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就是廢除高考制度。早在1966年6月上旬，報上就刊出北京女一中高三學生的一封公開信，其中提到要廢除高考制度，建議高中畢業生直接到工農兵中接受鍛煉，首先取得工農兵給予的「思想畢業證書」，然後再由黨從中挑選先進青年升入大學。緊接著，又有幾位人民大學的學生髮表公開信，呼籲學生走與工農相結合之路，建議招收工農兵優秀份子進入高等學校。7月24日，《人民日報》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發表了北京四中學生要求廢除高考制度的公開信，同時發表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高等學校招生取消考試，採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
事後我們不難發現，廢除高考制度的結果之一，是為中共特權階層獲取私利帶來了極大的方便；中共幹部子弟無疑是廢除高考的最大受益者。事實上，那正是中共當初作出此一決定的幕後原因。
在中共建政初期，高中生都很少，大學錄取率相當高，競爭很少。進入六十年代，高中教育大幅增長，大學越來越供不應求。那時候，大學的錄取率很低，因而圍繞著升入高等學校而進行的競爭也越演越烈。中共老幹部的子女，大都出生於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正趕上考大學的時候。既然上大學必須經過統一考試，因此，學習成績的好壞總是一道硬杠子，而在這方面，幹部子弟並不佔優勢。儘管當局十分強調政治表現，可是在當時，大家都是受到同樣的意識形態灌輸，不同家庭出身的同學大多有著一樣的價值觀，因此即便在政治表現方面，一般平民子弟－－包括所謂黑五類子弟－－也不比幹部子弟遜色。為了讓自家的孩子在競爭中勝出，共產黨便在學校里大力推行階級路線，也就是家庭出身歧視政策。藉助於所謂階級路線這頭一道關卡，共產黨輕而易舉地把「黑五類」子女排除於大學門外。然而升學考試這第二道關卡，卻又不可避免地會使一批幹部子弟名落孫山。文革初期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很重要的一條理由就是說它讓大量非無產階級青年進入大學，排斥打擊了「紅五類」子女。這表明中共特權階層對其子女已有的特權地位還不滿足，還力圖進一步擴大和鞏固。而廢除高考制度則正好滿足了他們的這一願望。無怪乎在最早提出廢除高考制度的建議以及對中央的決定最表贊同的學生中間，很大一批人都是中共幹部子弟。
這裡有兩個證據。
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時，香港出版了一本《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作者宋柏林，文革時就讀於北京的清華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創始人之一，其父是開國少將，當時擔任解放軍政治學院副院長。在1966年6月23日的日記里，宋柏林寫到：「回家與父親談了很久，爸爸說，在你們這樣的學校里，團結95%可能不大適當吧。並說那些右派學生如果搗亂，就應敲打。但還是要注意，主要是奪權，是打當權派。對右派學生，你們心裡都有底，一個成分，一個文化革命中的表現，就足以卡住他們，不讓他們升學，讓他們好好地改造。並說在學校里這些人是改造不好的。」
去年10月，香港出版了一本名為《當時年少曾輕狂》的紅衛兵口述史，其中一位口述者史劉輝宣，文革時就讀於北京四中，其父是老紅軍。劉輝宣講到：文革前兩三年，幹部子弟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受到上層越來越多地關注。「當時有一個很突出的情況，就是共產黨覺得自己的子弟在學校里的學習不是一般的差，不但和高級知識分子和資本家的子弟比，就是和普通家庭的出身的學生比，也不很理想。這就引起了中央層很深的顧慮。」
這就是中共在文革中要大力實行階級路線以及廢除高考制度的幕後原因。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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