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故事，真可謂傷天害理，古今中外的怪事。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問題？是各種政治運動造成的後果。在那個時期造假、說謊已經成為人們的習俗，不以為羞恥，反習以為常。
在政治運動中，培訓出一些胡作非為的幹部，專吃政治飯。他們成了日後的繼承人，得到主子的讚賞，升官發財。他們一切為了個人利益，為了錢，只要私利，有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都敢幹，哪管老百姓的死活。上行下效，中國造出來很多會作壞事的人們。
5-28-1，假如你是個病人
當大夫會有病人或家屬來求醫問藥…… 醫生出名了，會有記者來採訪；片警執法，來問長問短，美其名曰「慰問」，對記者來訪多不放心。特別是我退休之後的生活，投入抗艾、救孤工作之後，其環境遭遇日漸險惡，深感「高處不勝寒」。
1996年我開始做愛滋病預防工作，惹來更多人的關注。便衣人員看守在我樓門外，我外出他們追隨；我坐交通車，他們開專車追蹤。這夥人真費盡心機，甚至冒充愛滋病病人家屬找我談話，瞭解我對政府的態度。不管他們怎麼樣說，我的態度始終如一，中國的愛滋病主要是「血漿經濟」引起的，鐵案如山，誰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胡說八道只是留下笑柄。
賣血、輸血引發愛滋病是這一災難的真相。十五多年前政府完全否認這一事實，現在中國政府選擇性承認「血漿經濟」造成愛滋病流行，這是一大進步，值得肯定。雖然沒有懲處醫界「血漿經濟」的始作庸者，沒有對愛滋病受害病人進行賠償，但是比捂住蓋子，死不承認愛滋病的事實存在，好得太多了。時至今日，血傳播愛滋病案例仍未停止，這是禍國殃民之大災害。假如你是個病人，醫界罪責難免。此類案例、媒體的報導較多。如下：
1，11歲男童查出患愛滋病(摘要) 。
澎湃新聞報導：2015年7月12日，11歲的男孩可哥(化名)癱睡在沙發上，兩腿間擺著尿壺。身上有一些肉瘤，還有一些肉瘤消下去的疤痕。沖他說話，他就「啊啊」笑，遞給他東西，他就伸手去接，但手臂亂晃，不會說話。
可哥父親齊哲(化名)河南省南陽市西峽縣丹水鎮農民。齊哲和前妻（可哥生母）、其他近親屬的愛滋病病毒抗體檢測均為陰性。齊哲說：「我們都沒有，孩子又那麼小，不會去嫖娼，更不會吸毒，怎麼會得愛滋病？」
可哥2004年10月21日在丹水鎮衛生院足月出生，但出生後的第五天可哥生病曾進行過手術輸過血，只有這—感染途徑。
齊哲說：在北京天壇醫院確診為愛滋病後，他連續數夜失眠，不敢通知家裡，想著他和家人也可能是愛滋病病人。加上兒子病情加重，癱瘓在床，確診後沒多久，可哥轉到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治療。高燒20多天，醫生要齊哲做好心理準備。幸運的是，高燒逐漸消退。
齊哲談艾色變，他對預防愛滋病的知識瞭解太少了，科室裡都是愛滋病患者，他慢慢他認識到，愛滋病沒那麼可怕。 但巨額治療費用，還有心理壓力，正拖垮這個家庭。「我心裡的苦，別人不會懂。」齊哲突然落淚說。
2，一位艾滋兒童的遺書 陳秉中/文
在我們將要離開商丘在旅館的最後時刻說，10多歲的女孩張鑫訴說她的苦難經歷。媽媽1997年生她時輸血感染愛滋病毒同時也傳染給她，產後3個月就出現發燒、拉肚子和起皰疹。9年後的2006年媽媽生第二胎剖腹產做化驗才發現上次生女兒時因為輸血感染愛滋病毒，母女都是愛滋病毒攜帶者，這一情況張鑫父親一直瞞著沒有和妻子說，2011年才知曉。這之前的10多年只當感冒治療，誤診誤治花了太多的冤枉錢。一天張鑫的父親對母女倆說，「和你們得愛滋病的住在一起我天天恐怖」，竟狠心於2008年拋棄母女出走了，至今音信皆無。艾滋兒童張鑫看到家庭就這樣破敗壓力特別大，不想活了，並寫下遺書，想離開這個世界去追求自由找弟弟。
出生的第二個孩子三個月就出現愛滋病症狀，咳嗽一止，孩子爹在沒有告訴孩子娘的情況下就把出生6個月的可能是攜帶愛滋病毒的男嬰給送出去了，急瘋了的孩子娘問丈夫，你把我的親骨肉送哪去了，就是死也要死在家裡，不能死在外面呀！對方回答說，「只剩一口氣了，活不成了，送福利院了」。他這樣一說如同五雷轟頂，把張鑫媽媽幾乎氣瘋，怒不可遏。因為手機換號了，至今誰也不曉得那個無良之人身在何方。
身染愛滋病毒已經懂事的12歲女孩張鑫，目睹支離破碎的家庭，政府又不追究一家三口感染愛滋病毒的責任，也不給賠償，幼小的心靈怎能經得起這樣的打擊，絕望中這個女童竟給苦難深重的媽媽寫下了令人心碎的遺書。
「親愛的媽媽：每天的我都要開開心心，因為只有我每天開心你才能開心，我不開心也要裝作非常開心。我深知媽媽為了我付出很多很多，我也知道現在你的心情是怎樣的。小時候每天都能跟爸爸媽媽在一起，非常幸福，可是爸爸不爭氣，拋棄了我和你，每次想到這些我都偷偷地哭……我今天跟你說說我的心裡話，我每天都有很大的壓力，已經快撐不住了，每天都活在黑暗的世界中。現在我就想做一件事，下定決心去找我的弟弟……，請媽媽原諒，我也是迫不得已。」
媽媽看了唯一的親人也要離她而去的遺書，如萬箭穿心，緊緊把女兒攬入懷中，「你不能死，你要是走了我還怎麼活呀！」母女倆撕心裂肺，淚流滿面，抽泣不已，「對我們怎麼這樣不公，是老天不睜眼，還是有誰造孽把所有苦難都給了我們！」那一天一夜母女二人心如湯煮，魂不附體，在死亡線上徘徊。經過媽媽苦口婆心的規勸，女兒才回心轉意。「親愛的媽媽，我不能做對不起媽媽的事，要陪著生我養我的媽媽活下去，共度難關。」
張鑫對我說：「我高中畢業若能考上大學就學法律，為媽媽和所有無辜染上愛滋病的人維權，我也要去找可能還活在人間的弟弟，重建幸福家園。
上述事件均發生在近二年內，說明了什麼？
5-28-2，醫患關係緊張
醫患關係緊張，出現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文革後人心大變，特別是近幾年，中國的人們一切向錢看。不少醫生要伸手要紅包，處處設法刁難病人，不該輸血的病人也給輸血，因為醫生要吃回扣。河南寧陵縣婦幼保健就是個典型，開大處方貴藥品「宰」病人，以拿回扣，太多了無處不在。病人送不上禮，有的醫生就不經心看病、推脫、冷言、冷語，甚至公開索取財物，舉例如下：
1，北京來的趙女士說: 「C我眼睛動手術動到一半，醫生在手術臺上問我還有沒有錢，讓我增加手術費。」廣州的李女士證明：「我在南方醫院生孩子，肚子疼得叫喚，醫生裝看不見聽不見。我老公去塞了幾百塊錢，那醫生趕緊就來了。」醫生增加了病人的負擔與痛苦，錢變成了勒索病人的工具。
2，2014年仍然歧視愛滋病病人，最典型的事例：四川省西充縣，愛滋病患兒8歲的坤坤，他是母嬰傳播的愛滋病患者。在他出生十個月，他媽己離去，留給他奶奶爺爺撫養。從他記事起，生活中就沒有小夥伴，經常躲在角落裡自己玩耍，學校不收他讀書。他終日亂跑，躺地上打滾，爬樹上摘果子，拉網捉野雞，村民公認他是個野孩子。他因感染愛滋病病毒而飽受所在地村民種種不公待遇，甚至險遭「活埋」，最終被全村203名村名聯名驅逐，引起媒體報導。經過84天的評論，他爺爺把他送到了臨汾紅絲帶學校，校方收了這位特殊的學生。他接受到正常的治療和教育，找到了「回家」的路。坤坤是中國所有患愛滋病孩子的縮影，不知多少這類的孩子無聲無息地消失在人間了。
3，再如手術輸血感染艾滋，2015年7月19日《大河報》報導(摘要)：去年6月，河南開封市51歲女子在通許縣人民醫院做子宮肌瘤切除手術。術前檢查一切正常，術後竟感染了艾滋。醫院稱可能是輸的血有問題，開封中心血站稱也有可能是手術刀消毒不徹底。但面對記者，血站改口說不排除有愛滋病人在窗口期獻血，而此階段病毒無法檢測。該女子手術後感染艾滋，這責任不在患者，要麼在醫院，要麼在血站。而醫院和血站互相推諉，既是對患者的不尊重，也是嚴重違反醫風醫德的行為，甚至連起碼的人文關懷都被狗吃了。患者術後感染艾滋，醫院無疑應該首先擔起責任。不予賠償，這種情況增加了醫患關係上的對立甚至打鬧。
能被記者報出的案例極少，感染了愛滋病不被人知者更多，特別是愛滋病病人與家屬怕受歧視者居多數，他們更恨醫院的醫生。
香港智行基金會創辦人杜聰自2002年2月進入中國內地防艾領域，主持救助愛滋病死者的遺孤工作。前十年遇到愛滋病患兒很少，近來卻逐年增加。杜聰介紹:於2015年春統計，智行總共救助了18,000艾滋孤兒。令人欣喜的是這些艾滋遺孤中有2,143名大學生。目前尚在資助9,000名 (因新學期剛開始，具體資料還在統計。) 不幸的—是其中有632名孤兒本身是愛滋病感染者，占總人數的7%左右，年齡在五歲到二十歲之間，他們的感染途徑只有輸血和母嬰傳播。年幼的孩子不可能有性行為，不可能吸毒，他們的愛滋病來源於醫院，即便母嬰傳播，醫院也難辭其咎 (多是母親分娩時輸血的惡果)，如此發展下去，後果將不堪設想。
中國人並非全有醫療保險，多數人看病困難，一人生病可致傾家蕩產。時間長了，病人很畏懼醫護。這些「吃病人」 的現象並沒有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制止。
建立和諧醫患關係，需要醫方放下架子，一切為病人著想，耐心為病人解決病痛，主動與病人溝通，傾聽病人的訴說；也需要病人勿以最壞的惡意揣測醫護人員，既要相信醫者仁心，又要相信人間真情；需要全社會共同營造「醫患一家人，醫患一家親」的濃厚氛圍。
醫患關係由不協調發展到對立、仇視乃至敵視，各地出現醫患打架鬥毆現象。特別醫院出現病人傷亡時，病人與家屬就要大鬧。有的雇傭專人在醫院打鬧（當地稱「醫鬧」），甚至殺傷、殺死醫生或護士，這種惡性案件時有發生，而且全國各地發生多起。弄得醫院工作人員，終日戰戰兢兢擔驚受怕。有的年輕人不想學醫術，認為醫務工作太危險。一向受人尊敬的醫生職業，如今也成了「高危」行業。
醫患關係鬧到這個地步，病人也沒少吃苦頭，醫務界怨聲載道，事至今日怪罪誰呢？這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形成一切向錢看的惡果。不獨在醫患關係中發生問題，其他行業存在的問題也不少，何時解決？
5-28-3，兩種不同的態度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我家居住的地區，我也受到無端的歧視。派出所片警陳蘭英，經常來我家教訓我們，她惡聲惡氣赫赫唬唬地說：「老實點，不准你亂說亂動，外出要向我請假……。」這話她對我兒子說過無數次，我們不理睬她，隨便她亂說，隨她使耍權威吧。
我兒子13歲時被誣陷為現行反革命，冤獄三年。1971年刑滿釋放，這時我天天不停地外出、忙碌著找有關單位，為申訴這一冤案，找他們講事實，說道理，與有關人談判……
1973年春，中原區法院王院長己承認我兒子的判刑是個錯案，查找審判人員，辦理平反手續。陳蘭英不是不知道個問題，但是她一直來我家進行敵對性批判，態度非常惡劣，她說：「你應當知道你的所作所為，不聽黨的話，沒有好下場……」她那個臉色兇神惡煞，我不理睬她，玩我的貓咪，全當房間裡只有我和貓咪嬉戲。如圖：
高耀潔在和貓咪玩耍（文章附圖）
1974年我和兒子的冤案全部平反，鄭州市革委會、統戰部、衛生局、中原區法院、鄭州市中醫院五個單位，各派出一人登門來我家和我新工作單位向我宣佈，並賠禮道歉，向周圍環境人們進行「消毒」。從此陳蘭英再不來我家耀武揚威了。
蒼天有知，人道循環。在1981年春，陳蘭英患了葡萄胎，住河南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刮了兩次子宮出醫院了。到家第二天陰道又出血，她害怕是惡性葡萄胎，趕快去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求醫。
次日她丈夫陪她到了北京，她丈夫每天去協和醫院排隊掛號，第三天才掛上號。四個小時後進入婦產科門診，見到絨毛膜癌病區的王主任，陳蘭英細談病情之後，即要求住醫院。檢查之後，王主任說：「回鄭州吧，我們醫院沒有床位。鄭州人民路中醫一附院，收治你這類病人，前天轉去一例，是山西婦女，她患惡性葡萄胎肺轉移，我給該院高耀潔主任寫個條子，回到鄭州後，我保證她會收你住醫院，快回去吧。」
陳蘭英心中有梗，再三要求住協和醫院。
王主任給了她一紙介紹信：信上只有幾個字，寫著「葡萄胎病人陳蘭英，請高主任收治。」
陳蘭英內心明白，她自知在文化大革命中給高耀潔很多過不去，整她罵她。陳不想找這位高主任，高主任給我看病不會經心，怎麼辦？但又不敢說出口來，再次要求住協和醫院。王主任去診斷另一個病人了，不再跟她說話了，護士趕著她出診查室。
陳蘭英次日又掛號，進入診查室門，護士看了病例，不往大夫辦公室轉了，立即說己給你辦妥了，你回鄭州去住醫院吧。
陳蘭英這時很是無奈，與丈夫商量回鄭州，往日的恩怨只靠這張介紹信能消除嗎？去找高耀潔怕她不理睬，即便住了醫院，高耀潔來個應付了事，誰拿她也沒辦法！我的生命不能當兒戲……
陳的丈夫又想出一個辦法，明天去北京市婦產科醫院。次日陳蘭英到婦產科醫院，檢查後叫她轉協和醫院。她不敢作聲，當日晚上陰道出血增多，陳和她丈夫午夜乘特快火車返回鄭州。
陳蘭英回到鄭州之後更愁上加愁。她母親出了一個主意，給高耀潔送禮，先瞭解她喜歡什麼東西。上午就瞭解到高耀潔最煩送禮，不但拒絕收禮，還惹她煩惱生氣。
陳的丈夫出個主意，買了大量高級水果，說是北京協和醫院的大夫讓捎來的，送到醫院辦公室。
這時陳蘭英已從門診收入病房，住院醫生告訴我23床住進個葡萄胎患者。我說：「你問一下病史，化驗一下，抽血的絨毛膜激素 (HCG) 的數值，血象有無異常、是否有感染，下午我檢查。」
陳蘭英談了病情，特別強調是從北京協和醫院轉來的，那裡醫生給高主任捎來東西，己送到醫院辦公室。護士長告訴我了，我說：「協和醫院的大夫不會捎東西，我看一下是啥東西？」午後護士長給我說：「大包高級水果，外包裝紙證明是在鄭州買的。」我說：「誰收這些水果誰處理，不要往我們科室拿。」水果最後如何處理我就不知道了。
下午四時我見了陳蘭英，好像沒有發生以往的過結，像對新病人一樣。婦科內診後，發現子宮稍大、質軟、軟度壓痛、宮口微張，出血萄狀胎塊組織。明日看HCG 檢查的結果，再考慮清宮(刮宮)，我來參加看看。
陳蘭英這時滿臉通紅，只談病史，沒說任何閒話。
次日HCG檢查結果，體溫37.8攝氏度，體溫稍高，用三天消炎藥後再作診斷刮宮。這時陳蘭英態度和順，從沒有耍潑婦言行。
三天後一個下午，陳蘭英的經治醫生在常規消毒下給她刮子宮，在子宮內取出殘存小水泡樣的碎組織，出血不多。最後我讓檢查，我又用刮匙在子宮腔內檢查，四壁光滑，手術告終，出血不多，刮出組織送病理檢查。病人陳蘭英術中合作，送回病房休息。
從此病人再無陰道出血，七天過去了，病理檢查結果良性葡萄胎組織，血HCG扴查結果正常。是日下午做B型超聲波子宮探查，子宮腔內無殘存組織，讓病人出醫院。叮囑陳蘭英半個月來醫院檢查一次，如有腹痛、陰道出血，隨時來醫院，最後診斷：水泡小狀胎塊不全流產。陳蘭英及家屬表示感謝，贈送給醫院一面錦旗，高高興興離開了醫院，她臨走時向我深深地鞠個躬，一個勁說: 「謝謝。」
事情經過，彼時與此時不到十年，陳蘭英的態度和以前相比，判若兩人。我以醫者的精神不能報復。但她自認理虧，不敢來我科就醫，在外地折騰了半個多月，受了不少罪，花了不少錢，最終還是求醫於我科，這種奇遇經過就這麼可笑！可憐！
在政治運動中，像陳蘭英這樣的變臉演員太多了，不足為奇。
－－原載縱覽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