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12日訊】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審訊和受審，一個接一個的坦白大會，還有各種改造思想會議。用開不完的洗腦會來摧毀人的意志，將成為毛澤東統治的一大組成部分。所有休閒娛樂，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僅有的一點點個人獨處時間也不得安寧，那是寫「思想檢查」的時候。毛命令：「發動各人寫思想自傳，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叫各人將一切對不住黨的事通通講出來。」
毛還要知道每個人都從哪些管道聽到了，或向誰傳播了，什麼非官方的消息，把這些統統叫作「小廣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廣播」表。經歷過延安整風的李銳告訴我們：「很討厭的，你要寫聽說過對黨不利的話沒有，張三講的，李四講的，我自己跟誰講過什麼不好的話，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斷挖，不斷寫，不斷填。小廣播表欄，起了很壞的作用。」表上到底填什麼，何謂「不好的話」，故意不下準確定義，使人們在害怕心理支配下盡量多寫。有個人嚇得填了足足八百條。
抵制一概被當作特務的證據：「你既然沒什麼見不得人的，為什麼不能向黨匯報呢？」人們無法用隱私權來自衛，共產黨人摒棄一切私有制。有個行政學院，裡面的反抗情緒最高，在命令填「小廣播」表的大會上有人發問：「是否晚上與老婆講的話也要填？」引起全場竊笑。結果是發問者以及學院的大多數人都成了特務。毛澤東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宣佈：行政學院「除了一個人以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
通過填「小廣播」表，毛成功地讓人們互相告密，撕斷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紐帶，沒人再敢對他人發表意見。人們既然不敢傳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訊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緊緊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報紙、電台、信件部不允許，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險。訊息的枯竭帶來大腦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變去。既不能同別人商討，又不能訴諸白紙黑字，私下寫一寫也怕。為了表示清白，日記被紛紛交了出去。人們不僅不敢說，連想都不敢想。
經過兩年的恐嚇和洗腦，志願者們脫胎換骨了，從前充滿激情要為公正平等的理想獻身，如今演變成機器人。一九四四年六月，當延安關閉多年後外面的記者第一次獲准來訪時，重慶記者趙超構觀察到：「以同一的問題，問過二三十個人，從知識分子到工人，他們的答語，幾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問的，是關於希特勒和東條，還是生活問題，政治問題，他們所答覆的內容，總是『差不多』。」「但是，他們一致堅決否認黨和政府對他們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趙感到延安的空氣「幾乎使人窒息」。「在邊區時從無機會使我們解放開來大笑一場。我們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經經的臉孔，鄭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澤東先生時有幽默的語調，周恩來先生頗善談天之外，其餘的人就很少能說一兩個笑話來調換空氣的。」
斯諾夫人海倫對我們說，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時，人們還愛說笑話，看見毛澤東走過後有人還擠擠眼說：「上帝走了。」七年後，沒人再敢這麼說了。冷嘲熱諷，幽默，說俏皮話，發牢騷，都可能被打成「特務」。
毛要的不是志願者，不是自願投入的志願者。既有自願，就可能不自願。毛要的是機器人，一按電鈕，就按他的意志開動。他的目標實現了。
一九四四年初，蘇聯在對德戰場上進行大反攻，有望參與對日戰爭。打敗了日本，蘇聯就會幫毛打蔣介石奪江山了。到那時，毛將需要大批幹部。延安整風開始降溫。
中共情報機關此時著手甄別，看山一樣高的口供材料中，會有多少事實，到底有沒有真正的特務。這個過程很緩慢，飽受磨難的人們仍然不得自由，活在惴惴不安的痛苦裡。有一點情報機關從一開頭就能肯定：真正的特務嫌疑者不到志願者的百分之一。
其他根據地此時開始「抓特務」。毛要這些地區負責人從頭做起，把刑訊、坦白大會等一一過一遍。毛把情報機關關於特務嫌疑者不到百分之一的估計放大十倍，變成百分之十，聲稱延安「清出大批特務」。
又一年過去了。一九四五年春，毛確切得知蘇聯將參與對日戰爭，立刻宣佈大批解放受害者。
這些人中，不少已精神失常。中共元老薄一波回憶道：「那時我母親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裡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裡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什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我：『他們都是「搶救」的知識分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當時把逼人承認是特務叫作「搶救」他們。）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殺往往是唯一的解脫。有的跳城牆，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殺死然後自殺。自殺幾次才終於死去的為數不少，一個物理教師先吞火柴頭未死，再懸樑自盡。自殺未遂的人受到的無情待遇，從三五九旅政工幹部王恩茂的日記中可見一斑：「要一個同志來談話，因他坦白後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實行自殺，督促他寫檢討材料。」
自殺也是抗議的最激烈形式。一個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後，他的同志們把屍體埋在審判官的窯洞對面，含義很清楚：讓死者的魂靈天天糾纏你們！
據中共負責青年工作的蔣南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給中央的信，「此次搶救運動，是在知識分子黨員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濃厚的陰影，是相當沉重地打擊了黨內相當廣大的新知識分子黨員的革命熱情……很多人都明顯或不明顯地流露出一種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銳氣、青年的進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數同志消沉失望，到了喪失信心的程度。」
但是毛澤東毫不發愁，這些人會繼續為他服務，不管他們多麼痛苦。他們已經陷在中共組織的這張網裡出不去了。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人們只好依靠信念過下去，為了過下去，信念反而更加強烈。毛很精明地利用他們的理想主義，說他們經歷的一切冤屈都是為了救國大業所必受的考驗，是崇高的、洗滌靈魂的犧牲。「為人民服務」就要有犧牲，毛說。以後人人皆知的這句話就是在此時被大加張揚的。
毛要把受害者們送上前線打蔣介石了。為了緩解他們的怨氣、怒氣，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作了幾次公開道歉。在大會上，他或是摘下帽子鞠躬，或是舉手敬禮。但他的道歉總是措辭巧妙，好像是在替人受過：「我代表中央道歉」，「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一場整得人死去活來的災難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次延安審干，本來是讓你們洗個澡，結果灰錳氧放多了，把你們嬌嫩的皮膚燙傷了。」「黑夜裡的白刀戰，誤傷了自己的同志。」「好多人摔了一跤，希望爬起來，把身上灰拍拍乾淨，繼續工作。」毛還以老子自居，說：「老子打了兒子，就不要記仇了。」
毛說這些話時，聽眾常常流著眼淚，無可奈何的眼淚，一口氣終於鬆下來了的眼淚。他們中的大多數繼續為共產黨戰鬥，為這個殘酷地冤屈他們的制度戰鬥。他們幫著把毛送進紫禁城後，又整體地成為毛用來控制壓制中國人民的機器。毛創造這架機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歸根結底靠的是恐怖。所謂「延安整風」，更恰當的名稱應當是「延安恐怖」。
所有黨員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了一遍，包括那些沒有直接受害的人。他們得被迫揭發他人：同事、朋友、丈夫、妻子，心靈上跟受害者一樣受到永久性傷害。人人都得參加坦白大會，目睹可怕的場面。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中，害怕下一個輪到自己。無窮無盡的「思想檢查」對每個人的隱私都橫加踐踏。多年後毛聲稱：在整風中他並不只是整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實是百分之一百」，而且「是強迫」。毛澤東就是這樣建立起了他的權力基礎。
在整風中，毛命令每個黨員填「社會關係表」，把「本人歷史上各種社會關係通通填上去」。於是人人都有了一大摞檔案，毛從此掌握了國民黨可能滲透中共的幾乎每一管道，並且著手堵死這些管道。在即將爆發的全面內戰裡，國民黨像一面篩子任共產黨滲透，而共產黨卻是鑽不進的鐵板一塊。
整風的過程，就是準備全面內戰的過程。當初年輕志願者們參加中共，為的是抗日，不少人並不恨蔣。如毛所說：很多人「覺得國民黨很好，很漂亮」。王恩茂的日記記載：「老幹部抗戰後減弱了階級仇恨，新幹部對於蔣介石都有極大幻想」。蔣介石當時是全國公認的抗戰領袖。他與美，英在一九四三年簽訂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協定，使美、英放棄了在華特權（除香港外）。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事件，就連毛也不得不在延安舉行慶祝大會。蔣介石還使中國成為四強之一，跟美、英、蘇並列，做了聯合國安理會具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
毛利用整風抹黑蔣介石，成功地製造了對蔣介石的仇恨。抓特務是抓蔣介石派來的特務，所謂「日本特務」也說是為蔣介石服務的。毛就這樣為打蔣奠定了心理基礎。
在這期間，新疆發生了一件事。一九四二年，新疆統治者盛世才懷疑蘇聯和中共陰謀暗殺他，跟蘇聯翻了臉。蘇軍撤走，中共在新疆的人員，包括毛唯一活著的弟弟澤民，都面臨生命危險。他們再三請求延安讓他們離開，毛令他們繼續留下。一九四三年初，盛世才把毛澤民跟一百四十多名中共黨員、家屬關了起來，其中有澤民的妻子和兒子毛遠新，還有毛的乾女兒（也是未來的媳婦）劉思齊。
因為盛世才現在聽命於蔣介石，莫斯科一再要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向蔣介石交涉釋放他們。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二月十日集體給周恩來打電報要他同蔣交涉。可是，毛緊接著在二月十二日單獨給周發了一封電報，列出同國民黨交涉的具體內容，隻字不提釋放新疆被捕者。於是，周恩來在同國民黨代表的一系列會見、談判中，也就沒有提出這一要求。
林彪那時跟周恩來一道在重慶。六月十六日，他比周恩來先一步到蘇聯大使館去跟潘友新大使開會。他告訴潘友新，周恩來根據毛的指示，沒有向國民黨提出釋放新疆被捕人員的事。周恩來到後，潘友新問他，周說他在三個月前就給蔣介石寫了信，但一直沒有回音。潘友新向莫斯科報告說：周說這番話時，林彪「坐在那兒，頭深深地垂著」，周顯然在撒謊。事實上，周和林幾天前（六月七日）剛跟蔣介石會了面，蔣介石十分友好，但周恩來隻字未提釋放新疆被捕人員的要求。
為什麼毛指示周恩來不提釋放新疆被捕人員的要求？會不會是他有意促成一次類似皖南事變那樣的大屠殺，以激起共產黨人對蔣介石的仇恨？
毛澤民和兩個中共高幹在九月二十七日以陰謀武裝暴動顛覆政府的罪名被處決。新疆的其他被捕者後來經蔣介石批准釋放，返回延安。二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們被打成「新疆一百三十一人叛徒集團」。(待續)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 李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