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3月24日訊】（新唐人記者易如、陳漢採訪報導）近日，波蘭議會對審議中的「禁止共產主義宣傳法」進行了修改，波蘭各地的基層當局必須在一年內取消公共場所同共產主義有關的各種命名，涉及同共產黨有聯繫的個人、組織、事件和日期、以及代表共產主義的各種象徵或是宣傳。烏克蘭去年實施清除共產主義污垢法，也再繼續去共產主義化。
共產黨在波蘭、烏克蘭已不存在。那麼繼續清除共產主義標誌痕迹有何意義？長期研究共產黨國家，現旅居德國的著名政治學家、研究極權社會的權威學者仲維光先生就此向「新唐人」進行了解讀。
記者：在波蘭、烏克蘭這些前共產國家，目前共產主義存在的情況怎樣？至今對這兩個國家還有哪些影響？
仲維光：共產黨的存在，我覺得作為一個政權的存在，它必然有很多的影響。
第一個是結構的影響。大家知道，共產黨社會，它的第一個特點是，它毀滅了一切正常的社會秩序，毀滅了過去的一切傳統的東西。因此，它留下的框架和它的舊的人員，不可能一下就消失的，要清除這箇舊的人員，這些個東西它們殘存的影響，總會有一些時間，而且必須要經過人的不斷的努力，才能清除這些東西。這就是他們（兩國）現在正在進行的改街道的名字，以及其它看得見的措施原因。
第二個是，這個共產黨社會它們留下來的，還有一個共產黨的文化的影響。看過《一九八四》這本書的人就會知道，是這個共產黨社會用它們的意識形態、觀念封閉人們思想，這種封閉的手段徹底摧毀和改變了人性。而這個改變人性又是共產黨社會最特殊的文化現象。
大家知道在《一九八四》這本書里揭露出的這個真理部，也就是我們在中國生活的人，每天所面臨的宣傳部、教育部、文化部，這些東西它們壟斷社會，它們的造假、它們的改變，最後使人們喪失了思維能力，喪失了人們正常的交流能力，喪失了提問題的能力。這些東西就反應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人，他們甚至不知道如何去談戀愛，不知道如何對待自己的父母，如何對待自己的親屬。六十、七十年代經歷文化大革命的人，甚至提不出一個向五十年代以前人的問題，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會發生，為什麼造成這個國家災難。五十年代的人，一下就提出是一黨專政的問題，是黨天下的問題，是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控制的問題。
到了1976以後的所謂的知識精英，他們提出一黨專政的問題了嗎？他們提出來思想自由問題了嗎？實際上大家看到的就是，這個黨文化叫人們喪失提出問題的能力。而叫人們恢復提出問題的能力，實在的說，又要花幾十年的時間。
我覺得1989年學生運動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共產黨是二十世紀最殘暴的一個集團，共產黨到89年的時候，已經犯下無數的罪行，從土改、三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大飢荒，已經有幾千萬、乃至一億人非命於共產黨的統治。但1989學生運動提出來要共產黨下台了嗎？提出來新的追求了嗎？都沒有，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要清除共產黨文化的問題。
很多的時候，就是古代詩人的那一句話：「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一旦被共產黨文化徹底改變的人，也可以說2代到3代的人，要使自己的精神重新正常起來，更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所以我是覺得清除共產黨的文化，清除共產黨的制度，清除共產黨社會為中國留下來的這個東西，套一句大陸的人都看過的「第三帝國」的那句話，那句話是對希特勒的描述，也正是對共產黨的描述：「千年已過共產黨的罪業也難逃」，也就是說，恢復烏克蘭和波蘭，在這些地方都需要半個世紀乃至一個世紀長的時間，而對中國來說，甚至一個世紀對中國的山和文化都不大可能恢復以前那樣。
所以共產黨集團的罪惡，對中華民族所犯下的罪惡，以後的人，後來的人，後來世界的人永遠會記住。即便我們在今天身在廬山這樣的人，還不太看出來，但是，自由的空氣，自由的知訊，已經使得許多人能夠跳出來，能夠在這個歷史的視野看到這些東西。我認為離得再遠點大家看到會更清楚。
記者：為什麼這麼多年了波蘭、烏克蘭還一直在持續清理共產邪惡主義？並且還立法，從法律層面來督導大家堅定清除它？共產邪惡主義給人類到底帶來的是什麼？它的學說及意識形態對人類有多大的危害？
仲維光：從兩方面講，一方面，這個東西對於一個社會正常化的影響，從另外一方面講，這個東西他對於歷史的影響，而且這個東西為什麼會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如果大家眺的稍微遠一點，二十世紀，這個世紀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和根源的話，大家就會更深刻的認識到共產黨必須清除。
二十世紀，曾經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曾經發生過希特勒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曾經發生了死於共產黨統治、在東歐共產黨集團及其它共產黨國家將近一億人以上。在中國，則曾經發生了土改、反右、文化大革命、大飢荒、八九大屠殺、九九年鎮壓法輪功、等等等等。所以歷史學家、思想學家認為二十世紀是一個集權主義的世紀，反觀這一百年，它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實際上都大。
因為死傷的人將近一億人或以上，所以這個集權主義，這個共產黨，對它的反省，是一個歷史性的。它不但影響到一個社會、一個族群、以至人類的現在和未來，而且影響到每個人的現實生活。實際上，我們到了西方的人，在西方生活過的人都有看到，在正常社會中生活過的人的發展，人的這種交流，人對於生活的享受。
可是在波蘭，在烏克蘭，在中國，在過去的共產黨國家，在過去的半個世紀，在中國一直到今天，享受不到人所正常應有的生活。而且既便在共產黨倒台以後，在波蘭，在烏克蘭，人們仍看到共產黨這個幽靈，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共產黨這個鬼怪、癌變，還在社會中繼續存在。因此，人們之所以重視二十世紀，反省集權主義這些個東西，原因就在這兒。
至於這個清理工作為什麼一直在持續著，人們必須看到，之所以發生了這些災難，它是有著他的社會原因和歷史原因的，就是人們並沒有在開始的時候，認清這個東西，而抵制這個東西，因此人們為此交出了昂貴的學費。
給大家舉個例子：比如說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的上台，是通過選舉在德國上台的，而希特勒也曾經在三十年代為德國的經濟繁榮，象今天的中國一樣，做成了所謂的非常繁榮的社會。今天的德國，高速公路及其它東西，還都能看到是當年希特勒修建的；今天的德國大眾汽車公司是希特勒時代奠基的。但是，在這些不擇手段的物質發展上，德國人交出了慘重的學費，德國認清這個，花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
而國際社會對這個的認識，開始的時候，國際社會對希特勒政權及他們對猶太人的迫害，就象今天西方對中國一樣，對這些恐怖份子開始的時候採取的是綏靖，所以造成了二次世界大戰。而二次大戰後，對這個罪惡由於沒有國際法庭，無法審判。很多的希特勒的人，就是那些犯罪者，他們認為在希特勒納粹國家，他們有自己的法律，他們沒有違法，沒有做錯事。
但是紐倫堡國際法庭的建立，使得反人類罪提到了國際法庭上，用國際的道德和法律準則、人權準則來審判這些罪犯。所以，反人類罪的建立，和今天在烏克蘭和波蘭正在清理進行共產黨的罪行，實在的說，是一個東西，是人類對於反人類罪傾向認識的進一步的拓展。紐倫堡法庭的建立，到九十年代，人們對反人類罪的認識的這種拓展，也可以讓人們看到今天波蘭和烏克蘭對於共產黨所犯下的罪行，所遺留下來的痕迹的清理。它的慢慢的進步，慢慢的發展，慢慢的深入，是有著一定的道理和自己的規律的。所以這個清理工作，相信在今後幾十年，還會不斷的繼續，不斷的拓展。
共產黨集團和希特勒一樣，是同樣的集權主義，犯罪集團。這個共產黨集團，在八九年以後已經臭了，但是還沒有到達臭不可聞的地步，如果到達臭不可聞的地步，人們就會象對待希特勒那樣。西方就不會和中共集團合作，就不會對東歐那些殘存的共產黨份子採取寬容、縱容的態度。還有，就是用各種的行政和法律手段向紐倫堡法庭建立一樣，徹底的杜絕共產黨存在的痕迹。今天的波蘭和烏克蘭的東西他還會再深化，還會再成熟，他們的經驗對於中國來說，在明天，我們就會進行這一步。
記者：現在，在前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清除共產主義污垢是歷史潮流和大趨勢。那麼清除共產邪惡主義，對當下還處在共產集權的中國、以致整個人類有什麼意義？
仲維光：中國社會是真的已經很落後了，落在了歷史的後邊，將會為歷史交出更加沉重的學費，這就是戈爾巴喬夫在八九年的時候說的：誰來的太晚，誰就要受到歷史的懲罰。但是，歷史還是事在人為的，如果我們從今天開始接受波蘭和東歐的教訓，認真的思考，認真的準備，認真的來從事自己的努力的話，那麼中國明天向正常社會的轉型就會快一點，就會走的彎路少一些。我們今天所做的努力是亡羊補牢，但還是為時未晚。
這個亡羊補牢主要表現在2004年《九評》發表以後的對共產黨集團開始的徹底的認識，退黨，解體中共的努力，以及在九九年鎮壓法輪功以後，法輪功學員提出來對江澤民集團、共產黨集團的反人類罪的起訴，所有的這些努力都涉及到最根本的問題。
中國的民眾，中國的知識精英，切切不要忽略這些問題，所有這些努力都是在一個普世的人權價值下，在一個人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信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這樣一個基礎上，對於自己生活方式努力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