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是極權制度興起、為禍並衰亡的時代。
按照國際政治學界的共識，極權制度分為兩大類型，一個是以納粹德國為代表的法西斯極權制度，一個是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極權制度。列寧僅僅只是奠定了共產主義極權制度的基礎，而斯大林則在列寧的基礎上極大地發展了這個制度並將其推向了極致。如果說斯大林死後給這個世界留下了什麼政治遺產，那麼最大的遺產便是這種被其發展到極致的共產主義極權制度，或者說斯大林主義、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主義的特徵主要體現在以下若干方面：
首先是一黨專政。
斯大林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共產黨、蘇維埃、職工會、共青團、合作社以及其它社會組織組成了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共產黨是這個體系的「領導核心」，是無產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按他的說法，黨的指示和決議「具有法律效力」。「在我們蘇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我們的蘇維埃組織和其它群眾組織，沒有黨的指示，就不會決定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這個事實應當認為是黨的領導作用的最高體現。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專政』，是它的黨即無產階級的主要領導力量的『專政』」。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蘇共不僅把黨的領導原則寫進了黨章，而且還寫進了蘇聯憲法。蘇共十七大通過的黨章聲稱：「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機關」。1936年通過的蘇聯憲法更是明確規定，共產黨「是勞動群眾的所有團體及國家機關的領導核心」。
其次是個人獨裁，也就是斯大林獨裁。
列寧去世後，斯大林通過陰謀手段逐步清除了黨內各大反對派別，將原本分歸3大巨頭掌管的黨、政、軍大權獨攬到自己一個人的手中。特別是通過1936—1938年的大清洗，斯大林更是完全確立了自己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建立了不受任何約束的個人獨裁。
1941年5月，斯大林以黨中央總書記兼人民委員會主席（即政府總理），6月衛國戰爭爆發後又兼國防委員會主席，戰後取消國防委員會，他又兼蘇聯武裝部隊總司令。與此同時，斯大林把政治局逐步變成了凌駕於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委員會及最高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中央政府）之上的黨和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和權力中心。當中央全會不按期召開時，決定一切的實際上變成了政治局。而高居於政治局之上的「太上皇」則是斯大林本人。他握有的權力是俄國任何沙皇都不具有的，不僅包括全部政治權力和軍事力量，而且斯大林還把全部經濟命脈都掌握在自己手裡，使他能夠不受監督地，隨心所欲地支配全國的物質資源與財富。
據1971年出版的《赫魯雪夫回憶錄》透露：「無論是中央委員會、政治局還是主席團的常務委員會都沒有有規則地工作過。可是斯大林同他內圈的定期會議卻像鐘錶裝置一樣，到時必定舉行。」一般情況下，每隔二三天或者更多天，斯大林就要召見他在政治局的親信赫魯雪夫、馬林科夫、貝利亞、卡岡諾維奇等幾個人到他的別墅共進晚餐。通常是邊吃邊談，主要是斯大林獨自高談闊論，發號施令，與會者洗耳恭聽，邊聽邊記，心領神會，唯唯諾諾，誰也不敢輕易發表什麼新見，也顧不上認真吃飯。正如曾訪問過蘇聯的法國左翼作家吉德所形容的那樣，當年的蘇聯完全就是斯大林「一個人的專政」。
相比較而言，一黨專政是把一切權力都集中於一個黨，個人獨裁則是在這個基礎上更進一步，把一切權力都集中於黨的領袖個人，權力集中度更高。如果說一黨專政只是剝奪了黨外公民的合法政治權利，那麼個人獨裁就連黨內人士的這種權利也一塊剝奪了；如果說前者是對現代政治文明的粗暴踐踏，那麼後者則更有過之，危害更大。
第三是全方位的社會控制。
在斯大林的極權體制下，黨不僅控制了所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還牢牢的控制了人民的思想、價值和信仰，甚至包括他們的私生活，也就是說，整個社會和國家從政治、經濟到精神文化以至於人們的私生活全都是統一化和模式化的。就像蘇共史權威阿‧阿夫托爾漢諾夫所總結的那樣，「蘇維埃國家是在一個極權主義超級國家中發展起來的。在這個超級國家中，官僚階層不僅領導政治、行政、國民經濟、分配、文化和生活，而且領導蘇維埃人從搖籃到棺材的每一個行動。這是歷史上唯一以最嚴格的方式規定出自己的臣民的道德、感情、愛好與思想的國家。」
第四是警察國家恐怖政治。
在斯大林時代，除了掌握最高權力的斯大林，權力最大的就是秘密警察。他們被賦予了凌駕於黨和政府及法律之上的特權，可以隨心所欲地對公民進行監聽、監視、恐嚇、逮捕、暗殺、非法勞教和判刑。如果說在列寧生前，秘密警察還僅僅只是被用來針對普通民眾的，那麼到了斯大林時代，它的作用則被無限度地擴展到了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包括黨和政府的最高層。在秘密警察無所不在的陰影籠罩下，所有人都活得如履薄冰，噤若寒蟬，沒有一個人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
斯大林死後，赫魯雪夫雖然在蘇共二十大上發起了「非斯大林化」運動，但沒過多久，伴隨著他的下臺，這場運動也就戛然而止了。換句話說，斯大林雖然不在了，但斯大林主義在他身後依舊統治著蘇聯，只是套在人民頭上的緊箍咒較斯大林生前有所鬆弛而已罷了。
由於蘇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老大哥」地位，斯大林主義不僅深深地影響了蘇聯，而且被照搬到包括中國、東歐等其它共產黨國家，為禍劇烈，流毒深遠。不說朝鮮，即使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後的中國，今天也不難發現斯大林主義的陰影。
不過，隨著上世紀末蘇共的倒臺和蘇聯的解體，歷史已經明確宣判了斯大林主義的死刑。
號稱蘇聯「開放教父」的亞歷山大‧亞科夫列夫在1989年的一次採訪中曾這樣描述在斯大林主義蹂躪下生活了幾十年的蘇聯人當時的心態：「夠了！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須以一種全新的方式開始。我們必須重新考慮我們的概念，我們的思路，我們對於過去和未來的看法……此時人們已經無法再像過去那樣生活——那是一種無法忍受的恥辱。」
在這個意義上，斯大林主義其實不是被它的敵人埋葬的，而是被它自己埋葬的，被它不可避免地種下的種種惡果所埋葬的。（全文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