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或集團（包括政府），運用暴力強迫拆掉你的房屋時，你受到強盜式的壓迫。如果他（他們）給了一些補償，而你認為這些補償不合理，沒有討價還價的權利，你的房屋仍被強拆，那你便受到掠奪式的剝削。壓迫剝削實際上是侵害人權，強拆房屋侵害的是私有財產權。包括財產擁有權、使用權、處置權。我們說要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實際上是建立一個人權不被侵害的社會。如果有了勞工權利保護，週剝皮用半夜雞叫來驅使雇農上工便是犯法（假定《半夜雞叫》說的是事實），雇農可以告他，週剝皮還能壓迫雇農嗎？如果人不能被買賣（人的基本權利），黃世仁便不能搶喜兒抵債（假定《白毛女》說的是事實），揚白勞便沒有受到壓迫，而只與黃世仁有經濟糾紛（需用經濟規則來解決）。所以，壓迫剝削的表現是侵害人權，有人權則無壓迫剝削。
消滅壓迫剝削的過程是一個爭取人權的過程。奴隸受到奴隸主的壓迫剝削，緣於沒有人身權，奴隸獲得解放的根本體現，是他獲得自由。而自由是人身權的主要體現。種族歧視使黑人受到壓迫剝削，反種族歧視便是爭取黑人平等權利，種族歧視消失的過程，便是對黑人壓迫剝削消失的過程。資本家有沒有對工人進行剝削？如果工人認為工錢很低，受到剝削，可以選擇另外的雇主，且社會提供了廣闊的選擇空間，工人便沒有受到剝削。工人自由選擇權利的增進過程，便是工人擺脫剝削的過程。朝廷通過稅負形式的橫徵暴斂，無疑是對人民的壓迫掠奪，由人民來確定稅收幅度和稅收用途，則可消除專制者對人民的壓迫掠奪，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便是反對國家暴政對人民的壓迫掠奪。
中國製造崛起，與中國的低勞力成本密切相關。而低勞力成本由兩種原因導致。一是中國低經濟發展水平。二是中國的低人權。低經濟發展水平是一種客觀因素，低人權則暗含壓迫剝削。二戰後，日本、台灣、南朝鮮等，都是由低經濟發展水平帶來的低勞力成本起步，並取得高速發展，被學界稱為「東亞模式」。但它們卻是高人權國家或地區，由此帶來人民收入提高與經濟發展同步，所以雖是以低勞力成本起步，卻只用二三十年時間，人均收入便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中國改革開放後，同樣採用「東亞模式」，利用低經濟發展水平帶來的低勞力成本取得高速發展，但中國是一個低人權國家，人民收入遠遠低於經濟發展速度，所以中國雖然也經過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人民收入卻仍然很低，並沒有進入先進發達國家行列。為什麼？因為中國低人權，存在普遍的壓迫剝削。
中國富士康出現多起工人跳樓自殺事件後，美國輿論曾出現一個指責中國勞工權利不能得到保障的高潮，是否美國報人站在中國工人一邊，非也，而是由於兩國勞工權利不同，導致兩國勞力競爭和產品競爭不公平。中國工人的低收入搶了美國人的飯碗，美國報人並未指責中國低經濟發展水平帶來的低勞力成本，卻指責中國的低人權，說明美國人主張人權，反對壓迫剝削。美國不願與一個存在嚴重壓迫剝削的國家競爭。中國產品在美歐屢屢受到反傾銷起訴，源於中國很多產品是監獄產品，或低人權工廠生產的產品。這些產品是「血汗產品」，這種工廠被稱「血汗工廠」。 「血汗」意味著壓迫剝削。一個高人權的國家比之一個低人權的國家，是一個壓迫剝削更少的國家。如果中國的崛起依靠低人權，依靠血腥暴力，姑且不論能否崛起，即便崛起，很光彩嗎？低人權是「優勢」嗎？我們需要這種崛起嗎？
壓迫的極致是法西斯。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侵害的是人的生命權，是人最原始、最基本的權利，是反人類的邪惡犯罪。斯大林反德國法西斯，自己卻殺政敵，殺元師、殺將軍、殺富農，被人稱為「殺人魔王」，何償不是法西斯？說猶太人是劣等民族，要殺掉當然是法西斯，但說反對自己的人是「階級敵人」要殺掉。同樣是法西斯。斯大林與希特勒有何兩樣？法西斯的本質特徵是把人命當草芥。當一個人、一個集團、一個政權把人不當人看待，並使用暴力壓迫人時，它便是法西斯的附體。反對法西斯不是反對德國，反對日本，而是反對不把人當人看待的法西斯思想，法西斯行為，法西斯體制，法西斯政權。
消滅舊社會，不一定能建立一個新社會。劉文彩有地牢或叫黑監獄（假定是事實），他便是惡霸。如果真有，可以想像，他一定收羅了一批流氓打手，可以隨便抓人、打人、折磨人，殺人，卻無制度法辦他。這樣的社會當然是「萬惡的舊社會」。可我們現在的「新社會」，不是有「安元鼎」，有「久敬莊」嗎，不也是黑監獄嗎？不同樣是可以隨便抓人、打人，折磨人，甚至殺人嗎？現在的勞教所，監獄，包括公安局，不是有刑訊逼供，有老虎凳，有折磨人的種種手段嗎？如此，與舊社會有何區別？所以消滅舊社會，如果不能伴隨個人權利的崛起，換朝遷，換統治集團，換國號，並不表明新社會的建立。人權進步才是社會進步的根本體現。
滿清時代的租界，被認為是中國近代的恥辱。但據說租界的法院審案，被告原告都不用下跪，不會打屁股，人有尊嚴。比之滿清的衙門，打官司需給審案的老爺下跪。老爺一旦震怒，無論原告、被告都有可能被褫衣當堂打屁股，人如何還有尊嚴？另外，租界還可以自由辦報，自由抨擊「小丑載湉」和他的奴僕。如當年的《申報》。而在中國其它地方，攻擊皇上是「大不敬」死罪，誹謗朝廷則可能滅門。比較一下，租界與中國其它地方的老百姓，那裡更有人權？更沒有受到壓迫？對統治者來說，本來是我管的地方，是我的王土，被你拿去了，變成租界，由你來管，當然是恥辱。但對老百姓來說，誰管理得更好，制度更先進，人權更能得到保障，誰就更好。顯然，租界好不好，要看租界的老百姓是不是更自由，更有人權。租界是不是恥辱，要看你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還是老百姓的立場。
香港曾是英國的殖民地。也許在殖民地初期，英國統治者確實壓迫掠奪過香港人民，但隨著制度的進步，香港人民的權利與自由在增進，英國統治者對人民的壓迫和掠奪在日漸減少，這卻是不爭的事實。香港人民並不是在回歸中國後「站起來」的，而是在自身權利與自由增進的過程中逐步「站起來」的。香港的官員是英國任命的總督還是中國任命的行政長官，在香港回歸時，對香港人民來說並不是第一位的因素，制度才是決定香港人尊嚴的關鍵。中國政府的「一國兩制」，保持香港製度不變，既未使香港人的權利自由增加，也未減少。所以香港回歸併不具有把「受苦受難」的香港人解放出來的實質意義，而只是一種比較空洞的「國家尊嚴」的體現。如果香港的民主制度達到由民眾直選官員的程度，香港由英國回歸中國更是只具象徵意義。我們的「愛國」是愛這種空洞的「國家尊嚴」哩，還是具體的實質的「老百姓尊嚴」？
人是最高正義。人權與主義，與經濟發展，與國家相比較，人權是第一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