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1月18日訊】據明慧網報導，翟金萍，女，五十歲，山東省泰安市醫生。董愛華，七十歲，翟金萍的母親，家住山東省肥城市潮泉鎮。二零一五年八月五日，翟金萍和母親董愛華向最高檢察院和法院郵寄《刑事控告書》，起訴迫害法輪功的元凶江澤民。
學大法 母女受益
翟金萍，今年五十歲，從小體弱多病，十二歲時，就患有失眠，心律失常，沒有系統治療，也沒有找到原因，上中學後，病情一度好轉，一直到大學畢業，沒有發作。受父母薰陶從小信神，可她並不懂重德，不知道神對人的要求是甚麼。
翟金萍說：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次醫療意外（那次我注射青黴素過敏休克），下午四點多注射，當晚兩點多我心律失常發作，連夜住進自己工作的醫院，住院期間又出現了功能性閉經，七個月停經，乙肝表面抗原五項指標出現了‘大三陽’，同時查出膽囊炎、膝關節炎、肋軟骨炎、耳鳴，腦子裏天天像有一個電機在發出噪音。嚴重時，口苦頭沉耳鳴，吃不下，睡不著，心律失常嚴重時大小便都在床上由保姆伺候。整天哭喪著臉，心裏不沾火，也是燒焦了一樣焦慮。一個中醫大夫說我已經沒治了，因為我已經到了抑鬱症的木僵狀態了。
婆家姐姐單位一位研究生的父親胃癌煉法輪功好了，他見姐姐為我的病發愁，就推薦法輪功，全家人像找到救命稻草一樣讓我馬上學，我卻不接受。因為我是學西醫的，也在臨床做了近十年了，我越來越會用西醫的理論治病的同時，越來越不相信其它的祛病健身方法。為了我的病，全家人哄著騙著讓我學，我還是不學。
有一天，我無意中看到了一本《轉法輪》，我知道了那就是法輪功的書，我心想：「太好了，我想做好人，不知道怎麼做，常常隨波逐流，這本書就是叫人做好人的，太好了。這不是氣功，是叫人做好人的書。」我把書抱在懷裏，由於長期失眠像長滿了雜草一樣焦躁的心開始有了一絲清淨的感覺。為了治病，也為了終於找到了做好人的正路，我在看到那本《轉法輪》的那一刻，就走入了大法修煉之中。
翟金萍的母親董愛華說：「我女兒翟金萍的不治之症好了，她還向全家人推薦這本書，全家人都覺得好，別人沒有堅持下來，我和女兒堅持學煉直到今天。」
翟金萍說：「現在回過頭來看自己的過去，就是好強、多疑、記恨、妒嫉、顯示、脆弱、虛榮、只聽表揚的話，受不了一點不同的意見，哪怕是別人真誠的建議。」學法輪功後，我放下了一層虛偽的外殼，坦誠的面對自己和這個世界，不但與別人更容易相處了，處處為別人著想。學法後，我不再接受藥品推銷商的回扣，有一次實在推脫不下，我就把那部份錢送給了一對從農村來的老年人，讓大娘給生病的大爺買點營養品補補身體。一位我曾幫助過的女病人，從那一年到現在十八年了，每年都要來醫院一次，每次都打聽我，雖然我沒有見到過她，她知道我的所有情況，我第二次非法勞教回來後，在病房做保潔工，她看到我，問我：「你是不是翟大夫的妹妹？」我說我就是你說的那個人。她緊緊的抱住我，含著淚說：「你怎麼這麼年輕？真是好人好報，我們全家常念叨你，不是你我不會像今天這麼好，我們甚麼時候也忘不了你。」
母親董愛華原來有神經官能症、咽炎、氣管炎、腎炎、美尼爾氏綜合症，煉功十八年來，沒吃過一粒藥，都好了。原來有的骨質增生也好了，子宮肌瘤（鴨蛋大小）在一次小便時，自己掉出來，法輪功真是太神奇了！還有修煉法輪功後，董愛華覺得自己的脾氣變好了，消除了很多家庭矛盾，從此家庭變得和睦幸福。
控告書中，翟金萍醫生陳述遭受迫害的經歷
我在洗腦班、看守所、「黑監獄」、勞教所或監獄被監管期間遭到了以下的體罰虐待。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濟南山東省第一女子勞教所（原山東省第一女子強制戒毒所），我遭到電擊、毆打、銬掛（被銬住兩手掛在窗戶櫺子上，站著，導致雙腳浮腫，一直浮腫到腿、腰，最後腫到胸部以下）、灌食、綁鐵椅子、我遭到包夾於憲英用高跟鞋的後跟打擊頭部，強制收聽高分貝噪音或惡人講說，強制洗腦。關禁閉、冷凍、恐嚇、侮辱、威脅。我遭到人身侮辱：包括往我的頭上、臉上吐唾液，男警察在值夜班時，在我兩隻手都被銬起來的情況下，當著另外一個也被銬著雙手的女法輪功學員的面，在禁閉室，捧起我的臉不懷好意的給他看。除了精神和肉體的折磨外，還有奴隸般沉重的勞動，警察逼迫我進行無工資的強制奴工，包括繡花、糊紙盒子、擦鉛筆、砸水泥袋，每天從早上七點三十開始，到晚上十點三十甚至到半夜二點半才結束，每天累得筋疲力盡，苦不堪言。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在泰安市看守所岱岳區公安分局警察孫濤對我拳打，用手銬使勁勒手腕，我坐在椅子上他一隻手抓住我的辮子往下拽另一隻手按住頭頂使勁往下壓，使我的脖子難受了好幾天，在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區分局禁閉室，我遭到長時間不許睡覺、暴力灌食、綁架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八十八醫院急診科注射毀壞神經的精神藥物。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日至二零一一年八月四日，在濟南山東省第一女子勞教所，我遭到毆打、暴力灌食導致消化道出血暈厥、灌食藥物、長時間不讓睡覺、不允許大小便、關小號（持續關押封閉在小屋三年多）、強制洗腦、威脅、恐嚇、每天十幾個小時的罰坐、每天二十個小時的罰蹲、惡意醜化（強行剪成非正常髮型）、二十四小時兩人以上監視一行一動。持續關押封閉在小黑屋三年多的時間裏有兩年多不允許接見家人，我的外公、我的父親先後因擔憂、思念、牽掛，淒然離世，臨終未得相見。
山東省第一女子勞教所非法勞教三年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五日，泰安市公安局國保大隊副支隊長亓克銀等綁架我到濟南山東省第一女子勞教所（原山東省第一女子強制戒毒所）非法勞教三年。
在寒冷的天氣裏，被惡警銬在鐵架子上，關禁閉六天六夜。屋裏沒有窗子，黑乎乎的，陰風亂竄，除了冰涼的鐵架子和兩個被銬住雙手的女人，甚麼也沒有。期間來例假，向惡警牛學蓮提出要衛生用品，被拒絕並被惡語羞辱。惡警陸某酒後值夜班，托著她的臉問：「哪個是翟金萍？讓我看看。」在關禁閉的第三天，一個穿武警大衣的矮個子、斜眼男人來了，他威脅道：「我還沒說教育你呢，雖然法律規定勞教所不讓用酷刑，但對你們除外。」
從第四天開始，我被邪惡強行灌食。惡人們用粗橡膠管插到我的鼻孔裏。灌食的十幾個人中只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女醫生，其餘的是男幹警、司機、後勤人員和勞教局的幹部。惡人們先嚇、後逼、哄騙，最後粗暴操作，目的是讓我受不了痛苦而屈服。六天後我被拉到門廳，綁到太師椅上，用白布條把雙手、雙腳都綁上，兩腿痛得像有人抽骨髓一樣酸脹。惡人們為了凍我，把我一個人捆在那裏，故意敞開門，冷風吹開塑料門簾往裏鑽。四週黑洞洞的，陰森而恐怖。我看到每天早上五點鐘，在起床半小時前，用卡車拉來三、四十個男幹警，（後來聽說是警校在校學生）他們抱著一捆一捆的電棍，拿到十個監室裏去打人、電人。
惡警了解到我煉功前得過抑鬱症，就找來一個精神不正常的人銬在我身邊。那人往我頭上、臉上吐唾沫，哭，罵我，站著不脫衣服就小便。二天後，又把我銬在自來水管子上，右手平伸向右，左手垂直向上，呈「千」字形。又二天後，我被關小號十八天。我被銬住兩手掛在窗戶櫺子上，站著，雙腳腫到腿、腰，最後腫到胸部以下，一直站了十八天。
這小號本來是接見室，家人來探望住宿的地方。惡警為了挑起普通勞教人員對法輪功學員的仇恨，故意把所有接見室空出來，一間屋裏關一個人，並告訴她們：法輪功學員不「轉化」就不讓她們與親人相見，給她們加期；「轉化」了就給她們（普教）減期，讓她們早回家，唆使她們恨、打法輪功學員。到了晚上，惡警把原來好端端的床鋪拆壞，被褥、枕頭放在看得見、夠不到的地方，人則銬在屋對角的水管子上，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有一次，我迷迷糊糊的被惡警叫醒，他們問我有甚麼事，為甚麼敲水管子，我莫名其妙。這時才知道原來我被凍得渾身顫抖，抖動的手銬敲響了水管，驚動了值班警察。第四天，我已經兩天未解小便，是最渴的時候，可是灌食後我卻更加乾渴，胸膛裏像著了火一樣難受，咽部有血腥味，不自覺的舔了一下嘴唇，是鹹的。我才知道，她（他）們在灌入的玉米糊裏加了大量的鹽。在灌食的日子裏，我一天才解一次小便，每次幾滴，都像濃茶似的。大便也是很少的一點，裏面有血有爛肉。與我一起被灌食的濟南學員張宏，鼻粘膜被插傷了，一插管子就出血。泰安的周敏一次被灌到氣管裏，當時就臉色發青，不會說話了。二十五天後，我被帶回監室，開始了每天早晨5點就挨打的生活。
我被拳打腳踢無數次，左肩皮膚被電傷。有一次，一個一米八高、捲頭髮的胖司機打我耳光，他左手叉腰右手打，打得我眼冒金光、兩耳鳴叫。接著他又左右開弓，一口氣打了幾十個耳光，直到累得他出了汗，才停下手來喘粗氣。還有一次，過失殺人犯於憲英用高跟鞋後跟狠狠的打在我頭上，我只覺得眼前一黑，身子晃了一下幾乎暈倒。隨後覺得一股溫熱的液體從脖子上流下來，頭髮被粘住了，血順著脖子流到毛衣的前襟，又流到厚毛褲上，濕透了裏面套著的秋衣秋褲、胸罩、內褲。房間裏所有的人包括於憲英都哭了，只有惡警牛學蓮除外。四名同修每人一件衣服幫我洗，他們用水沖了三、四次還是血水，邊洗邊哭。當我和同修們表示不怨於憲英時，於憲英抱住我放聲大哭。
走廊裏每個監室門口都有一個喇叭放到最大音量，從早上五點半直到晚上熄燈，一秒鐘也不停。惡警用這種辦法刺激法輪功學員的神經，也藉以掩蓋打人聲和電棍放電的劈啪聲。
除了精神和肉體的折磨外，還有逼命般沉重的奴役。從早上7：30到晚上10：30是平平常常的，有時幹到半夜二點半。地下室空氣不流通，有兩名老年學員當場休克，被抬走，一個犯了腦溢血。兩名女青年被逼瘋，其中日照學員潘月芳二十六歲還沒有結婚，被迫害得大小便失禁，不認識自己，不會吃飯，心跳加快，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在裏邊所有來往信件都要被檢查，外面的任何消息包括親人的信息得不到，電視、報紙不讓看，造謠、誣蔑的錄像硬逼著一遍遍的反覆看。
在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區分局禁閉室遭野蠻灌食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泰安市公安局岱岳區分局警察孫濤等人拘禁我在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區分局禁閉室八天。並抄了我的家。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和另一位大法弟子泰安的周敏散發真相資料時，被泰安市岱岳區治安大隊長孫濤等人綁架。孫濤野蠻的往下按我們的頭另一隻手拽著辮子使勁拽，脖子快被壓扁了。我們的頭髮被揪掉，手腕被手銬勒破。我絕食抗議迫害，孫濤找了他的朋友八十八醫院的急症科主任王援朝，給我強行灌食，塑料管子插入胃內七十多公分。王援朝違反國家精神藥物管理規定，在不經診斷的情況下，給我肌肉注射、靜脈推注破壞神經系統的藥物。他還配合孫濤「轉化」我。在醫院，王援朝給我注射催眠藥安定，回去後孫濤幾天幾夜不讓我睡覺。晚上孫濤把手機打開讓鈴聲擾亂我，讓我在房間裏走圈，目的是讓我承受不住睏倦而屈服。惡警彭桂芬和吳某某還多次揚言要揍我。我被關在岱岳區公安分局禁閉室四天，泰安市看守所四天。八天不進食水，惡人們還十人分成組，用謊言誘惑、迷惑、欺騙、恐嚇等手段企圖逼我「轉化」。這幫人吃喝住宿全報銷，拿著補助費，每人還發了一套洗刷用品。這一迫害過程的具體指揮者是泰安市公安局國保支隊副支隊長亓可銀，但亓可銀在見到翟金萍時卻假裝甚麼也不知道。這一次她正念闖出了魔窟
山東省第一女子勞教所非法勞教三年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日至二零一一年八月四日，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區分局孟秀芹，迎勝派出所警察徐海濤，泰山療養院院長李祥新，保衛科長呂良祥等人綁架我到濟南山東省第一女子勞教所，第五次抄家。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日，幾輛警車早已聚集到我的住所附近，在楊如法的帶領下，二十多個警察（包括一些防暴警察），團團圍住了我的家。在此前幾天，肥城市610惡徒就是動用防暴警察和挖掘機，破開法輪功學員張緒民家的門，在女兒高考前兩個月，帶走夫妻二人，丟下孩子無人照顧。
二十三日早八點，剛進看守所兩天的我，被岱岳區公安分局610的彭桂芬和一個男惡警第二次劫持到濟南山東省第一女子勞教所非法勞教三年。
勞教所整人的第一招兒就是騙。一進門我就被單獨關押在一監室裏，來自天津的猶大李雪梅二十四小時站著，還有兩個普教幫著。她們見使盡騙術也不奏效，就開始折磨我。他們逼迫我坐在一個約三十公分高，二十六公分見方，上有二十五個食指肚大小卵圓形小孔的塑料凳子上，每天坐十七、八個小時。正是七月二十幾號的熱天，只穿一層單衣，肉都擠進小孔裏，又痛又癢。沒幾天皮膚就破了，結痂掉了一層又一層。不讓上廁所，最長一次二十天沒解大手。
除包夾看管外，惡警每天二十四小時在監控器上觀察我的表情，威脅說：不老實就拿誣蔑大法和師父的書念給我聽。家人多次去看我，勞教所的惡警就是不讓見。可憐六十五歲的老母親無論風雨寒暑，只要到應接見的天數她就去，可常常是別人都見到了親人，她卻被惡警訓斥一頓拒之門外，獨自含淚深一腳淺一腳的步行回家。兩年的時間她去了二十多次，都沒見到女兒。看到惡警對她都那麼兇，回家做夢都夢到女兒被殘酷迫害和折磨的情景。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我的外公去世。臨終前老人想見外孫女，外婆只好騙他：「她病了，來不了了。」二零一一年皇曆二月，在距我到期的五個月時，父親去世，我沒有得到任何消息。直到回家後，看到父親空著的床鋪，家人才告訴我，父親已經走了。想到父親辛辛苦苦把自己養大，供自己上大學，臨終時還要為我擔驚受怕，我無語，只是默默的流淚。就這樣三年中我失去了兩位最疼愛我的親人，我卻未能見他們最後一面。惡警孫群莉（人稱孫小鬼）故意讓犯人陳傑把我的頭髮剪的男不男女不女的，然後給我拍照說要展覽，被我嚴詞拒絕。惡警張洪芬還說要扒光我的衣服給她拍照。
二零零九年六月，就在全國統考的前三天，她們對我強制洗腦她們抬來電視機、影碟機放在小號裏，邪惡把光碟聲音放到最大。五個人看守，白天惡警張洪芬、李敏端著筆記本和電腦記錄跟我「講理」，晚上濟南省工會學院的李敏專門陪著熬夜，孫繼蓮專門在這間屋裏值夜班，門外晝夜有人隨時進來幫忙。她們看罰坐凳子對我沒用就讓我蹲著，從早上五點罰蹲到下半夜兩點，只睡兩三個小時。輪到張洪芬李敏值夜班時，他們還故意找我談話延後睡覺時間。張洪芬乘機「陪」著我看電視，只要瞌睡就動手打。我想起師父的話，兩個多月的時間熬夜沒打瞌睡，而張洪芬、李敏睏得說兩句話，就回辦公室洗一次臉。我利用這個機會跟她們講做人的道理、講法輪功真相，指出造謠碟片篡改大法師父原話的地方。後來邪惡終於撕下了偽裝，不寫保證書就打。張洪芬說：「這裏不是講理的地方，就是強制。有理你跟泰安公安、610講去，他們不送你來，我們也不管，進了這個門，就得聽我們的。」張洪芬掄起拳頭在我的頭上來回打，前額和後腦一邊一下。李敏也壯起膽子乘機打兩下，楊曉琳在監控中看著。晚上，李敏坐在小凳上，面對著我，讓我也坐下，然後兩隻手按著我的頭，讓我額頭著地。
這次被關勞教所前，四十三歲的我一根白髮也沒有，可入所後，由於一直遭受殘酷的折磨，不到兩個月，就白了一半多。
兩個月後，張洪芬再次不讓我大小便，我絕食絕水，之前已經吃飯很少了。按慣例絕食三天惡警要強制灌食，但是到了第四天也沒灌。第四天晚上十二點，上廁所回來，我覺的眼前像閃電一樣亮了兩下，頭一暈，就抓住了包夾李敏的衣服，李敏一回頭嚇哭了。據她後來說當時我的臉和嘴唇都是慘白的，頭上都是汗。
第二天以我停止絕食為條件，惡警搬走了電視機、影碟機，撤走了李敏，換了普教包夾。我納悶為甚麼惡警這麼輕易地就收了場。後來才知道，就在我絕食的前三個月，茌平法輪功學員王美英，就被她們野蠻灌食扎傷右肺而離世。我覺的走路時右腿有點不一樣，想起張洪芬說過「再蹲你就殘廢了」的話。由於不讓大小便，有一段時間小便也不正常。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修大法的，甚麼不正確狀態都能在法中歸正，果然沒幾天，一切就恢復正常了。
二零一零年春，楊曉琳開會回來，告訴包夾對法輪功學員要嚴、要狠，同時要對新抓來的法輪功學員加大洗腦力度。五月十三日清晨四點，我和同關一室的苗培華在監室的牆上掛出了「法輪大法好」的橫幅，並坐在床上打坐（她們一直睡地鋪，快到出所時才讓睡床）。惡警張洪芬有備而來，她換下了穿了幾天的涼鞋，穿一雙休閒皮鞋，過來兩腳就把我踢下床。讓幫忙的普教把我的上身用床單捆住，兩腿伸平坐在地上。張洪芬坐在小凳子上，右腳踏在我的小腿上來回搓，只一次我腿上的皮膚都破了。我再次絕食。此時不善言辭，但耿直樸實的苗培華，早被帶到監控看不到的房間挨打去了。張洪芬氣急敗壞，讓人用抹布堵住苗培華的嘴，再用膠帶粘住，用繩子捆住她盤起來的腿，從早上六點到下午四點都沒放開。後來張洪芬又一次打了苗培華，導致她發燒吐血。
有了上邊加重迫害的指令，惡警們更加肆無忌憚。楊曉琳找了一個個頭最高、膽子最大、姐夫是警察的普教李冰，背地裏教唆她放手打人。又找來一根十八號的白色有方格花紋的平口硬質塑料管子給我灌食。由於管子太粗太硬插不進去，而且插的時候也有危險，她們就選了醫務室負責人畢某來插（此人中專護士，不具備行醫資格，因為給所長牛學蓮當打手而當了負責人。她自己都說她給病人用了藥，得等大夫來後再補處方）。她粗暴慌亂的把管子插進去，我就覺得一側的額頭、臉、脖子又熱又痛、舌頭都麻了。一隻眼睛往外流淚，流到臉上殺的皮膚很痛，半邊額頭、臉、脖子都燙手。楊曉琳為了讓我痛苦難忍，吩咐拿好那專用的管子別用錯了。插在我鼻子裏的粗管子晝夜帶著，不許拔，疼痛時時煎熬著我。一個值夜班的普教摸了摸我的脖子，頓時淚流滿面哽咽著說不出話來，三天後我覺的胃痛，沒吱聲。又過了三天，我小便時，警察賈晶進來了，出於禮貌，我提起褲子，整理好衣服說：隊長，我要上廁所。賈晶說：你就在這上吧。此後，我昏了過去。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我被兩個包夾連拍帶叫的醒過來，發現自己坐在地上，手握著雙人床的一根鋼管（不然就是躺著了），全身大汗淋漓，覺的想大便，就去牆角的馬桶上方便，頓時很多血水傾瀉而下。
這天晚上，賈晶早沒了蹤影（再一次見到賈晶已是二十天以後的事了）。當班惡警大隊長代秀峰也沒露面，身為警察在自己班上有人昏倒，她們不露面，已是法律上說的‘不作為’。就這樣，我依然被罰坐到午夜以後才讓休息。這天晚上，我解了八次大便，每次都是一股血水。第二天畢某來了，聽包夾說我大便解了半桶黑血，又看了解手用的手紙上都是鮮血，就把我鼻子裏的管子拔下來。下午楊曉琳來量了我的體溫是三十七度八，就把我弄到武警醫院檢查（在入所查體後大約五十天左右，張洪芬還單獨帶我驗了一次血，抽了大量的血），回來後，打了三天吊針，由勞教所夏醫生給我換了一根十二號的軟質淡黃色側開口卵圓形正常胃管。每次灌食都有半湯匙白色藥粉。有一次，惡警劉建惠值班，帶著不滿的口氣問醫生：怎麼換管子了呢？醫生瞪了她一眼，說她用十二號的，原來是十八號的。
三年到期後，因我不向邪惡妥協，他們竟然又給我加期十六天。整整三年十六天，我一直都被關在小號裏（除和苗培華共同在一個小號關了大約半年外，都是單獨關押）。因拒絕穿囚服，第一年整個冬天都沒讓我穿棉衣。惡警代秀峰、劉建惠故意把我關在冬天沒暖氣夏天沒風扇的房間裏，晚上罰坐到十點半以後，別人都睡下了，我感到像有一盆盆的冷水澆在後背上。劉建惠還要求我的包夾，夏天也不許拉開我房間的窗簾。從二零一零年九月份開始洗涼水澡，直到第二年四月中旬我還有三個多月就要到期時。惡警有時也讓我到洗漱間洗刷，開始我還以為她們是好意，後來才知道每當我去洗漱間時，惡警都是在搜查我住的房間，目的是看有無師父的講法，也防止我有揭露邪惡迫害的資料和信息帶出來。惡警都怕自己的惡行被曝光，她們給我找的包夾大多都是離山東較遠的四川人，還吩咐包夾不要告訴我她們的地址。三年中，不斷給我調換房間達十多次，總共被搜查一百多次。家人送去的衣物給放在倉庫裏不讓用，從一開始她們就沒收了我的紙和筆。有時連衛生紙也不讓買。離開勞教所時，我的新衣服、被子、鞋都有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