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4月15日訊】（新唐人記者何雅婷綜合報導）2016年4月14日，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向媒體透露，2014年由香港支聯會開辦的「六四紀念館」將於今年9月前關閉，閉館的原因是受到政治及資金因素影響。
這座全世界首座以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為主題的紀念館，位於香港尖沙咀一處商業大廈的五樓，館內以展出「六四」時期的錄像和照片為主。自開館以來累積的2萬名遊客中，超過半數來自中國大陸。
何俊仁透露，紀念館從成立以來，就一直在和大廈法團打官司。他認為，表面上來自租戶的抱怨，其實背後是有政治目的。而大廈管理單位堅持要對到訪紀念館的遊客進行檢查並留下紀錄，這些做法使一些中國大陸遊客卻步。
BBC報導稱，香港支聯會目前正在物色新的展覽空間，但目前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落腳處。
「六四屠殺」的政治陰影至今未散
六四事件又被稱作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或是八九學運，歐美國家則以天安門廣場抗議（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或天安門廣場屠殺（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稱呼這次事件。
27年前，中共當局為鎮壓在中華大地上蓬勃發展起來的大學生民主運動，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和坦克血洗天安門廣場，屠殺了在那裡絕食請願的數千大學生和北京市民。中共政府始終沒有公佈在這個事件中的死亡人數，但北京紅十字會醫院曾經公開承認，六四事件發生後的數天內，在该院接受搶救而最終死亡的人數超過了一千人。
周德平，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碩士研究生，1989年6月3日晚獨自外出，遭戒嚴部隊掃射，頭部中彈，死於同仁醫院。同年7月6日由校方確認，8日遺體被火化。(丁子霖名單no.118)
北京體育學院畢業生方政，1989年6月4日凌晨6時沿西長安街撤出天安門廣場時，為救某學妹被坦克追碾。「我的上半身被夾在坦克兩條履帶中間，兩腿不幸被坦克碾壓，履帶上的鏈條絞著我的腿及褲子，將我拖出了很長一段路，我奮力掙脫出來滾到了路邊……」多年後，死裡逃生的方政在海外公開講述了自己在六四事件中受害的經歷。
六四過去27年 中共依然嚴厲封殺
1989年力主進行政治、經濟全面改革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遭到中共黨內保守勢力的圍攻而黯然下台，同年4月15日猝逝。大批北京市的學生與民眾自發前往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在部分大學生主導下，原本的悼念活動轉向要求中共當局對抗通貨膨脹、處理失業問題、解決官員貪腐、政府問責、新聞自由與結社自由等政治訴求。
期間，最多有10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參與示威活動。由於中共當局始終沒有認真回應上述政治訴求的誠意，5月中旬，北京大、中學生發起更為激進的廣場絕食行動，促使中國400多個各地城市陸續集結抗議，藉此表達支持態度。
5月20日，中共政府宣佈北京市實施戒嚴，並調動多達30萬兵力前往北京市。最終中共軍隊在6月4日控制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死傷的大學生和北京市民至少數千人。
之後，中共政府大規模逮捕示威民眾和支持者，並鎮壓其他地區進行的抗議活動。中共当局還嚴格控制國內新聞媒體的事件報導，並禁止外國記者將相關照片和採訪影像發送至國外。國際社會則強烈譴責中共政府以武力鎮壓示威民眾，許多西方國家對中共政權採取了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等政策。
到今天近27年過去了，在中國，「六四事件」依然是中共嚴厲封殺的禁忌話題，但不少當年曾親身參與了中國民主運動的倖存者後來流亡到海外，六四事件的真相也得到了較為全面的披露。當年曾參與搶救受傷學生和民眾的北京軍醫蔣彥永大夫曾證實，當時軍隊使用了俗稱「炸子」的達姆彈，許多六四受難者就是死於這種國際禁用子彈的射擊。
六四事件導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被免去所有職務，許多同情學生抗議活動的官員也被降級或免職，中國的民主化運動還在萌芽狀態即被中共的搶彈坦克無情扼殺。事件平息後，大批曾參與六四事件的人士流亡海外，並被禁止返回中國大陸。
被中共通緝的六四學運領袖今何在？
2014年6月4日，為紀念中國這場以慘烈方式夭折的民主運動，《紐約時報》發表專題報導，梳理了「六四事件」後21名被通緝學生領袖的現狀。
1989年6月13日，「六四事件」發生一週後，北京市公安局發布了一份通緝名單，上面羅列著21名學運領袖的姓名和照片。最終，21名領袖中14人被捕，其他人則逃離中國。
14名被捕的學生領袖中，王有才、周鋒鎖等人在服刑結束後獲准離開中國，主要生活在美國或台灣，有幾人皈依了基督教。14人中有6人在獲釋後依然留在中國，他們都放棄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各奔前程。
以下是部分學生領袖的簡介和他們如今的狀態。
王丹：1989年是北京大學大一學生。6月4日鎮壓後曾藏匿了一段時間，最終於1989年7月2日被捕，被判處4年有期徒刑。獲釋2年後，因請求釋放其他因參與抗議而被監禁的人而再次被捕，被判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獲刑11年。1998年王丹被保外就醫。同年晚些時候，他離開中國，入讀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他現在是台灣一所大學的教授。
吾爾開希：維吾爾族人，1989年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大一學生。六四鎮壓後，他成功逃亡到了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後來曾入讀哈佛大學和聖拉斐爾市加州多明尼克大學(Dominic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現在吾爾開希是台灣的一名投資銀行家。在21名學生領袖中，他依然是最猛烈批評中共政府的人之一，並一再被禁止回國看望家人。
劉剛：1989年時28歲，是北京大學畢業生。天安門鎮壓15天後，他在河北省北部被捕，並因「反革命罪」被判刑6年。1995年獲釋，次年飛往美國，得到美國的政治庇護並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此後，他長期在華爾街工作並堅持撰寫博客。2011年，他在一場離婚訴訟案中公開指控妻子是中共間諜，之後就失去音訊。
柴玲：1989年時是北京師範大學的一名兒童心理學研究生。鎮壓運動之後，她與前夫——另一名被中國通緝的運動領袖封從德躲藏了10個月。隨後，他們經香港逃往法國。她後來搬到美國，兩人離婚。在哈佛大學獲得商業學位之後，柴玲與出生在美國的丈夫開了一家軟體公司，後皈依基督教。
周鋒鎖：1989年時是清華大學物理系大四學生，是當時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領袖。通緝名單公佈那天，他被妹妹和妹夫告發。在被關一年後，他於1995年離開中國去了美國，在芝加哥大學獲得了一個研究生學位。2003年，他成為一名基督徒，近年在金融領域工作。
熊焱：1989年時是北京大學法學研究生，還是被選出來與中共政府協商的代表人中的一個。六四鎮壓後，他公開宣佈退黨。他被逮捕並關了一年半。獲釋後，他乘坐漁船逃到香港，1992年獲得美國庇護。後皈依基督教，在馬薩諸塞州戈登康維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學習，並成為了美國陸軍的一名牧師，在伊拉克服役。
5.3萬張「六四血卡」的背後
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被鎮壓後，為了讓有機會逃出海外的中國學生免遭中共後續的政治迫害，美國政府決定向所有1989年6月4日至1990年4月11日之間在美國停留過的中國公民發放美國綠卡，美國國會為此還特別通過了《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1992》簡稱「CSPA法案」）。這個法案於1993年10月9日由時任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簽署後正式成為法律。而這批中國公民在美國獲得的綠卡，被外界稱為「六四綠卡」，或稱為「六四血卡」。
那麼，究竟有多少人依靠CSPA法案獲得了「六四血卡」呢？當年美國司法部下屬的INS的統計年鑒數據顯示：依據CSPA法案調整身份為永久居民的申請，從FY1993法案實施開始後的6年內，美國政府一共批准了5.3萬張CSPA綠卡。
2013年6月4日，民運的支持者王耀峰撰寫的博文《血卡與良心》表示，這些年來，無論自己人在哪裡，每年的6月4日這一天，都會想到1989年那場屠殺，心裡的悲憤無法釋懷。他稱，「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心病」。
文章表示，24年過去了，北京街頭的血跡早被時間抹去，而那些為平反「六四」做出巨大犧牲的人，雖然為數很少，卻令人肅然起敬。因為他們年復一年地「以忘我的精神在一點一點的做事」，「哪怕在許多人看來那是沒有希望的事」。
博文指出，因六四，有許多不幸的人們失去了一切；但同樣因六四，也使許多那時在海外的國人輕易地獲得了「六四血卡」。其實很多人都不配獲得這張綠卡，因為這些「純粹來摘桃子的」人，在過去的20多年時間裡「蠅營狗苟」，早忘卻了那些死難者。
王耀峰在博文中這樣悲憤地寫道：「他們和專製作交易，與當權者合作，為當權者當吹鼓手。這些人一邊為當權者塗脂抹粉，一邊又不肯放棄那張血卡，他們活的很心安理得。」
但香港人每年對六四的紀念集會，讓王耀峰看到了一點希望的亮光。他對秉持良心常年堅持呼平反六四的港人表達了尊敬與感謝。
那麼，其他那些當年的學生運動領袖們，如今又是怎麼看待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呢？六四死難者真的有望獲得「平反」嗎？我們將繼續關注和探討這些問題。（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凱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