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8月19日訊】（新唐人記者秦川綜合報導）出生在湖南瀏陽的胡耀邦，中共文革初期，被造反派多次揪斗，後被定為「三反分子」，下放到黃湖「五七」幹校，被當時的軍代表分配進行勞動改造。近日，有媒體披露，胡耀邦在文革中的悲慘經歷，及其晚年時，對中共生活會的「揭發批判」心存餘悸和恐懼。
據海外媒體近日報導，中共「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團中央受到衝擊，胡耀邦被造反派多次揪斗。1969年5月，其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
報導稱，當時中共軍代表把胡耀邦放在1連，希望於「階級感情深」的「五七」士兵，加強對其「三反分子」的「改造」。
據與胡耀邦在黃湖共事的人回憶，當時在黃湖，勞動和生活條件十分艱苦，被迫下放到「五七」幹校的約有2000人，住房要自己蓋，沒有飲用水，要自己用人力打井，還要搶種、搶收稻麥、挖渠開溝，勞動強度是超負荷的。年輕的官員一天累下來，都感到腰伸不直和渾身疼痛。這對於像胡耀邦那樣年過半百、身體瘦弱有病的人來說，需要付出多麼大的艱辛，可想而知。胡耀邦對於軍代表定性其為「三反分子」後，心理一直不服，他當時身患痔瘡，經常脫肛流血，仍然要堅持勞動，每次外出勞動時他都帶一個小盆，當別人休息時，他就在田裡舀點水洗痔瘡，在「改造」期間，無論是運磚、拉石等體力活他都得干。據報導，自1969年春至1970年秋，因超負荷勞動及營養不好而死在黃湖的就多達7人。
當時的中共軍代表，在生活方面對「三反分子」限制很嚴，不準在集市買吃的東西，年青的「三反分子」，給孩子買塊豆腐吃也被當做資本主義思想受到批判。相反，當時的軍代表把水壺當作酒壺，隨身攜帶，時常喝上兩口，甚至還經常身背獵槍在黃湖內到處遊盪，打鳥、打鴨、打兔子當作他們的「勞動」。
1972年秋，軍代表宣布中共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獲「解放」，惟獨不解放胡耀邦。因為他既不承認是「三反分子」，也不承認是「走資派」。
胡耀邦晚年時的恐懼
胡耀邦晚年，對中共中央生活會的「揭發批判」心有餘悸，總覺得這件事可能還沒完，他還沒有得到真正的原諒和寬恕，因此心存恐懼。
胡耀邦最後一任政治秘書劉崇文在2009年第9期《炎黃春秋》撰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態》披露，生活會後，胡耀邦曾同夫人李昭去看望過鄧小平一次，談了15分鐘左右，鄧小平對他很冷淡。
文章稱，胡耀邦在與劉崇文的日常交談中，他盡量迴避提到鄧小平和陳雲，萬不得已時也從不直呼他們的名字，而是用摸右邊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邊耳朵代表指陳雲，可見其內心之恐懼感。
胡耀邦曾告訴劉崇文，有一次，他曾去拜訪葉劍英，在他倆談話時，葉劍英把收音機開得很大，唯恐被人聽到。正是在這種恐懼心理狀態下，胡耀邦並不急於談他想談的那些敏感問題。
1989年3月，胡耀邦到北京參加人代大會和政治局會議。就在他參加政治局會議突發心臟病的前兩天，他對劉崇文說：「我不想呆在北京，開完會我們還是到下面去。」
同時，胡耀邦又犯愁地說：「到哪裡去呢？不知道人家歡不歡迎我？」因為有這個顧慮，胡耀邦還是想到天津去，覺得和李瑞環比較熟悉，去那兒可能方便一些，但仍然擔心李瑞環是不是歡迎他。
胡耀邦當時的心情，總覺得自己現在還是「待罪」之身，深怕連累、影響了別人，給人家帶來困難和麻煩。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參加政治局會議時突發心臟病，經搶救後住進了北京醫院。就在他發病後的第7天，4月15日，胡耀邦離開了人世。
劉崇文認為：胡耀邦在政治局會議那樣一個場合和環境里，肯定是思緒萬千，心潮起伏，他有許多話想說卻又不能說，無比的憂傷苦惱，巨大的思想壓力，不斷衝擊著他那病弱的身體，結果導致血壓急劇升高，心臟大面積梗塞，終於一病不起。
有分析認為，胡耀邦晚年時的恐懼感，來自中共的內鬥與批判的陰影。
據悉，從中共上台開始，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人飽受中共政治的迫害，很多人都沒能逃脫中共的魔掌，對中共的政治運動產生了神經質。自《九評共產黨》一書出來後，更多的人看後明白了中共的本質，做「三退」，擺脫了飽受中共迫害的陰影。據大紀元網目前統計，現有2億1仟多萬人退出中共黨、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