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一部四卷、120萬字的《五七右派列傳》問世。該書秉承「釐清真相，還原歷史」的原則，共有四百餘篇傳記，涉及1318名右派（含少數中右），重點介紹大陸各界、各路右派的劃右原因及受迫害經歷。作者申淵，本名陳愉林，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1956年加入中共，1958年在反右補課運動中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放逐內蒙古邊彊勞動。
上千個右派的悲慘故事，深刻揭露了「反右運動」的殘酷和中共的邪惡本質，其中被劃為「右派」的青少年所受到的摧殘，令人震驚又震顫。一名又一名被定性的年輕人，在錯愕中，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被發配勞教，有的從此邁向一條不歸路。
中共發動的這場運動，被指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波及了數百萬中國民眾。它所創下的黑色世界記錄，飽含生命的血淚、透著靈魂的哀歌。
佟信順－－向美國總統問民主
佟信順（1941—1960），北京人，家庭出身三代都是工人，根正苗紅。初中畢業後，佟信順進入北京冶金中等專業學校學習。1957年整風鳴放開始，佟信順出於好奇，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寫了一封信，請教他美國的民主是怎麼搞起來的。結果，就因為這封信，他被扣上「極右份子」的帽子，被押進了北京半步橋第一監獄，然而再送到茶澱農場進行勞教。
在茶澱農場，佟信順被編在趙文滔的小組。趙文滔是北大的學生右派，作為「犯人」擔任小組長，給予16歲的佟信順不少關照。趙文滔在其長篇回憶錄《傷害》裡，記敘了佟信順的遭遇。
「剛進入勞教農場，犯人要自報身份，讓管教幹部和其他犯人瞭解自己、監督自己。便於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佟信順自我交代自己的罪行說：『信擱郵筒了，不知怎麼搞的，信又回到了黨支部書記那兒了。書記說，就憑你給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頭子寫信，就能打你個極右份子，便把我送到這兒了。』他一片茫然，始終不明白出了什麼差錯兒。」
1960年，佟信順被調往別的小組，與關照他的趙文滔、劉佐漢分開了。「大飢餓」發生半年後，有一天，趙文滔在收工的路上看到了小佟。「他看到我以後，兩腿艱難地快走了幾步，趕到我身門窗囁嚅而結巴地說：『我，我，我餓，餓得晚上睡，睡，睡不著，兩退都不聽使喚了，走，走道都走，走不，不，不動了，我，我……』我回頭瞥了一眼，這是那個孩子嗎？今年應該是18歲了，該進入成年了，怎麼還是那麼矮小？…棉帽子的兩個護耳隨著走步，像兩隻翅膀，有節奏地扇動著，『翅膀』中間是一張小小的消瘦得隻一層乾癟老皮的臉龐，顴骨突起，兩腮陷下，面色黃綠，跟餓殍一樣。說話間已經感傷得泣不成聲。」
在這次見面後大約一個月，小佟倒下了，再也沒有起來。他的哥哥前來收屍，「哭得非常淒慘，反覆哭喊著一句話：『他還是個孩子呀，他還是個孩子呀……』」
趙文滔寫：「是的，他還是個孩子！孩子也被網進了『陽謀』政治惡網。還沒有成年，勞教了兩年，就被『餓刑』殘酷地輕取了他的小命！」
「噩夢醒了嗎」——李曰垓
雲南省昭通市的李曰垓，1941年12月23日出生，剛滿16歲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作為一名少年思想犯，從1958年元旦過後到1978年底，李曰垓總共度過了20年零8個月的勞改歲月，期間三次遭逮捕入獄，長期戴腳鐐手銬，曾關在單人牢房。有關他的檔案材料多達300萬字。公安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盛龍曾前往昭通採訪李曰垓的案情，在查閱其檔案和訪問有關人員後，寫出了報告文學《石板底下的一棵小草》。
該文的第一個小標題是「他是右派嗎？」作者寫：「李曰垓始終不知道自己犯有什麼錯誤，過了二十年後平反昭雪時，才知道自己有什麼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可是，這些言論，都是當時在整風中響應黨的號召，在本單位負責人多次動員下說出來的，是符合實際的，是一個純樸的公民向黨進忠言……」
李曰垓是一個「紅小鬼」。他13歲參加「革命」，後擔任昭通市專署機要員。1958年元旦過後，16歲的李曰垓被專署「下放勞動鍛練」。他背著行李，在冰雪中步行5天，趕到300里外的彞良縣大坪農場農場報到。到達時，場部管理人員告訴他：「你是右派，編入右派份子勞教小組，明天出工。」李曰垓聽了大吃一驚，自己怎麼會是右派份子呢？一個月後，他從農場逃跑，打算走路進京申訴。可是，他隻走出了幾十里，就被抓了回去。幾個月後，他又被捕、判刑6年勞改，刑滿後仍長期被囚禁，整個文革期間都關押獄中。
李曰垓恢復自由後，在網路發表專集《噩夢醒了嗎》。他寫道：「而且直到今天，我並未得到片言隻字的處理通知書，但殘忍的無期徒刑待遇卻實實在在耗去了我21年的黃金年華。這是真正的殺人不見血。」
李曰垓剖析指出，「反右」是暴力體製毒素分泌的必然，而非此運動染黑了體制：「作為反右運動的親歷者，我們有責任發言。五十年實踐檢驗，代價慘重而結論清楚，反右這場人禍是一起國家犯罪，也就是說，犯罪者利用國家機器來作案，大規模誣陷和殘害公民，從而把中華民族隔絕於人類主流文明之外。由於惡果嚴重威脅到民族存亡，反右災難在延伸22年之後才作了『半否定』，用不具備法理依據和政治內涵的『改正』二字來代替平反，特別是踐踏憲法第41條而不作善後處理，公然在道義上和法理上賴賬。反右的維護者自己不敢正視歷史和坦白歷史，又最恐懼人民從噩夢中醒來。但是原生態的史實證明，反右是一個跨越半世紀時空的系統工程，是暴力社會主義這個制度本身注定要採取的外在形式。並不是反右的一次邪風惡浪浸黑了這個政權，而是暴力政治體制所固有的毒液分泌出了反右運動。」
反右——浸血的記錄
著名學者胡平在《1957．苦難的祭壇》指出：「反右運動的實質是有組織的國家犯罪，是利用國家權力對公民實施誣陷直至剝奪人身權利和拘禁」。
2009年1月15日，李曰垓的「給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公開信」在網上發表。文章指出，「反右」是人類歷史上大規模的文字獄，作者並且探討了「反右」運動欠賬的的法理認定和解決方法。
李曰垓寫：「在長達21年至22年黑暗歲月的右派集中營中，精神奴役、人格凌辱、超負荷勞役的摧殘、累死、餓死、凍死、捆死、吊死、工傷、歐打致死、分化互殘、強迫離婚、逼使自殺等手段在全國各地右派集中營成為普遍現象，整死整殘的人數和精神傷害程度超過德國納粹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多少倍？這是一個無法迴避世界歷史考證的嚴峻課題。」
有關「反右」所迫害和波及的人數，作者引用了幾組資料，得出驚人的結論：「官方公佈：有公職的右派552,973人，1979年「改正」了的552,877人，整錯者竟達99.98%，而又故意留下96人不予改正，用以維持反右總指揮1979年講的那句「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的荒唐邏輯不准反駁。但這96人究竟有何滔天之罪，又不敢向國人公佈。另據2006年第1期《爭鳴》雜誌和網上披露：1958年5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的戰果是「打出」右派3,178,470人，其中右派集團22,071個，黨員右派278,932人，高教教職工右派36,428人，在校大學生右派20,745人，另有中右分子1,437,562人不在上述右派之內。這樣，「反右」殘害的總人數就達4,616,032人。」
2008年，《五七反右列傳》的著者陳愉林對大紀元記者表示，他之所以要寫右派歷史，就是為了揭穿中共的謊言。「共產黨害怕的不是小罵它，它害怕的是說清真相。因為中共的政權建立在謊言和欺騙的基礎上，最怕人揭穿謊言。」陳愉林認為，右派數字不止官方公佈的55萬，他的估計是約有120萬人。
《五七反右列傳》還破了另一項記錄–「右派份子」的年齡下限。原來，年紀最小的「右派」既不是佟信順，也非李曰垓，而是四川達縣一位五年級的小學生張克錦。當年，12歲的張克錦為鄰居的大字報配了一幅漫畫，鄰居被劃右後跳橋自殺，而這個小畫童經領導認定，冠以「右童分子」。1958年，張克錦被送獄七年。1979年，一份「改正通知書」送達至他曾就讀的那所小學，為他的「右派」生涯劃上了句號。
陳愉林說：「雖然我已經沉默了將近五十年，我看到我的前輩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威賽爾和蘇俄布拉格群島的倖存者索爾仁尼琴，為歷史留下的見證，我還有理由猶豫和逃避嗎？難道我要把這些刻骨銘心、震撼人心的故事帶進焚屍爐嗎？」
陳愉林表示，共產黨的做法掩蓋真相，試圖讓人們忘記過去，「共產黨認為你人很計較，大家忘掉算了，現在生活怎麼好，這就等於容忍他們重複犯錯誤。他們為什麼要封殺我這本書？就是這個道理：如果大家都明白真相，它的基礎就垮臺了。」
暴政的罪惡和歷史的沈重，由於諸多倖存「右派」和學者的勇氣，得以曝光世間。今天，不幸的是，相似的悲劇仍在上演，更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還在持續進行著。在中共的迫害機制內，人權罪行假「法治」之名大行其道。對於慘烈的現實，視而不見、無動於衷，都是在褻瀆良知和文明。中共的存在，是人類尊嚴的恥辱。反思過去，是為了看清真相，放棄幻想，徹底結束苦難，結束漫長的民族血淚史。
參考資料：
1．網刊《往事微痕》34期《李曰垓專集》
2．李昌玉，《十五少年打「右派」》，網刊《往事微痕》第88期
──轉自《大紀元》本文隻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