨員身份。自此，1938年加入中共的葛佩琦，居然成了「黨外人士」。
再說現行反革命。1949年10月1日中共奪取政權後，葛佩琦被分到中國人民大學當物理教師。從1951年2月起到1957年，他幾乎每個月都要去見黨總支書記一次，要求調查恢復他的組織關係，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問題時間長了，問題複雜，不好解決。他還直接給學校黨委寫過三次申訴信，並把華北局經過「函調」、確認他入過黨做過地下工作的材料轉給學校黨委，但他始終沒有得到確切的回答。儘管如此，葛佩琦還是全身心投入到教學工作中，先後編寫了《物理學講義》，出版了《電磁感應》和《自然常識問題解答》兩部書。
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運動之前，一再鼓勵知識份子幫助中共整風，聲稱「知無不言，言不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當時，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先後三次邀請葛佩琦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葛佩琦自認為是中共黨員，怎麼能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呢？一請，不去；二請，不去；三請，不得不去了。他在發言說：「我不是作為黨外人士參加這個會的，是作為1938年就已經入黨的老黨員來向黨委反映意見的，我的黨籍問題，不是搞不清楚，而是你們對流過血汗的人冷若冰霜，像現在這樣的黨群關係，如果還需要做地下工作，群眾很難再保護我們，就會被敵人殺掉。」
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國人民大學繼續舉行座談會，教師們從不同觀點提出問題》的報導，葛佩琦的發言變成了「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6月8日，毛澤東讓《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正式吹響了「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號角。于是，葛佩琦成了最猖狂的右派的代表，全國上下家喻戶曉的第一個大右派。在《人民日報》帶動下，全國大小報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共誅之」的頭號反共人物，被「理所當然」劃成了「極右份子」！
1957年12月24日，葛佩琦在家中被捕，1959年6月29日，被判處無期徒刑。他的妻子朱秀玲副教授，從此病癱在床，他的小女兒在託兒所兩年沒人接回家。他的大女兒高考成績非常好，但沒有一所大學錄取，只好在家做家務。5個子女，老二是男孩讀書，老三，老四送給了親友，老五沒有送出去。1964年，在葛佩琦堅持下，妻子同他離了婚，5個孩子全部改姓朱。
1975年12月，在服刑18年後，葛佩琦沾了中共出於某種政治考慮「特赦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特人員」的光，被以國民黨少將身份特赦。幾經周折後，於1976年3月下旬回到北京。這時候，他已成了全身「沒有一個好零件」、雙目幾近失明的65歲的老人。
轉自「希望之聲」，文章略有刪改。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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