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12月13日訊】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距今已整整過去80週年。這次事變被認為是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一個轉捩點。儘管中共對這次事件大唱讚歌，但從事變發生之初，大陸學者就紛紛譴責這次事變是中國的「大不幸」。當時的清華大學教授聞一多甚至直指發動這次事變者是「叛徒」，他們這種做法「害了中國」。
聞一多課堂「跑野馬」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並未遠去的背影》一書中記載，西安事變發生幾天後，1936年12月15日，「清華大學教授會」舉行臨時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會議決定發佈《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
清華大學教授會的教授們，不但公開發表宣言，在課堂上也對張學良嚴加斥責。聞一多平時上課從不跑野馬，但西安事變後幾天，在一次課上，卻離開主題而大談國事，聲色俱厲。
張春風在《聞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說，這天聞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講臺，如對著仇人控訴一般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我要嚴厲責備那些叛徒，你們這樣做是害了中國，假使對首領有個好歹，那麼就不必再想復興，中國也要退回到民國二十年前大混亂的局面，你們知道麼？」
西安事變真相
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的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和時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軍統帥楊虎城，在西安扣押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中正（蔣介石），殺害保安和中央機關人員，迫使蔣停止剿共，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
隨著史料不斷披露，這起重大事件也逐漸呈現出本來面目。包括張學良自己在內的多人後來證實，張其實是中共黨員。1931年在他的東北軍兵力和裝備絕對佔優的情況下，擅自決定保存實力，不抵抗日軍入侵。5年後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是張在中共的密謀之下，打著抗日的旗號企圖綁架並殺害蔣介石，以此挽救中共的頹勢。
張學良、楊虎城的夫人和秘書都是中共黨員。西安事變中，中共原本希望造成殺蔣的既成事實，迫使共產國際承認。不料西安事變在國內輿論遭到全面反對，蘇俄也為自身利益強烈譴責中共的做法。這才迫使事件最終以協議方式落幕。
張學良自認「是罪人中的罪魁」
1991年，流亡美國的華人作家曹長青曾以中國東北老鄉的身份，與張學良在紐約暢談兩個多小時。曹長青說，張學良談了好多，範圍很廣，集中起來，有三點強烈感受，第一是張學良對當年發動西安事變很後悔。他多次強調自己「魯莽操切，膽大妄為」，並稱那是「背叛」，應獲死罪。
可佐證的是，這次交談兩天後，張學良在91歲生日祝壽會上做了情緒相當波動的講話：「《聖經》中保羅說，他是一個罪人，而我則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摸著良心，願為國家做些事，但我卻沒做什麼好事，」「除了一些是非之外，一生沒為國家、社會做什麼。」
二是他不講西安事變內情，說怕傷害別人。其實事件已過去55年，毛、周、蔣均已過世，當年的主角僅剩他一人。再談及這段恩怨，恐怕是怕觸擊他自己的內心創傷——悔恨情結。當年他執意陪蔣去南京，也知凶多吉少，但堅持要去，也是有負荊請罪之意的。幾十年皈依基督，面壁沉思，再加上目睹中共坐大後在中國大陸所為，他內心的痛楚悔恨之複雜情結恐怕不是常人所能感受到的。
這種複雜在於，他認為自己的方式方法錯了，但至今仍認為當時堅持的先聯合抗日(攘外)，自然就會「安內」的政見不錯。但用「捉拿」，用刀槍逼迫方式，對待自己最推崇的「領袖」，威脅其改變政見，對於張學良這樣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熏陶的人來說，恐怕內心深處難以接受。他幾次講「應槍斃我」，我是背叛，就是這種情結的宣泄。
三是他總是小心翼翼地迴避批評共產黨，無論貶、褒，都儘量繞開。即使踫上「六四」屠殺這樣的問題，也不予置評。對「六四」中共拿軍隊在大街殺害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在美國無論何種教派，都對此表示憤慨。張學良以基督徒角度迴避此問題，並非是寬容，話裡話間，明顯是繞開。
張學良多次拒絕中共邀請
張學良生前曾多次獲中共邀請訪問大陸，但均被張拒絕。對此，曹長青分析，張學良的苦衷在於，中共將西安事變視為歷史大進步，將張學良視為民族英雄，邀張去大陸，多是為其宣傳所用。而張經過幾十年沉思反省，認為自己這件事做錯了，是「闖了大禍」，自己是「罪人」，悔恨不已。
如果張去大陸，中共當面捧他為大英雄，他會非常尷尬。如他真實說出對發動西安事變的悔恨，也會使中共下不了臺。恐怕這是張學良的真正想法。
(記者文瑞綜合報導/責任編輯：曲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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