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社會撫養費」一詞再度成為各大媒體新聞版塊中頗為惹眼的一個熱詞。4月21日，《第一財經日報》開篇就寫道，「每年徵收額高達數百億元的社會撫養費到底去哪兒了？民眾對這筆特殊資金的用途一直存在質疑」。就在同日，另有媒體刊發並轉載了《社會撫養費被曝用來給計生幹部發獎金、買養老保險》一文，文中稱「江西省修水縣社會撫養費支出和徵收標準混亂，出現未按規定上繳國庫、擅自挪用資金等問題」。
事實上，類似的問題又何止出現在江西這一地？國家審計署在公布的審計報告中已明確指出，「全國9省45個縣未按規定上繳國庫的3.19億元社會撫養費，大多被當地截留、挪用、坐支，最終為各種津貼獎金、招待費、交通費買單」。面對如此非偶然、非個案的審查結果，明眼人或早已是心知肚明。此外，對該費用的去向也有明文規定，「全部金額上繳財政，再由財政按一定比例返還」。在「官官相護」的體制下，人們普遍認為，這種處理方式無異於「左手倒右手」。再加上「90%返還給當地計生部門」，也就可想而知，「社會撫養費成了『唐僧肉』，利益均攤，誰都可以從中咬上一口」的局面最終得以出現，也不過是一種必然。
既是必然，就無需再做無謂的爭辯，儘快廢止《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停止徵收顯然是當務之急。儘管2014年底已有14位律師聯名致信國務院，提出「廢止」的訴求，然而，一些為體制發聲的專家仍在迴避對「收費本身合法性」的探討，只將話題引向「收費程序」是否合規。他們認為，「解決眼前的問題，社會撫養費先要公開化」，「包括收取的公開，也包括支出的公開」，「其徵收程序、執法手段也應充分法治化、透明化，並引入外部監督的力量」。
這話本身不錯，但問題卻在於公開了又如何？對「一黨」體制下的官員來說，挪用公款根本就是有恃無恐。若說有一天真能「引入外部監督」，毫無疑問，老百姓定然會夾道歡迎，但那些習慣了中飽私囊、貪腐成癮的官員又將如何反應呢？或許，這問題本身就自相矛盾，將官位視為撈錢渠道的他們又怎會賦予民眾監督的權利？要知道，「獨立的監督」一旦出現，也就意味著「集權」在中國解體。
說來說去，這些人在社會撫養費上談公開、談監督，不過就是在拖延廢止的時間。無論程序被公開，還是數額被公開，其結果都與人們的想像毫無二般，這筆錢逃不出貪官的魔掌。正因為這一結果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放開二胎的政策才會應劫而生。有數據隨之和盤托出，「未來徵收對象，三孩及以上超生家庭數量極為有限，可能只有4%左右，每年不超過百萬人」。面對著終有一天無錢可收的局面，計生部門恐怕就得想好下一步的出路了。因此，有人提出，計生辦是否要考慮精簡、裁員，甚至「是時候將社會撫養費的存廢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了」？
繞了一圈，這不還得回到「廢止」上來談嗎？重要的是，這項費用之所以需要廢止，絕不是因為有關部門可撈的油水和好處越來越少，而在於建立在「計劃生育」這一滅絕人性的政策基礎上的懲罰性收費根本就是違背人權價值、毫無公理可言的。人口眾多就能成為強制墮胎、絕育的正當理由嗎？多生孩子的家庭就搶佔了只生一個孩子的家庭的資源嗎？
這種邏輯不僅可笑，並且放置在中國也說不通。中國人口眾多不假，但常常集中在資源優渥的一線、重點城市，而這類城市恰恰也是權貴聚集、資源被其壟斷的地帶。中國由人引發的問題中，「多」只是一面，而更重要的則是被洗腦之後的公民素質之差。在政府的宣傳中，人作為資源的消耗者常常被視為是負面的因素，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人也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社會力量的貢獻者。可悲的是，中國的人口非但沒能被智慧的善用，反而時刻遭到利用、甚至是欺凌。此外，真正在中國消耗資源、破壞環境的，也並非是為數眾多的老百姓。
遍觀世界，以國民為本的國家向來尊重人的自由、賦予人平等的機會。從國民生幾個孩子的自由都沒有的情況來看，如今的中國實在算不上是一個以國民為本的國家。哪怕不跟它國比，就跟自己的傳統相比，中國人也都一直享有著「子孫滿堂」的福祉和權利。直到半個世紀前，一頂「超生」的大帽子扣下來，中國人的福氣便突然成為了恥辱，人們還要為之受到經濟上的懲罰，想起來都覺得可笑無比、荒誕不經。既然如此荒誕，就讓它早停了吧！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