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9月1日起，中共軍網開始刊登「軍事解密」系列，首個系列講述的乃是中共「紅色特工」，其中就包括中共絕無僅有的「五方特務」袁殊。其「五方特務」的意思是除了為中共提供情報外，還同時兼有中統、軍統、日偽以及青紅幫成員等多重身份。
這樣的人物在近代歷史上十分罕見，不過，軍網沒有披露的是他可悲的下場。筆者文中的若干史料來自顧雪雍撰寫的《我所知道的「五方特務」袁殊》一文。顧雪雍的舅父惲逸群曾任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社長，中共華東局政治秘書，是袁殊的結拜兄弟，因此了解不少內幕。
誤入歧途成為「五方特務」
1911年出生於湖北蘄春的袁殊，早在上海立達學園讀書時，就接受了「無政府主義」思想，參加學生無政府主義團體「黑色青年」。16歲時參加北伐戰爭，左傾思想出現端倪。之後留學日本，學習新聞學，並開始接觸馬恩思想。回國後，他擔任了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常委，創辦左聯刊物《文藝新聞》周刊，並積極發表著作和譯作，宣傳馬克思主義。
不久，袁殊離開左聯，1931年加入中共並參加了中共中央特科，在中共另一個有名的特務頭子潘漢年手下從事情報工作。潘漢年要求他逐漸退去左的色彩，變成灰色人物，打入國民黨上層。1932年春，通過表兄賈伯濤的關係，袁殊見到上海市社會局長、中統頭子吳醒亞，打入了中統內部。後來他由吳醒亞介紹，成為新聲通訊社的記者，從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記者招待會，並在期間認識了日本駐滬領事館的副領事岩井英一，這也使他獲取的涉日情報又快又准。岩井後來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際費」。
為了獲取更廣泛的情報，袁殊還加入了上海有名的青紅幫，成為和杜月笙等人平起平坐的兄弟。1937年6月，潘漢年以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自此，袁殊在潘漢年的領導下，為中共輸送多方情報。
抗戰全面爆發後，袁殊與日本領事館的關係，引起了國民黨情報機關的重視，他也因此獲得了軍統身份，由戴笠親自任命為軍統上海區國際情報組少將組長，後來他還出面組織了專門懲辦侵略者與槍殺臭名昭著的漢奸的行動，並得到了軍統局的獎勵。其後，因身份被南京偽政府特務組織識破，袁殊差點被處死。在生死關頭，岩井將其救下。為感謝岩井救命之恩，袁參加了日寇的特別調查組和後來的日本特務機關「岩井公館」，公開了漢奸身份。
至此，袁殊成為了擁有五方背景的「五方特務」，但其核心還是為中共服務。
為中共提供大量情報
有著如此多重身份的袁殊，從「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直至1946年，為中共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他甚至利用日本人岩井英一的錢為中共設立電台、提供活動經費。彼時，「岩井公館」幾乎成為中共的情報工作據點。他從日本人手中獲取的情報包括遠東慕尼克活動、蘇德戰爭爆發後日本戰略動向的變化、日偽內部的人事更迭、蘇南日軍的兵力部署和清鄉行動具體時間，等等，而他交給日本人的情報則沒有什麼特別價值。
中共依據這些情報，建立了通往中共根據地的秘密交通路線，方便人員進出，而栗裕部隊則憑藉及時的情報，跳出了日偽合圍的「籬笆牆」。
至於給國民黨軍統的情報，袁殊則是由選擇性的。但他亦接受軍統的命令，還為軍統組織了兩次特別行動，比如暗殺日偽特務頭子李士群等。
在日偽期間，袁殊的種種努力，很受日寇讚賞，於是安排他在汪偽政府中擔任許多重要偽職，如清鄉政工團團長、教育廳長、宣傳部長、保安司令等，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他成為僅次於汪精衛的大漢奸。
參與屠殺國民黨報人
根據顧雪雍的文章，袁殊之所以能得到日本人的信任，還在於他幫助日寇鎮壓抗日報人。在江浙等省淪陷，上海的外國租界成為被日軍包圍的「孤島」後，堅持留守上海的國共兩黨抗日報人，為抵制日寇新聞檢查的要求，紛紛聘請外國人當掛名老闆，出現了10多家「洋商報」。日偽政府於是採用恐怖手段來對付抗日報刊和報人，先後有近40位報紙總編輯、經理、主筆、記者、編輯遭到殺害和綁架，大多數報社遭炸彈襲擊，恐怖氣氛瀰漫上海。
後來人們發現，遭難的報人全是國民黨報紙的人，被炸的報社也都是國民黨方面的報社，而中共的報社和報人卻都安然無恙，於是人們漸漸將懷疑的目光集中在袁殊身上，因為日偽特務是不了解報界情況的，而名記者袁殊是中共黨員，很可能是他向日偽提供了施暴的黑名單。
這說明，袁殊為實現黨性而不惜泯滅人性，殘害抗日的昔日的朋友們，而這背後折射的是中共假抗日、真破壞的險惡用心。
代表中共與日軍秘密談判
1955年潘漢年被捕時，官方公布的罪狀是：「瞞著黨私自會見汪精衛，違反黨紀，造成不良影響。」事實上，潘的真正罪名是在毛的授意下，與日軍秘密談判。
顧雪雍在文章中披露，抗戰開始後，毛澤東深感與日軍作戰只會吃虧消耗實力，就制定了「聯日反蔣」的謀略，並緻密電給新四軍政委饒漱石，讓其派人代表毛與日軍談判。
饒把這個任務交給情報部長潘漢年，潘隨即赴上海「岩井公館」找他的搭檔袁殊，再會見日本特務頭子岩井，然後他們三人再去見日寇派駐中國的最高特務機關「梅機關」首腦影佐幀昭少將。岩井和影佐早就與潘漢年有「交換情報」的親密關係，互相熟悉，現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報員而是「毛特使」，就優禮有加(給他特別通行證，讓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館」領取大量活動費，在最高檔的匯中飯店開了房間給他居住)，在舉辦歡迎盛宴後會談3天，達成了重要默契，寫了會談紀要。
紀要主要內容是：日軍與中共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互相和平共處；中共負責保護鐵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壞；中共可到日佔區採購戰略物資；對中共開放長江封鎖線，中共人員物資可順利在長江兩岸通行等。這些默契使雙方獲得極大好處：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隊威脅，得以抽調大量兵力通過鐵路進攻僻處西南的國軍和東南亞盟國軍隊；中共則不再擔心日寇掃蕩，開始在日佔區後方攻佔所有國民黨抗日根據地，使中共大大擴張了地盤和軍力，為後來推翻國民黨政府奠定了基礎。
談判結束後，潘經影佐批准，並由影佐指派偽江蘇省長兼汪偽政府警政部長的特工頭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會見汪精衛，通報了會談內容。
潘漢年代表毛與日寇談判，袁殊既是翻譯，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毫無疑問，潘的這些活動，全都受命於毛澤東，潘漢年和袁殊都是為毛的賣國行為背黑鍋的。
改名但抹不去印記
由於袁殊的成功偽裝，國民黨一直都沒有識破其真實身份。抗戰勝利後，袁殊被任命為忠救軍新制別動隊第5縱隊指揮和軍統直屬第3站站長，並被授予中將軍銜。直到1946年初，國民黨方面才知曉袁殊去了中共的根據地，「抗戰有功人員」袁殊立即變成了「共黨漢奸」。軍統對袁殊下了通緝令，並派人去蘇州抄家。國共「雙十」協定簽訂後，袁殊隨軍北撤。
時任華東組織部部長的曾山、也就是曾慶紅的老爸親自找袁殊談話，讓袁殊暫時改名，跟他姓曾。從此，「曾達齋」的名字一直用了幾十年。此後，他在山東、東北、大連等地從事策反和在遣返日本軍人僑民中收集情報等工作。然而，名字雖然改了，但歷史的印記無法抹去。袁殊的餘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坐了二十多年中共的牢
中共建政後，袁殊來到了北京，轉到了李克農的情報部門，做日美動向的調研工作。其上級潘漢年每次到北京開會，兩人都會見面。最後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飯店看潘漢年，潘十分傷感的說了一句：「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
果不其然，潘漢年很快被逮捕，受其牽連，袁殊也隨後被捕，判刑12年，惲逸群判刑10年。1967年期滿，正是「文革」，袁又再度被押8年。1971年，袁殊在秦城監獄寫下「豪情自負忘生死，毀譽一生甘自羞」的詩句，不知道他為何而「羞」。1975年5月出獄後，又被送到武昌大軍山的一個農場，進行勞動改造。1980年回到北京。其妻子離婚後再嫁，文革中不堪批鬥而自殺，兩個兒子與他劃清了界線。而潘漢年早已病死在湖南勞改茶場。
受潘、袁案牽連的共有2千多人，這是中共炮製的又一大冤案，而根本原因是潘和袁掌握了毛勾結日寇破壞抗戰的賣國罪證，毛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聲，必須將知情者滅口，而這是毛一貫的殘忍作風。
死前常嚎啕大哭
文革結束後的1982年，袁殊被中共平反，但精神狀況不佳。據惲逸群回憶：「有一年春節，袁照例邀請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飯慶賀新歲，大家坐在他家客廳裡等他，袁從樓上卧室走下來，走到樓梯一半時停下，突然嚎啕大哭起來，等一會走下與大家見面，又談笑如常，好像沒有發生過這一幕，大家也不問他，因為大家明白，經常變臉使他心理扭曲，變得悲喜無常了。」
晚年，袁殊回憶幾十年曲折多變的經歷，幾十年的坎坷苦難，精神時時受到折磨，最後竟像瘋子一樣大叫大喊，大哭大鬧，狂燥不安。1987年11月26日，袁殊死於北京，應了潘漢年那句讖語：「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