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共官方秘密檔案：大飢荒中農民搶糧與反抗

北京時間：2016-12-19 00:00

【新唐人2016年12月20日訊】1958-1962年間，是民間和中西方獨立學者認為的「大飢荒時期」，有至少3,600萬中國人被餓死。官方和非官方說法都有一個共識，就是中共發動「大躍進」、「浮誇風」和「共產風」是導致這一慘劇的主要原因。

曾有人質疑當年大飢荒的慘烈程度，理由是當時沒有出現大量的飢民搶糧和抗爭。針對這種質疑，2014年第8期的《炎黃春秋》曾刊登題為《大飢荒中農民的反應》的文章，描述了在大饑荒中農民為求生存搶糧和抗爭的多個事例。

大饑荒中搶糧事件不斷

文章稱，在大飢荒期間，搶糧事件在全國各地不斷發生。

如1959年4月11日，山東省長譚啟龍從濟寧給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及省委書記處寫信，並請轉報黨中央、毛澤東：「由於措施失當，生活沒有安排好，搶糧、鬧事此伏彼起，鄆城鬧的最凶，搶糧達130多起，有萬餘人參加，搶去糧食19萬多斤，有的結夥持槍到外縣搶糧，並打傷了人。3月22日，金鄉曾有100多人埋伏在公路兩旁劫車搶糧。」

5月31日，譚啟龍又給濟寧地委並西部地區各縣委寫信，說馬嶺崗公社「春節前後，社員交到食堂的糧食已經用完，有的食堂停夥，群眾情緒不安，有的準備外流，有的醞釀搶糧」，「春節以後局勢更加緊張，到處鬧糧緊，80%的戶數要國家供應糧食，大批勞力外流，近千頭牲口死亡，水腫病發展到1,800多人，扒樹皮、吃青苗現象很普遍，社會秩序混亂，搶糧鬧事此起彼伏。」

而在貴州，省糧食廳黨組書記、副廳長王民三在1960年12月的日記中也多次寫到搶糧和恐慌：

12月12日，「浮腫病一天天在發展，大街上搶糧、搶飯、盜竊時有發生。」

12月18日，「這幾天各地告急電話、電報雪片般飛來，病人、死人、搶糧、盜竊等等，多得我都看不完。」

12月27日，「據生活辦公室收到的報告，各地發生有十幾人、幾十人、幾百人搶劫糧食的事件，小偷小摸就更多。就連貴陽也是如此，在大街上走路時不敢拿著東西吃，會突然被人搶走。大家最擔心會發生更大的搶劫糧食倉庫的事件。」

1961年1月28日，王民三在日記中再次寫道：「看到中央一份材料講到遼寧省的情況，全省發生群眾性的搶糧事件3萬多起。瀋陽學生吃不飽飯舉行罷課，有的絕食鬥爭。農村吃糧標準只有二兩。」

在安徽省，《安徽省志．公安志》總結說：「經濟困難時期……哄搶事件尤其是哄搶糧食、食物的現象多有發生。

僅在1960年12月，安徽蕪湖專區發生大小搶糧事件180起，據查清的96起，統計搶走糧食3.6萬斤，1961年初全省又發生搶糧事件65起，搶走糧食萬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搶糧事件發生。搶糧事件主要發生在群眾生活困難大的地區。據淮南等13個縣22起搶糧事件調查，參與者5495人。

1960年12月，甘肅省公安廳和蘭州鐵路局聯合給甘肅省委的報告中指出，今年以來，鐵路運糧的車被搶、被竊十分嚴重。據統計1-11月共發生案件782起，其中搶奪、偷糧436起，損失成包糧食13.3萬斤……

1961年1月24日晨8時30分，甘肅省公安廳向甘肅省委、西北局政法組、公安部匯報：元月以來，我省鐵路沿線，特別是河西的酒泉、張掖、武威等車站和一些錯誤、困難嚴重的地區，群眾性的搶劫事件十分嚴重，據不完全統計，已發生500多起，損失糧食近百萬斤……涉及面越來越廣，規模越來越大，有些地方全局動盪，社會混亂。大部分縣、市和車站都發生了問題。武威車站由上旬的幾十人，發展到幾百人，到20日增至四千多人，由小偷小摸到成群結隊地公開搶劫，以至發展到整個列車被劫。

農民反抗地方志記錄表述隱晦

文章還稱，1958-1962的大饑荒年間，地方志的大事記中有大量的關於組黨、進行起義的記載，其中尤以四川、貴州、甘肅等省為多。這些記載，大多表述隱諱，語焉不詳，但也有一些透露出與缺糧、搶糧有關。

如貴州遵義專區多部縣誌就提到了所謂的「反革命組織」和「暴亂」：1959年11月，習水縣官渡人民公社和平管理區前豐生產隊轉業軍人李澤江、李銀江兄弟等為首組織的「中國工農黨、反產起義軍」17人被捕獲。「首犯李澤江、李銀江早在10月就公開與黨對抗。上級佈置徵購任務，他們不但不積極發動群眾運糧入倉，反而在群眾中煽動說『不解決口糧，還要運糧入倉』『要糧只有組織起來到官渡去背』。

1960年8月15日，織金、普定縣和六枝市交界地區，以代天榮、何昌雄為首組織「忠勇人民起義軍」，聚眾暴亂，搶劫商店、糧庫。暴亂波及4個公社。

四川涪陵專區石柱縣的記載，則明確指明反抗的目標是「搶劫國家糧食物資」：1960年12月25日，以陳樹清為首的百餘人，在黃水農場六大隊破壞電訊，吊打幹部，搶劫國家糧食物資。陳樹清在翌年12月24日被槍決。

而在甘肅省，1961年1月間發生哄搶糧食事件就達五六百起，損失糧食百萬斤以上，牲畜近萬頭，還有大批百貨，使交通陷於癱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