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晚，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卡羅夫遭遇暗殺身亡，震驚世界。當時，正在現場的美聯社記者奧斯布里斯面對槍手，冒著生命危險，不停拍照。幾小時後，他所拍攝的圖片傳遍全球。他表示自己「有責任記錄事件」。
奧斯布里斯談到，他當時感到害怕，也知道槍手有可能轉向他。他的想法是：「我現在在這裡，即使我被打而受傷、或被殺了，我仍是一名記者，我必須做我的工作。我可以逃走而不拍攝任何照片……但是之後當人們問我：『你為什麼不拍照片？』時，我可能不知道要如何回答。」奧斯布里斯還說，他想到了多年來在衝突地區拍照時死亡的朋友和同事。
奧斯布里斯的勇敢舉動，是一道光亮，於災難中發散啟示。在戰火紛飛裡，在黑暗恐怖中，許多新聞工作者犧牲在職場，留下用生命刻出的永恆片斷。
良史實錄，最著名的例子，發生在公元前548年的夏天。那是春秋戰國魯襄公25年，齊國的大臣崔杼設計殺死了調戲其妻的國君齊莊公。齊國太史官拒絕歪曲事實，毅然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怒殺史官。太史弟執筆再寫：「崔杼弒其君。」弟又被殺。史官的二弟同樣秉筆實錄，崔杼只好作罷。兩千多年前，幾位史官的鮮血，鑄成經典的道德故事，流芳百世。歷史的記載，在真實和扭曲中穿行，檢驗世代人心。
2003年，攝影集《紅色新聞兵》由英國菲頓出版社以六種語言出版。這本畫冊收錄了中國攝影記者李振盛的幾百幅作品，記錄了從「四清」到「文革」的荒誕運動史，被評為「出版五百年後仍有人看的書」。十年動亂期間，李振盛在拍攝「正面」宣傳文革的照片的同時，也冒險拍下了許多「負面」的鏡頭。他共累積了近十萬張照片，以圖像見證文化和人性的浩劫。
據美國之音報導，當年，李振盛目睹哈爾濱一個東林教的喇嘛臺被拆毀，還看到極樂寺的和尚被批鬥。他說：「我想宗教也是文化，這不是在促進文化大發展，而是在毀滅文化呢。所以，我從那時開始產生動搖了，從原來衷心擁護，後來就產生動搖，促使我去多記錄，尤其那些負面的東西，不見報的東西，我都把它記錄下來。」「文革後來發展到我的親屬家裡發生被迫自殺的現象，包括我太太的父親；後來又發展到我也被批鬥了。當革命張開了血盆大口要吃掉自己的兒女的時候，我還能擁護它嗎？我還能繼續歡呼嗎？所以，我記錄的軌跡就更加深了。」
李振盛這樣小結：「如果說我此生有什麼成就可言，那就是我為世人留下了數以萬計的歷史碎片。敢於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稱得上是偉大的民族。」
文革結束已有四十年。令人遺憾的是，在那片土地上，攝影的自由仍是奢談。12月初，四川成都出現了嚴重的霧霾天氣，有網民發起「一人一圖反霧霾活動」。但是，大量關於霧霾的照片上傳後即被刪除，有發表陰霾照片的攝影師被派出所帶走，更有人直接被警告：不可拍天空霧蒙，隻許拍晴空萬里。網民胡先生批評當局說：「每個人都要行動的話，這個體制就會崩潰，中共就會被埋葬。所以關鍵的一點，他們已經達到神經末梢的緊張程度，攝影師你就是不能拍照，你哪怕呼吸死了，你都不能拍照把這個事情說出去。」
虛假的藍天，令陰暗大行其道。中共的邪惡統治，扭曲了民族的歷史文化，亦製造了駭人的罪惡。紅色專制的樊籬，掩蓋了無數真相，禁錮自由的聲音。在荒唐恐怖中，呈現真實，往往意味著承受風險、付出代價。此時，面對危險，是向前一步，還是退後沉默？
我們置身光陰的流轉，我們成就歷史的拼圖。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個人，在各自的軌道上塑造歷史，解讀歷史。今日，你我都是史官。昔日竹簡，化作文字、聲音、影像、畫筆、歌詠、舞蹈，描摹美麗醜陋，敘述善惡搏擊。挑戰邪惡，匯聚光明，以勇氣和意志，履行時代的職責，無愧於心。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