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本文「象棋」一詞指中國象棋)最基本的一條弈棋規則是：對弈雙方中，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將」(或「帥」)這枚棋子之後，方為最終拿下勝局。否則，即便把對方的「車」、「馬」、「炮」殺得丟盔棄甲，屢屢用「將軍」之招迫使對方的「將」東躲西藏，但未把「將」逼死、未使「將」就擒，終究不算贏棋。一旦對方有隙可乘，發起反擊，局勢還可能急轉直下，甚至勝敗易手。
政局如棋局，中國大陸當前政局何嚐不是如此。且看習近平陣營掀起的反腐風暴橫掃之處，所向披靡：省、部級高官，軍隊、武警將領，國企、金融高管之中的「貪虎」們接連落馬；「打虎」之際「拍蠅」，風暴還刮向中、基層；無官不貪的江澤民派系大批人馬也隨之紛紛潰敗、落網；形勢不可謂不好。但老江這個「老將」不拿下，就不可能最終贏得反腐這盤大棋，甚至都不能贏得「治標」性反腐這個「初級階段」的決定性勝利。
象棋為一種娛樂性博弈，源於軍事，出自謀略。從軍事謀略角度來看當今政局，習近平陣營只有拿下腐敗首惡江澤民，才算「治標」性反腐勝局在握。此謂之「擒賊先擒王」。「擒賊先擒王」本為一兵家秘訣，後經「詩聖」杜甫吟唱而變得家喻戶曉。打擊敵方的小分隊，往往先瞄準其指揮官。攻擊敵方的大部隊，往往首先對其指揮中心、通信中樞等實施「斬首行動」、「掏心戰術」。習近平以在中央軍委當秘書開始其官場生涯，對「斬首」類型的一些戰例應該不會不熟悉，尤其是中共軍隊取勝的戰例。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朝鮮戰場上，中共軍隊於1953年7月13日向位於北緯38度線(即「三八線」)附近金城地區的當面之敵韓國軍隊「首都師」下轄的「白虎團」發起正面攻擊時，派出一支偵察分隊潛蹤疾行、穿插敵後，奔襲「白虎團」團部。此戰一向為中共軍史所吹捧，稱之為「奇襲白虎團」，並用各種文藝手段大加渲染，「文化大革命」中還由江青授意改編成「樣板戲」。
如果說擊敗「白虎團」得之於算計，那麼「胡家窩棚戰鬥」則屬於無意中得之於偶然的機遇。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國共內戰期間，共軍於1948年秋發起遼沈戰役。戰役後期的10月25日，中共東北野戰軍某部3營與其他各部一起追擊國軍廖耀湘兵團，該營次日凌晨穿插至胡家窩棚這個村子時，無意中發現村內設有一敵指揮中樞(但當時並不知此處正是廖兵團司令部)，遂「先下手為強」，發起突襲，打亂了廖兵團戰場部署。迫於戰局的迅速轉變，廖本人竟不得不用無線電明語呼叫，倉促指揮所屬各部行動。此戰規模、戰果、對戰役全局的震撼性均明顯大於上一戰例，但歷來沒有「奇襲白虎團」渲染得那麼神乎。
再看看中共軍隊「斬首」失利的戰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共的社會主義小兄弟越南翻臉，於是「老大哥」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在中越邊境地區發起「對越自衛反擊戰」，以「教訓」對方。整個戰役過程中，中共軍隊發起過至少幾十次穿插奔襲越軍的師、團級指揮部及雷達站等重要目標的「斬首」行動，但卻很少有「斬獲首級」的勝績。長達一千公里左右的戰線上，除了極少數戰鬥，全線整體上可以說打得「亂成一鍋粥」、「煮成夾生飯」，成了得不償失的消耗戰。其中穿插失利、「斬首」未捷應當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共這種集權體制下，政事如軍事，官場如戰場。置身其中的習近平似應儘快下決心，「擒賊先擒王」，用「斬首行動」、「掏心戰術」立即抓捕江澤民、全線震懾血債幫；不要打那種得不償失、曠日持久的消耗戰，不能讓對方伺機反撲、反敗為勝，更不能讓對方率先動手，對自己實施「斬首行動」、「掏心戰術」。
也許習近平在力尋萬全之策、靜待最佳時機。然而《孫子兵法》雲：「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政治形勢也如同軍事態勢，流變無定勢，「時機」本身變動不已，且每次臨「機」之際，又何以知其是否為「最佳」？
何況「每逢佳機倍事傾」，內政外交皆如此：習近平訪問印度之際，蘭州軍區有部隊邊境滋事；昂山素姬訪華前夕，果敢地區烽煙頻起；習近平訪問美國出行之前，江派以軍中黑客先期攻擊白宮、五角大樓；中美關係略有好轉，劉雲山便把朝鮮「牡丹峰」劇團請來攪局，破壞中美關係……北京「二會」帷幕未啟，江派就在昆明火車站「先聲剁人」；反腐形勢略顯順利，上海金融股市就「跌跌不休」，國民經濟頓生亂局；北戴河剛處理了周本順，天津濱海新區立刻炸得你「真不順」；香港「雨傘運動」時，張德江、梁振英等還一度設下圈套，誘使習近平誤判事件、下令開槍，企圖使之不得不與江派同流合污、「與君同罪」……
江派使用的主要戰術之一是「製造亂局，以亂制敵；越亂越好，亂中取勝」。習近平、李克強等忙於應付，四處救火，十個指頭按十個螞蚱，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也難以等到最佳時機。兵貴速，不貴久；久則亂，速則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該是習近平斷然出招、「斬首」制亂的時刻了！
習近平反腐，先是衝擊到政法委係統高官和某些地方諸侯，軍隊改革又衝擊到大批將校，「拍蠅」還要大面積觸動中、下層官員，面對江派蓄謀製造的金融危機，又不得不打擊、清洗一批金融、國企高管(其中包括若干「紅二代」)……這正是「慶親王」曾慶紅的詭詐之處：用各種事端、挑釁、亂局誘使或迫使對方忍無可忍而大力實施「零容忍、無死角、全覆蓋」高壓反腐政策，以讓習近平、王岐山等得罪更多的人、處於腹背受敵之勢，江派屆時再轉守為攻、反敗為勝。須知「腹背受敵」乃兵家之大忌，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先後戰敗，軍事戰略上的原因當首推(東、西)兩線作戰所致。習近平已經在上述多線作戰，多方制肘，再行開闢新戰場恐怕會自取敗局，只有儘快抓捕「腐敗總教練」江澤民，才是制勝之道、全勝之道。否則，就容易造成樹敵過多、積重難返的局面。
賊首未擒、禍根未斬，手中縱有千策，亦難求得萬全。當年抓捕「四人幫」前的運籌之際，華國鋒、葉劍英等人對老百姓獲悉此舉後的反應並非心中有數，更未期望會得到人民群眾如此一邊倒的支持。但他們「機」不待其「最佳」，「策」不求其「萬全」，該出手時就斷然出手，一舉粉碎了「四人幫」。1976年10月6日當晚，耿飆奉華國鋒、葉劍英之命對電視台、電台實施突擊性軍管，直接參與了粉碎「四人幫」的歷史性行動。後來耿飆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時，習近平曾為其秘書，對此不應陌生。
設想一下，如果華國鋒、葉劍英等人當時不毅然決然拿下「四人幫」，而是拖延到王洪文指揮的上海民兵發起武裝行動、迅速控制上海市內及周邊各戰略要點，並且駐滬三軍各部開始明裡暗裡予以支持；甚至等到與「四人幫」有瓜葛的第38軍第6裝甲師從北京郊外的南口駐地突然出動，直奔京城、開上長安街；張春橋、姚文元控制的中央級媒體同時開始播出「告全國人民書」之類的內容……那時再行抓捕，則為時晚矣！而且誰抓誰都難說了。
如果習近平陣營有人認為，江澤民都半軟禁了，有些媒體話鋒都直指江澤民了，習總這盤棋已經勝局在望了，那就太危險了！須知「軟禁」並非「拘禁」，「直指」並非「直取」，「在望」並非「在握」。「虎王」曾有過「東山再起」之言，又有過策劃政治局「生活會」、圖謀廢黜習近平之舉，可見其尚有組織大規模政治性反擊的潛在能量甚至現實當量。
此外，還不能絕對排除另一種可能性：軍隊、武警或國家安全部門有人密謀之後驟然集結、猝不及防地發起突擊，從軟禁處所搶出江澤民；後者藉此聚焦群「虎」蜂起政變，與習陣營形成對峙，甚至發動內戰。所以，只有在「虎群」中取得「虎王」首級，只有最後拿下「將」，習近平才能真正贏得反腐這盤棋的「治標」初局。
不取「將」則習近平陣營未脫危局，至少習近平這個「帥」會不時置身各類危境，此決非危言聳聽。如2015年9月3日北京閱兵，習近平乘坐的檢閱車在東長安街上各受閱方隊前行駛，當時街上就出現人為的小型騷亂，後被迅速制止。此或屬「聲東擊西」戰術，目標有可能是「聲恫擊習」：製造喧嘩、故作聲張，利用保衛人員唯恐出事而力求儘快制服肇事者的心理，儘量把鄰近肇事街段的保衛人員都引離原來佈署的最佳警戒位置(至少把他們的注意力引開)之際，狙擊手趁機下手。這種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雖然最終彈無猝發，習近平人車兩全，陪同、跟隨其後的閱兵總指揮宋普選將軍也安然無恙，閱兵總算圓滿結局，但有些跡象仍微顯蹊蹺。
如果不抓江，即使沒有暗殺，照樣國無寧日。2015年3月習近平外訪問巴基斯坦之際，江澤民、曾慶紅就試圖用政治局「生活會」的方式來罷黜習近平。2014年3月1日，駐遼寧蓋州的第39軍第115師八百多官兵嘩變。2015年12月4日，中新社新聞稿將「習近平致辭」誤作或故作「習近平辭職」。2012年8月、9月間席捲中國大陸幾十個城市的反日示威浪潮打出「薄熙來是人民的」之類標語及口號。還有2015年6月的上海金融股市崩盤、同年8月的天津大爆炸，等等。諸如此類的事如果集中發生在同一天的話，其後果可想而知。這種可能性雖說很小，但卻又很難完全排除。
如果抓了江，大局已定，那麼退一萬步來說，即使發生暗殺圖謀，也不會造成全局性的震撼，只能起洩憤、報復等作用，負面的政治影響會小得多。
如果習近平真的在「下一盤很大的棋」，那就應速戰速決。政治棋局只有對抗賽、沒有表演賽，所以棋不在其大而棋路多變以供觀摩，而在其行而奪取勝局。「不抓江澤民，幹啥都不行」。不抓江澤民，軍隊改革中會沒有人給習近平故意添亂嗎？不抓江澤民，李克強的上海自由貿易區能正常、有效、健全運行嗎？不抓江澤民，王歧山再施行反腐高壓也無濟於事。即便是一大群一大群地「圍殲」「貪虎集群」的輝煌戰果與震撼效應，也遠不如拿下一個江澤民。
如果暫且不考慮政治人物的歷史作用及其道義倫理上的正義與否，僅僅從技術處理層面分析比較一下此問題，或許也是不無裨益的。1976年4月，鄧小平被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定為「(1975年夏秋)右傾翻案風與(1976年4月)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黑後台」而被打倒。9月毛去世、10月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粉碎之後，儘管廣大老百姓和中共黨內中、高層大多數人都希望鄧重返政壇，鄧的黨籍也沒有被撤銷，鄧還是無法立即復出，關鍵是「中央有定論」。直至近一年後的1977年7月，鄧才重返政治舞台。以鄧為代表的一大批被毛澤東在「文革」中打倒的老幹部平反覆出之後，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冤案並沒有隨之平反，而是一直拖到1980年才辦成。因為劉少奇一案不僅是政治局定的，而且是1969年中共「九大」全體會議通過的，加上劉已被「永遠開除出黨」，所以此案更難翻。江澤民罪惡纍纍、罪證昭昭，已查證的罪行便可判刑甚至判極刑。習近平、王岐山等似應考慮及早對江處之以黨紀、繩之以國法。有爭議的定罪內容、後續查證的罪行等都可以在此後另行開庭審理。黨內有結論、司法有判決，江澤民就很難打出叛旗，實施有組織、大規模的政治反擊或政變，而是必須經歷一個過程(如上述鄧、劉的平反過程)；而在這段時間內，習近平陣營則可得到足夠的預警、得以充分的準備，從而避免遭到兵變之類的突然襲擊。
江澤民的罪行絕大部份是在中共「十八大」以前犯下的。而上文列舉的江之罪行，幾乎全部是在「十八大」以後犯下的。此一可見江作惡之多與作惡多端，二可見其性質上更屬於「十八大以後還不收手」、頑固對抗習中央的。江本人也因此而成為眾「虎」心存僥倖的「翻盤」希望所在與幻想所繫。不擒「虎王」，焉伏「虎群」？所以，在中國政治這個大棋盤上，「伏虎群則先擒虎王」實在是習近平陣營非走不可的一步極為關鍵的棋。
文章來源：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