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26日訊】受軟禁的彭德懷一九六一年十月被允許回鄉一次。從地方幹部到普通村民都聽說他為老百姓仗義執言受了罪，給了他英雄般的歡迎。一兩千人湧到他下榻的老屋來看他，有的拖著半饑半飽的身子走了一百多公里路。人們跟他有說不完的話，彭德懷天天不停地講，嗓子都講啞了。
如果這時按黨章規定召開「九大」，毛有可能被選掉。文革中「四人幫」之一張春橋強道明瞭毛的擔心：「想想多可怕，如果運動〔文革〕前召開『九大』，很可能劉少奇當主席，毛主席做名譽主席。」
幹部們紛紛要求召開黨代會，討論這前所未有的大災難。毛澤東決定「九大」「不開了」。他想了個主意，開一個不存在選舉問題的大會。全國各部委、省市、地縣、大廠礦，都派第一、二把手等幾個人來北京開會。
這就是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中共黨史上規模最大的會議。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會議，因為大饑荒就是在會後停止的。可是人們至今不知道，這一成就的取得，是由於劉少奇在會上對毛搞「突然襲擊」。
毛召開七千人大會，完全沒有改變政策的意思。他在提議開會的時候指鹿為馬地說：「現在不是沒有東西〔指農產品〕，豬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來。」毛還說一九六二年要大抓一年，各方面都要「躍進」。毛想讓大會像橡皮圖章一樣認可他的政策，逼代表們回去繼續橫徵暴斂。
毛照老辦法把參加會議的人按行政大區分成小祖，由大區的第一書記掌握，使代表們在頂頭上司面前不敢亂說話。一月十一日大會開始那天，沒有開全體會議宣佈開幕，代表們每人領到一份事先準備好的《書面報告》，要他們在小組內學習討論。毛這是在給大會定調子。報告說：「我們的國內形勢，總的來說，是好的。」「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已經度過了」，「將進入一個新的大發展的時期」。報告提到「缺點和錯誤」，但具體是什麼？責任何在，非常含糊。
代表們得到通知，要講責任就只能講自己的責任，「不要把責任往上推，往下推。」有人給省委提了意見，被一棒子打回來，叫他們「發言要端正」。正如一位勇敢的代表給毛和中央寫信說的：開會就是「大家坐在那裡磨時間」。
磨時間毛很中意。會埸設在天安們廣場上的人民大會堂，輿中南海遙遙相望。毛在那裡有間套房，照他一貫的保密作風叫「一一八」。每天毛躺在大床上，由女伴陪著翻看大會簡報，看各組人都說了些什麼。他的計劃是一月二十七日來個僅此一次的全體會議，由劉少奇念討論後的《書面報告》，然後宣佈大會結束。這個過場一走，他的政策，過去的、未來的，還有他本人，就等於被大會集體認可。
一月二十七日，一個值得載入史冊的日子。在這天的全體會議上，一向謹慎小心的劉少奇，當著毛澤東的面，對著七千名中共政權骨幹，講了一番跟《書面報告》迥然不同的話。劉說，形勢不好，「人民吃的粗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麼夠。就是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劉又說：「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天災的確不是那麼嚴重」。他甚至暗示要重新考慮毛的治國方針：「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
毛澤東一貫把他製造的災難說成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劉少奇直接針對毛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毛馬上插話說：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這種地區不少。劉反駁說：「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劉的講話在與會者心裡激起強烈共鳴。有國家主席出頭，當天的小組討論就像洪水開了閘，與前些天大不一樣。幹部們爭先恐後地發言，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反對大躍進政策再繼續下去。激烈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
毛做夢也沒想到，自己親手提拔的劉少奇居然會來這麼一下。劉不念《書面報告》，是毛會前同意的，說劉可以「放開講一講」。毛的狂怒不難想像。但毛壓住怒火。劉顯然有七千名中共政權骨幹的支持，毛不能跟他們硬碰硬。他也不能把代表們現在就放走，要先把對他的損害減少到最低程度再說。於是毛裝作他跟劉之間並無不同政策的樣子，宣佈延長會議，對代表們說這是讓他們「出氣」：「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背地裡，他把最後一句改為「完全放屁」。
毛採取緊急步驟，把老搭檔、國防部長林彪即刻推出來保駕。一月二十九日，再開全體會議時，第一個講話的就是林彪。林彪大談這些年只是有「一些缺點」，是必要的「付學費」，說什麼「事實證明，這些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聽毛主席的話，那麼，困難會小得多，彎路會彎得小一些。」「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林講完後，毛第一個鼓掌，跟著自己向大會宣佈：「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林彪救了毛。
只是在這時，毛才膽敢威脅劉少奇。誇獎林彪後，他不陰不陽地說：「少奇同志的口頭報告，口說無憑，也請他整理一下。」「口說無憑」四個字，埋下了殺機。
林彪講話之後，毛叫各省領導和中央管農業的、管經濟的，一一上台檢討自己，承擔責任，為他開脫。
劉少奇明白事情糟了。據他夫人講，他喃喃地說：「林彪來，又那麼說，有問題。」掌握軍隊的元帥這樣百分之百地站在毛一邊，用的又是強詞奪理的專橫講法，立刻使代表們小心翼翼，不敢放開揭問題，更不敢抨擊毛。結果，大會沒有像劉希望的那樣徹底改變毛的政策。
毛總得對七千人有個交代，在三十日那天做了個「自我批評」，這是掌權以來的頭一遭。他仔細地遺詞造句，給人的印象是他在以高姿態承擔責任：「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但既然承認犯了錯誤，毛只好改變政策。他被迫容忍從一九六二年起，把徵糧指標大幅度降低。數千萬人因此免於一死。
二月七日，七千人大會一結束，毛就甩袖子去了上海，跟親信柯慶施待在一起。在隨後的日子裡，毛眼看著劉少奇和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對他的政策作了大量修改。雖然基礎性的核項目未受影響，但核潛艇一類昂貴而又不切實際的項目下馬了。軍工投資減少了，而對民生工業的投資大增。向世界推銷毛主義的努力也受了點挫折，一九六二年的外援幾乎等於零。毛的大把對外撒錢但凡知道點內幕的人沒有不心痛的，曾具體承辦對外軍援的總參外事局常務副局長朱開印說：「每看到一次援助協議的簽署後外國人的笑臉時，我內心就會產生一種對人民犯了罪的沉痛之感！」
對農業的投資史無前例。許多地方還實行「包產到戶」、「責任田」，緩解了饑荒，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就是在為這一政策辯護的背景下，鄧小平說了那句著名的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城裡人的工作時間縮短了。人民得以休養生息，多了一些家庭生活和個人支配的時間。不到一年，人民的生活明顯改善，也很少再餓死人。
中共政權甚至允許一批人出境。通常試圖越境的人抓住後不是勞改就是槍斃。這次當局在通往香港的邊界鐵絲網上開了個大口子，讓五萬人逃出去。那些天香港新界遍野都是人在跑，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往外跑。邊防軍還幫助把小孩舉起來送過鐵絲網。
一九六二年，中國享受著毛上台後罕有的放鬆的時光。劉少奇等人為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一千萬人平反，同時試圖給五七到五八年打的右派分子「摘帽」。文學藝術有了點欣欣向榮的景象。正是在這一年，班禪喇嘛敢於把他的七萬言書交給周恩來。西藏的狀況有了好轉，抓的人在放，有的寺廟在修復，藏民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得到些尊重。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突然襲擊」對毛的驚嚇，在毛掌權後還是第一次。毛最害怕突然襲擊，只有這才可能使他轉瞬間失去權力。毛恨劉少奇，恨之入骨。他也恨參加會議的人，因為他們跟劉站在一起，迫使他改變政策。復仇成了毛刻骨銘心的願望。這就是為什麼在數年之後，毛髮起文化大革命，讓劉少奇、與會的絕大部分人、以及他們代表的其他幹部，都飽受折磨，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就像江青所說：毛「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文革不光是復仇，也是大換班。毛看得很明白，現有幹部不願意按他的意圖來管理國家。他要清洗他們，換上另一套人馬。
參加七千人大會的不少人既佩服劉少奇，又為劉擔心。劉本人也知道，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轉折點，毛決不會饒了他。但是面對數千萬人繼續餓死的前景，劉少奇於心不忍，不得不鋌而走險。在這一段「非常時期」裡，通常沉默寡言、喜怒哀樂不形於色的劉，是不尋常的衝動，不尋常的慷慨激昂，有著「豁出去」了的氣概。
幾年過去了。劉少奇等人在著力於恢復中國的元氣，而毛澤東，他在策劃復仇。(待續)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