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6歲的邵燕祥歡天喜地的迎接北平「解放」，繼而慶祝10月1日，對未來的美好社會充滿期待。作為一個知識青年，他「把自己信任票投給了共產黨，按照當時有些人的說法，我們『喝了共產黨的迷魂湯』」。
邵燕祥是著名詩人，在「反右運動」和文革中受到整肅迫害，被剝奪發表作品的權利長達20年。重新創作之後，他深刻反思歷史，剖析自己過去的思想歷程。歷經「運動」衝擊，這位體制內知識份子的文字感言，頗具震撼性。
在網上讀到兩篇邵燕祥的自述，一篇是2015年12月23日《南方人物週刊》發表的專訪，題為「邵燕祥：我的人生是失敗的人生文革是可恥10年」，另一篇是「1949和1976全民狂歡是大悲痛後才有的」（摘自《世紀學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原文標題為「邵燕祥自述」）。
邵燕祥的自述，對於未曾親身體驗過文革殘酷的後輩來說，提供了往昔的歷史圖像，是課堂上接觸不到的真實。而對於有著相似經歷的受害者，不論所持觀點是否一致，他的感受定會撞擊每個人的心靈，促使人們回眸思考。
在文革五十年之際，反思中共給個體與民族帶來的創傷，邵燕祥的心路，折射出沈重的聲音。
「黨」與個人
邵燕祥根正苗紅。1951年，他擔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記者和編輯，同時嶄露詩歌才情，意氣風發，用手中的筆歌頌社會主義「大好形勢」。
在一系列運動中，邵燕祥先是看著別人挨整，直到反右時，輪到了他。「土地改革，我是工作隊員；三反五反，我是『打虎隊員』；機關肅反，我是五人小組成員。此外，抗美援朝、思想改造，我也算得上積極份子，挨整都是別人的事。這一回反右派，輪到我了。」
邵燕祥於1958年2月被定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開除黨籍，撤職降級，下放勞動。
邵燕祥談到了集體和個人的關係。他說，「最大的革命集體就是黨，沒有解決好個人和集體的關係，就是沒有『擺好個人和黨的關係』，沒有做到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就是沒有做到一切以黨的利益為依歸，沒有百分之百地變成『革命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沒有完全泯沒了個人的意志、個人的思想。因為，領袖人物的個人和黨的『融合』使他們成為『黨的化身』，其個人的一言一行都代表黨；而普通人的個人和黨『融合』一體，就是化為『黨的馴服工具』了。
這是關於中共「馴服」個體的冷靜描述。此種「馴服」的完成，必須建立在完全泯沒個人意志的基礎上。因此，縱使邵燕祥之輩「披肝瀝膽」的一次次向黨獻忠誠，戰戰兢兢的自我批評、甚至揭發他人，卻總是達不到標準。因為只要個體良知尚存，就很可能被黨碾碎。中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一切以黨的利益為轉移，而非遵循天地間的普世價值。在這樣一個「黨」的領導下，個體們終究會迷失。即使徹底拋棄人性，也不能保證自己哪天不被「黨媽」拋棄。
文革與歷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紅色狂風，十年動亂，文化巨難，人性浩劫。
關於「文革」，邵燕祥在《人生敗筆》的序言裡懺悔：「在我，無論違心的或真誠的認罪，條件反射的或處心積慮的翻案，無論揭發別人以劃清界限，還是以攻為守的振振有詞，今天看來，都是阿時附勢、靈魂扭曲的可恥記錄。在我，這是可恥的10年。」
大陸知識份子對於「文革」的省思分為幾種類型。其中有一種人，在苦難過去後重回黨的「懷抱」，續寫讚歌。如邵燕祥這樣以「可恥」定位的並不太多。他勇於承認自己曾經「阿時附勢」，並為彼時的「靈魂扭曲」感到痛悔。
針對邵燕祥的自我救贖，章詒和自問：「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層又重新『復歸』到體制內『位置』的人。但為什麼我隻把自己看成是歷史犧牲品，而沒有意識到我也是歷史的『合謀者』？」
在痛苦與淚水過後，許多人都曾質問：是誰扭曲了數以億計的靈魂？是誰把民族推向深淵？中華大地，在過去67年裡，承受了最慘烈的滄桑，見證了最駭人的惡浪。中共製造的悲劇，罄竹難書。今天，中共仍然在繼續迫害知識份子和其他各界善良民眾。中共的邪惡本質，注定其無法與人類文明兼容並存。
民族歷史的真相，與每一個中國人息息相關。所有的個體，都是歷史的閱讀者、見證者、創造者。回望昨日的黑暗，面對今日的嚴峻，我們需要最嚴肅的省思，需要走出無奈和麻木，把握當下、選擇明天。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