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本黨柏林敗選後不得不表示：如果可能的話，她希望時光倒流，以便重新制定其難民政策。因為近一年對德國有密集觀察，我認為，昔日「歐洲女王」的這番話，與其說是緣於她對難民政策有真正的悔意，不如說緣於王座不穩產生的危機感。因為柏林畢竟是德國左派大本營，那地方原本沒有德國選擇黨（AfD）一點立足之地，基民黨敗選可視為德國政治的轉折點。
默克爾的難民政策有民意基礎
有人將德國的難民困境歸因於默克爾一人，但我認為，德國陷入難民危機，有默克爾個人的因素，但她絕非一個人在「戰鬥」，支持她守住難民政策的支柱力量，主要有本國一眾左派，以及德國公法媒體罔顧事實的讚歌；給她信心的，是歐美長期奉行、且已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正確」霸權，以及世界左派的一片喝采聲。她在這些力量為她搭建的空中舞台上陶醉不已，璀璨的舞檯燈光讓她完全不願意看舞台下的冷峻現實。
默克爾宣布接收難民是在2015年9月5日，估計很多人都「忘了」兩個多月之前發生的一件事情。7月16日，德國電視一台一個談話節目中，來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裔難民小女孩里姆在節目中向默克爾陳情，她一家人從黎巴嫩到德國避難已經4年，很可能被遣返。針對里姆的述說，默克爾回答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有時，政治就是很殘酷。你要知道，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里有成千上萬人。如果我們說『你們都來吧』、『你們都從非洲來吧』，我們將無法承受。有些人必須要回去。」這一回答令里姆當場哭泣。這段2分鐘的視頻讓默克爾受到了洶湧如潮的指責，認為她太冷血。
8月24日，內政部屬下的移民局經政府同意，不再按德國基本法給予避難的個人權利的條款，對敘利亞申請避難者單個進行審理，而是給予所有敘利亞人庇護，將「都柏林規則」廢除，且移民局還將此內部操作方式於8月25日在推特上公開。此外，德國還撤銷了驅逐此前避難被拒的敘利亞難民的決定。9月5日，默克爾下令開放邊境，讓所有難民進入。她的這一決定得到歐盟委員會的支持，被譽為「尊重歐洲團結大局的一舉」，全世界的左派更是為之沸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多國政府首腦紛紛向默克爾表示敬意，並聲明要向德國學習，歡迎難民來本國。
面對這種排山倒海的讚譽，歐洲女王默克爾很難再保持冷靜，面對接收無上限的猶疑，她在9月20號信心十足地宣稱「我們能做到」。德國民間的「歡迎文化」成為主流，民調顯示，86%以上的德國人都表示歡迎，誰要是提出疑問，重則被罵為納粹、種族主義，輕則被斥責為沒有人道關懷。一些德國專家更是爭先恐後地論證：難民將極大地解決德國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甚至臆想出敘利亞難民中有不少醫生、工程師等受過良好專業教育的人。有報導說，根據聯合國高級難民專員的統計，如今身處希臘的敘利亞難民，竟有高達40%的人受過大學教育。他們中有很多人會說英語，這就減少了生活工作等交流上的障礙。而實際上，開姆尼茨工大的研究顯示：自願參加智力測試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難民，即對德國民眾所宣傳的「難民工程師」，實際水平只相當於實科學校水平。ifo研究所教育經濟學Wößmann教授的調查顯示，只有10%的難民是受過高等教育，其餘基本不會讀寫，是母語功能性文盲。
默克爾的名聲在這時達到頂峰，成為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呼聲最高的熱門人選。
「默克爾的客人」享有法外特權，應該怪誰？
難民到達接收國，其處事方式是在接收國政府與民眾的接觸中形成的。難民變成享有法外特權的群體，是政府主導，但不能說每道命令都是默克爾親自下達的，比如難民在商場拿東西不付費不算偷竊，應該說是各州政府的規定；凡難民的犯罪行為，包括搶劫、強姦、傷人、偷竊，媒體出於政治正確意識形態考慮絕不報導，這是多年來政治正確約束下的高度自律。不少地方政府徵用住房安排難民時，強行將原德國住戶（包括一些年邁退休老人）的租約解約。所有這一切，當然都會貼上人道標籤。
上述現象，我在《德國的戲劇：「政治正確」高於國家安全》提及過。難民們動輒就是「我們是默克爾的客人」，並以此提出種種不合理的要求，對醫護人員施暴，有的還高叫「真主至大」將刀架到醫生脖子上，要將醫生斬首，或重傷醫生，導致醫生住院，由於種種暴力行為頻發，有的醫院被迫為醫生集體訂購自衛武器，讓醫生帶著武器進手術室，不少醫生甚至害怕去上班。（《棘手的文件：極其的避難者暴力-越來越多的醫生購置武器》）凡此種種，只能說是德國社會慣出來的。
政治正確被發展到如此荒謬的程度，可以用今年24歲的德國左翼黨青年組織負責人瑟琳．格倫被三位難民性侵後的經歷為證。格倫在今年1月被性侵後報警，她先是向警察說謊話，稱是三位說德語的人搶劫了她。事件真相曝光後，她還在臉書發表一封給難民的公開信，聲稱「最讓我傷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們遭到更多的種族歧視」，「我不會眼睜睜地看著種族主義分子把你們視作問題」。一些女中學生被難民性侵後不報警，也是出於和格倫同樣的考慮。
被強姦者向強姦者道歉，並視此為人道情懷，恐怕也只有在德國這種特殊的政治氛圍下發生的咄咄怪事，考慮到這位女子是個職業政客，可以推想德國政壇左得離譜。
司法部門對難民的犯罪行為，也很少予以懲治。一位22歲的厄利垂亞人因各種犯罪行為被報案德國起訴189次，但總是被釋放。前一向，這年輕人又因犯罪被抓捕了，檢察官第190次要求法庭釋放他。（《190次被抓捕，190次被釋放-德國司法如此阻撓警局》）
動物農莊有句著名的話：「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難民潮以後，德國實現了這種「平等」。對難民這種法律上的特殊寬縱，既害了德國社會，也害了這位年輕人。因為犯罪者如果不需要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任何成本，其結果是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震驚世界的科隆新年性侵案（同一天德國漢堡，斯圖加特等十餘個德國城市，包括瑞典斯德哥爾摩也發生了類似集體性侵事件），就是在難民恣意犯罪且不受懲治的社會氛圍中發生的。
政治正確的子彈射殺帶壞消息來的人
如果說民眾缺乏眼光與通盤考慮所需要的知識，有專業素養的知識分子應該承擔起這種責任。但是，在政治正確這種意識形態的強大壓力下，很少有知識分子願意出頭。個別願意擔負起社會瞭望者責任的，往往被政界、媒體與民意三重壓力碎成齏粉。我在《德國的危機：「政治正確」下的媒體失靈》中以原柏林市財政部長、經濟學家、原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蒂洛．薩拉辛為例，講述了他被政治正確的子彈密集射殺的往事。2010年，薩拉辛出版了《德國的自我毀滅》（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通過對一些統計數據的分析，表達了這樣一種擔憂：由於大量移民湧入，德國正在走向毀滅。因為這本書，讓他遭受了滅頂之災。德國各界不在意他講的是不是事實，而在意他這本書的「政治不正確」。指責他的人馬當中，主力是德國政界和媒體，德國總理默克爾則是領軍人物。薩拉辛不僅被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局嚴辭譴責並辭退，猶太人社團對他進行嚴厲譴責，視他為不受歡迎的人。歐洲其他國家媒體也對他發出激烈批評。
短短20多天內，薩拉辛失去了社會聲譽、工作以及猶太人的族群認同，即使如此，民眾的憤怒仍然如波濤洶湧，不斷有民眾將其稱為「種族主義者」，要求其「閉嘴」。現在，薩拉辛當年的預言全部實現了，但德國朝野無人向他道歉。
有了薩拉辛被政治正確子彈射殺的先例，德國知識分子只能沉默。直到科隆性侵案發生後，才有一些人站出來陸續發表各種言論，討論難民政策的缺失。
在此我不得不提醒讀者，考慮到政治正確對德國民眾的裹挾力時，不要忘記漢娜．阿倫特在二戰後反思屠殺猶太人時，提出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平庸之惡」意指極權體制下人們在意識形態裹挾下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歡迎文化」雖然不是犯罪，但也是民眾在意識形態裹挾之下一種無思想、無責任的行為。反思歐洲難民潮的緣起，批評默克爾的時候，不要忘記在意識形態裹挾下大行其道的「歡迎文化」。
──轉自《美國之音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