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7月05日訊】（明慧網電）曾經全中國化學奧林匹克競賽特等獎、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一等獎的上海交通大學高材生瞿延來，被法輪功學員無畏當局的殘暴，不斷善意向當局講述自身感受而走進法輪功修煉。當他堅持按真善忍行事時，遭到當局的殘酷的迫害，五年絕食讓他性命瀕臨生死邊緣。
瞿延來一九七七年出生在黑龍江，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能源工程系，品學兼優，曾獲全國化學奧林匹克賽特等獎、數學一等獎。一九九九年七月才開始煉法輪功。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深夜，瞿延來被普陀區公安分局的惡警劫持，後被非法判刑五年。從被綁架的那一刻起，他一直絕食絕水抗議對他的非法關押。期間多次遭受毒打，野蠻灌食造成四次嚴重胃出血，幾度生命垂危，原本身高一百八十釐米，體重一百四十多斤的壯小伙子，被折磨得只能躺在床上或坐在輪椅上，生活無法自理。
瞿延來說：「被五根繩子綁在床上的滋味是極其痛苦的，渾身上下說不出的難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難熬。我想一天不是由二十四小時組成的嗎！一小時不是由六十分鐘組成的嗎！一分鐘不是由六十秒組成的嗎！我問自己，再多堅持一秒行不行？肯定沒問題！那我就一秒一秒的堅持到迫害結束的那一天吧！」
「自從被抓到派出所，就開始絕食絕水抗議對我的非法抓捕，因為我修煉「真、善、忍」，我無罪！但是在失去自由無處申訴的環境裏我只能採取最極限的方式來控訴邪黨的迫害。」
自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被非法抓捕，到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重獲自由，瞿延來經歷了長達五年的殘酷折磨，被迫長期絕食，受盡折磨與羞辱。但在苦難中，經過理性的思考，他依然選擇了堅修大法「真、善、忍」，用自己的生命來證實大法的清白、真實與偉大。
希望這篇報導幫助人們了解，在神州大地上曾經發生過多麼荒唐、殘酷的迫害，中共邪黨的殘暴與罪行必將受到正義的審判！
下面是瞿延來的自述：
一、非法抓捕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中共邪黨對法輪功的迫害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了，也是我真正走入修煉法輪大法的第二個年頭。那時我在上海上班，工作表現比較出色，剛參加工作一個月，設計的產品就出口海外，很得老闆的器重與尊重。我也認識當地的幾位法輪功學員。
九月三十日下班後，吃完晚飯我就騎著自行車出門了。我漫無目的的騎著車子，心裏卻翻騰著事情：我認識的兩位同修被非法抓捕，我思考著是否應該離開上海，我相信警察撬不開我的嘴，怎麼判我刑？但我也知道邪黨做事，沒道理它就硬來，我這樣不是等著進監獄嗎？走還是不走呢？真是舉棋不定。
九九年「七二零」以來，中共江澤民濫用手中權力一意孤心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眾，那時我連《轉法輪》這本書還沒有讀完，但是非常清楚電視上的污衊宣傳就是栽贓陷害，是中共邪黨歷次政治運動的慣用手段：先鋪天蓋地的造謠，再無情打壓！直到二零零一年中共邪黨導演了天安門自焚偽案，讓我徹底認清了邪黨的邪惡，更讓我佩服大法弟子的堅韌與善良，在中國大陸要想打倒誰不會超過三天，一張報紙就讓你死無葬身之地，而大法弟子為了讓世人不被謊言矇蔽仇視佛法，冒著失去生命的危險向世人講清真相。
那天我騎著車子，不知怎的又轉回到住處。看看表，已經晚上十點了，洗漱完畢，我剛躺到床上，幾個警察就破門而入，強行給我戴上手銬，將我綁架到普陀區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
二、派出所的非法審訊：約束帶、毒打
警察對我進行了非法審問，中間換了很多人，也不許我睡覺，晚上還用約束帶把我連人帶椅子銬到一起（作者註﹕約束帶就是一根寬皮帶，上面還帶著兩個皮帶套。使用時把皮帶在人身上繫緊，手則緊銬在皮帶套中）。警察問我為法輪功都做了些甚麼事？與哪些人聯繫？還說別人都交待了，要我也交代。他們把我當成了犯人在審訊。對於問話我都拒絕回答，只是給他們講述我個人的情況，法輪功教人做好人，邪黨對法輪功的宣傳都是在造假。
第二天，也就是十月一日，來了一個自稱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心理醫生。我與任何人對話都沒有絲毫的畏懼，他想了解我的思想，我就毫無保留的讓他了解，因為我想破除他對大法的誤解。談了一、兩個小時，他就走了。過了幾個小時，這個心理醫生又想與我繼續交流，但審訊的警察不允許。當天晚上，又過來兩個自稱是上海交大的老師與我談話，說了幾句就走了。之後普陀分局一個交大畢業的警察也被找來，其實我們是一個系的，但平時沒甚麼交往，他說不認識我，就走了。
十月二日第三天，審訊的人始終問不出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就開始打我的臉，打我的上身；捏住我的鼻子，給我灌水。頭一次被上海的警察打，讓我想起了前兩次失去自由時被毆打的情況：第一次是二零零一年八月份在哈爾濱市南崗公安分局，那個警察自稱叫劉刊，他也是這麼打我的，但他的力量比面前的這兩個人大多了。第二次發生在二零零一年底，北京的警察對我是拳打腳踢，踢得卻挺狠。他們一打我，我就把眼睛閉上，不再理睬他們了。
三、普陀區看守所：踩生殖器、在水泥地上拖、插胃管
我自從被抓到派出所，就開始絕食絕水抗議對我的非法抓捕，因為我修煉「真、善、忍」，我無罪！但是在失去自由無處申訴的環境裏我只能採取最極限的方式來控訴邪黨的迫害。
十月二日的晚上，派出所的警察見我始終沒有屈服，就用警車將我直接送到了普陀區看守所，幾個人把我抬到了看守所的大廳。看守所來了一個獄醫，給我量了量血壓，走了。這時聽送我的警察說看守所拒絕接收，他們就給上面的不知是甚麼人打電話，一會兒我就被抬上了看守所的四樓。這次來了兩個犯人把我拖進四號監房，裏面的犯人都在躺著睡覺。犯人們挪出了一個位置，讓我躺下。
幾十分鐘後，過來兩個犯人又將我拖了出去，扔到看守所管教警察的房間。一會兒進來了兩個審訊過我的警察，他們見我躺在房間裏一動不動，就極其惡毒的踩我的下身生殖器，我忍住沒有絲毫的反應。他們見一時沒有辦法，就說：「我們有的是時間，就不信你在看守所不說，要都像你這樣我們還辦不了案子了？！」惡狠狠的撂下話就走了。我又被拖回了監房。
十月三日早上，我被強行拖出監房拉去灌食。看守所的管教見我不肯走路，也不讓犯人抬我，而是指示兩個犯人抓住我的雙手，粗暴的先從四樓拖到了樓下，再從外面的水泥路拖到警車上。在房間裏拖我還好承受；從樓上往樓下拖，撞得腿就很疼了；在樓外的水泥路上一拖，腿上的褲子馬上就磨壞了，膝蓋和腳趾當即也磨爛了。平時看著水泥路很平整，這回才發覺是那麼粗糙，也不知道有多少細小堅硬的東西在我膝蓋和腳趾的爛肉和骨頭上磨來磨去，那種痛徹心肺的滋味旁人真是無法體會。看著短短的一段路，我卻覺得異常的漫長。我一聲沒吭。
警車開進了上海市提籃橋監獄，護士看到我這副慘樣，就責問送我的管教怎麼把人搞成了這個樣子，他們都支支吾吾的推托。醫生給我做了一些檢查，接著就讓護士給我插胃管灌食。結果插了好長時間也沒插進去，還從鼻子裏往外淌血，嘴裏也開始吐血，醫生就讓護士給我靜脈輸液。折騰一天，晚上我又被送回了看守所。上四樓的時候，管教讓犯人把我從樓下往樓上拖，但往上拖實在是太費勁兒了，管教只好讓犯人把我背上了四樓。但那個管教還很不甘心，用木板猛抽打我的腳底心。
十月八日長假一結束，我就又被送到監獄總醫院。這次看守所不想讓醫院的人看到我的慘樣，就沒敢讓犯人拖我，而是把我背上了警車。醫院給我做了些檢查，靜脈輸液後又把我送回了看守所。
十月九日早上，我被拖到了管教辦公室。一個獄醫叫犯人把我按到椅子上，開始給我插管子。插了將近半小時也沒插進去，從鼻子裏往外淌血，從嘴裏往外吐血。獄醫根本不在乎，他叫犯人把我按到牆角，先來一頓拳打腳踢，再插，這回費了半天勁兒終於插進去了。管子從鼻子插進胃裏的感覺，就像有一條火蛇在往身體裏鑽，極其的痛苦。管子插進胃後，獄醫讓犯人灌了一點流質，就把管子拔了出來。犯人把我拖回了監房。
以後每天獄醫都來給我插胃管，灌一點流質。有時灌了一半把管子拔出來，再插一次管子，接著灌剩下的一半，總之想盡辦法的折磨我。插胃管灌食的滋味是極其痛苦難熬的。每天灌的食物都是少得可憐的，但我卻不覺得餓，那種感覺很奇特。
四、四號監房講真相
白天沒事的時候，我也和房間的人聊聊天。我旁邊睡的人說，第一天我睡他旁邊的時候嚇得他一宿都沒敢睡覺，為啥呢？他怕半夜睡著的時候我把他掐死！邪黨把煉法輪功的人污衊得極其可怕。可時間長了，他見我人也挺好的，他就不害怕了。我給他講了法輪功不能自殺，更不許殺人，你們只聽信了邪黨一邊倒的造謠宣傳，如果真象它說的那樣，有幾個人那麼傻還煉功啊。特別是邪黨現在極其殘酷的迫害法輪功，如果煉法輪功不能給人帶來極大的益處，還有幾個人會堅持？邪黨最善於利用它控制的輿論工具矇騙老百姓，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天安門自焚事件，王進東身上都燒成那個樣子了，兩腿間裝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卻沒燒壞，劉思影氣管都被割開了還能說話，這就像拍電影一樣，看著很逼真其實是在拍戲。這一個月我和房間的犯人相處得很好，他們對法輪功的誤解也慢慢的沒有了。
普陀區看守所是我呆過的第四個看守所。中國的看守所都大同小異，也就是房間的大小有些區別，所關的人數不同。監房的犯人都很多，睡覺的時候，牢頭和混得好的幾個打手睡的地方還寬裕，但其他人就擠得不得了，一個個都得側著睡。犯人們管這叫「冰凍帶魚」──睡在一起的犯人們就像凍好的帶魚，側身立的緊緊的挨在一起，形容得極其形像。看守所有時攬到了一些手工活，牢頭就分派犯人們幹，幹活還有指標，完不成要被打罵虐待。沒活的時候，犯人們就被強制一個個排好位置在房間坐好，從早到晚的靜坐「反省」。
在四號監房呆了一個月後，我又遇到了一個曾在普陀區工商局工作的人，他可能是因為經濟方面出問題被抓了。得知我因煉法輪功被抓後，他告訴我說：他的單位也有一位大法弟子叫熊文旗，自學了法輪功後，吃拿卡要的事都不幹了，幹工商稅務的人沒誰能像他那樣清正廉潔的，他還當過上海市的十佳青年哪！但一九九九年之後熊文旗被非法勞教，釋放沒多久又被非法抓捕到了提籃橋監獄。
五、換監房的陰謀：二十多個人輪流毒打
到看守所後，承辦案件的警察也來審訊過我幾次，他們讓我交代，我都沒配合他們。一次，一個警察囂張的說：「勞教他三年算了！」邪黨的勞教制度極為邪惡，公安局直接就能決定，不需要經過檢察院、法院，邪黨管這叫「人民內部矛盾」，但人進了勞教所可能比監獄還要受苦，裏面更是無法無天。
從十月八日起，看守所每半個月把我送到醫院檢查一次身體，每次檢查人都沒甚麼問題，他們感覺我絕食也沒甚麼事，插管子也能挺得住，就開始動壞腦筋了。十一月二十日從監獄醫院查完身體後，回來就把我換到了五號監房。剛進五號監房時，裏面的犯人對我格外的客氣，還要給我打熱水洗腳。要知道每個監房一天的熱水是有限的，而新來的人往往是被欺負的對像，連喝的水都很少，他們卻要給我熱水洗腳！
十一月二十一日早上，就有犯人說，看我們對你這麼好，你為了我們也應該吃飯。我告訴他們，我絕食是為了抵制對我的非法關押，既然選擇了絕食，我就不會在壓力面前屈服。
從十一月二十二日開始，監房裏的犯人就開始瘋狂的毆打我了。那是正宗的拳打腳踢，監房裏二十多個人幾乎是人人上陣，輪流打我，一時伸不上手的就在旁邊吶喊助威，還有的犯人高聲叫著：「甚麼都玩過，就是沒玩過人，這回要好好的玩玩人！」他們還用各種惡毒的語言辱罵我和法輪功。我把眼睛閉上，一聲不吭，默默的忍受著。他們見通常的打人方式對我沒用，就強行扭曲我的腰、胳膊、手指。當時我想，就是骨頭斷了我也不能皺一下眉，更不能吭一聲。這招沒用，他們又把我的腿拉直，穿上皮鞋（監房裏本來沒有皮鞋，估計是管教給的）猛踢我的大腿內側，還說這是「炒蹄筋」。過一會又把大量的食鹽塞到我的嘴裏，希望我渴了找水喝。還用涼水不間斷的從我的頭頂澆下來，不但寒冷至極，還有窒息的感覺，因為水不間斷地從鼻子流下，呼吸都極困難。毆打我沒反應，但涼水一澆我就會不由自主的發抖，犯人們一看我終於有反應了，很是興奮，乾脆不斷的用涼水澆，還說這是「滴水觀音」。出獄後才聽說，大慶石化總廠一位叫許繼善的大法弟子就是在監獄被澆涼水活活嗆死的。
中午休息的時候，我被扔到監房的鐵門口，只穿著襯衫，敞著門讓冷風吹。這樣翻來覆去折磨了我整整二十天，期間我沒說一句話，但內心卻非常的平靜。
十二月十二日起，犯人們不再打罵、折磨我了，對我也客氣了。十二月下旬，一次灌食過後，我被負責管五號監房的趙管教單獨留下，他問是不是有人虐待我，把折磨我的人告訴他，他替我出氣。我回答說不需要。過了幾天折磨我最狠的牢頭被換走了，還有幾個整我賣力的，他們睡覺的位置從監房的前面換到了後面，這表示他們在監房的地位降低了。又過了幾天，趙管教也被換到了三樓。後來有犯人偷偷告訴我，正是這個趙管教讓犯人們整我的，那一個個變換的整人方式也是趙管教教的，當時布置的時間一個月，但後來我讓他們都失去了信心。
六、五號監房講真相
犯人們不打我了，我就開始每天雙盤打坐煉功，那時整個看守所從警察到犯人對我都很客氣了，只有獄醫對我還是惡語相向，時不時的威脅恐嚇我：「給你送到提籃橋，用五根繩子綁起來你就吃飯了；熊文旗鋼筋鐵骨在提籃橋也被整吃飯了；提籃橋的法輪功幾乎百分之一百都轉化了，等你到了提籃橋才知道厲害。」
二零零三年元旦，我被拖去插胃管灌食時，還被警察做了錄像，可能是想留下一個記錄，說明看守所對我進行了「人道主義」救治。
快過中國傳統新年的時候，我睡覺的位置已經到了三號位（一號二號是管教安排的監房牢頭睡的位置），對於監房的事情我也可以發表一些意見了。我儘量的用法輪大法「真、善、忍」標準去引導監房的犯人。真誠、善良、忍耐，犯人也都覺得很好，但有一個顧慮：就是在邪黨統治的社會，要嚴格按照這種標準去做，恐怕在利益上會有很大的損失。我也告訴他們人在一生中不要只顧自己，要多替別人考慮，儘量多做好事，別幹壞事，善惡有報是天理。
但有人說，法輪功那麼好，邪黨為甚麼還鎮壓啊？你們煉功的不吃藥，如何如何！你們老師如何如何！還說圍攻中南海……總之全是邪黨造謠宣傳的那一套。我告訴他們：法輪功的書中並沒有說有病不許吃藥，是中央電視台故意把我們師父講話中的一個字剪掉了，少了一個字就完全篡改了話的原意。再說看問題要看整體，不能只盯著個例。煉法輪功並沒有保證人不死亡，中國有那麼多煉法輪功的人，即使真的有一千多例去世，比例之低（遠遠低於社會正常死亡率）本身就很說明問題。僅一小部份人的身體沒有得到康復並不能否定法輪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因為大部份人通過煉法輪功確實得到了身體的康復。我的媽媽和妹妹就是我身邊活生生的例子，她們都是有病醫院沒治好，煉法輪功一個月之內就好了的。
我又講法輪功的書中明確提出不許殺生，不許自殺。接著講自焚的疑點，如燒不壞的雪碧瓶，氣管切開人馬上就能說話等等，也講了傅怡彬殺人案、關淑雲殺女案的疑點，剖腹找法輪的疑點，其實這些完全都是在造假，煽動人們對法輪功的仇恨。我又講了四二五的真相，煉功人是因為天津警察非法抓了大法弟子不解決，只好到北京府右街信訪辦上訪；當天事情已經得到了妥善解決，當時報紙也明確刊出了政府對萬人大上訪的態度，並不是批判和打擊。只是事後江澤民為了打擊法輪功把這件事當成了藉口而已，那完全是出於他個人的妒嫉。邪黨當時七個常委，只有他一人要打壓法輪功，但邪黨的獨裁暴力本性使得它開動這個血腥的機器成為了可能。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二日，上海市普陀區檢察院起草的起訴書也送到了我的手裏。我看了一下，一起被起訴的有近十位法輪功修煉者。送起訴書的人讓我簽字，我拒絕了。從失去自由那天起，我一個字也沒寫過，錄口供、簽字都不配合。在我心中，對我們法輪功修煉人的關押本身就是非法的，是一種嚴重的迫害，我應當抵制這種迫害，更不可能配合錄口供、簽字了。
三月十三日早上灌食時，我抽出的胃液竟也變成黑色的，獄醫說我也胃出血了，下午就趕緊把我送到了上海市監獄總醫院。
李洪志師父在《境界》這篇短文裏寫到：「惡者妒嫉心所致，為私、為氣、自謂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無怨、無恨、以苦為樂。覺者執著心無存，靜觀世人，為幻所迷。」這段時間，雖然有很多人對我行惡，但我心裏對他們沒有絲毫的怨恨，善惡有報是天理，他們幹的壞事以後都是要償還的，他們在無知中對我行惡，其實就是在害自己，我心裏真得很可憐他們，唯一後悔的就是我沒能制止他們的惡行。我採取的辦法就是不把痛苦表露出來，讓折磨我的人都感到絕望，從而停止對我施暴。那時我最後悔的就是自己以前背的師父經文太少了，只有《論語》和師父講法、經書中的零星句子，我就反覆背這點東西，就靠這極少的師父的講法，支撐著我以異常平和的心態面對這一切苦難。
七、監獄醫院受綁刑
到監獄醫院後，看守所的管教希望我能住院，但醫院方面說我是煉法輪功的絕食，不收，只允許在門診部治療一天。看守所的人不同意，就給上海市政法委的人打電話，當時沒人接聽，三月十四日上午給上海市政法委的電話打通了，下午我就被送到了監獄醫院三樓東部的病房，住十五號病床。
到了病房，我體會到了甚麼是五根繩子綁床。勞役犯（是一些從事病房內勞動的犯人，具體做的事就是協助警察管理病房內生病的犯人）帶著一次性手套拿來了五根看起來就很髒的繩子（後來聽勞役犯說，綁繩是從來不洗的，甚麼艾滋病人、皮膚病人、傳染病人都綁，上面屎尿也沾帶了不少），他們把我雙手的手腕用繩子綁緊，兩臂拉開固定到病床的中部；雙腳的腳腕用繩子綁緊，兩腿拉直，床腳處有鐵欄杆，就固定在那裏；胸部用繩子和病床的床頭連在一起，拉緊繫好。
綁好後，護士給我進行了靜脈輸液，就走了。被五根繩子綁在床上的滋味是極其痛苦的，渾身上下說不出的難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難熬。我想一天不是由二十四小時組成的嗎！一小時不是由六十分鐘組成的嗎！一分鐘不是由六十秒組成的嗎！我問自己，再多堅持一秒行不行？肯定沒問題！那我就一秒一秒的堅持到迫害結束的那一天吧！
剛住院的第一週，病房裏的勞役犯還很客氣的勸我吃飯，第二週就變臉了。一個勞役犯惡狠狠的對我說：「再不吃飯對你就不客氣了！一週之內肯定讓你吃飯！」我根本就不理會他們。緊接著我身上的繩子被收得更緊了，病床是雙搖床，這種床兩側都能被搖高，一個犯人把床也搖了起來，床搖得越高繩子就勒的越緊，當時感覺呼吸都有些困難，我還是不肯屈服。過了幾天，他們又把床搖平，在我的臀部下放了一個大汽車輪胎，這樣我兩頭底，中間高，小腹的皮肉被抻得有些疼，我還是一聲不吭。又過了幾天，他們又把我從平躺的姿勢，側立著綁了起來，身體一側受力，一側不受力，這滋味是常人無法想像的。
我在哈爾濱被非法關押過一個半月，在北京被關過四週，在上海被迫害五年，迫害期間我經受過幾種最為殘忍的酷刑。第一次是在北京市房山區公安局，一天晚上我被兩個惡警先把雙手拉到背後上背銬，再把手強壓到地上，惡警用皮鞋拼命的把手銬踩緊，最後把我反吊起來，只讓腳尖剛剛著地。那一瞬間的感受就像雙臂、胸部都被撕碎了一樣，整整吊了我兩個小時。第二次是在普陀區看守所的水泥路上把我雙膝雙腳拖爛那次。這第三次就是監獄醫院的綁床。
綁床期間護士也給我插胃管，灌流食。但她們用的胃管比看守所的細多了，我才明白原來看守所的獄醫一直是在有意的折磨我。這樣一直綁床到三月三十一日，醫院方面說我胃出血好了，通知看守所把我接了回去。
八、第二次進提籃橋監獄醫院
回到看守所的當天獄醫沒有給我灌食，直接把我送回到監房。犯人們對我都很熱情，有幾個年輕的犯人還高興的跳了起來。近二十天我只能躺在床上大小便，也沒洗過澡，身上髒得不得了，晚上我就洗了個澡。
第二天是四月一日，上午獄醫給我插管子時，抽出的胃液還是發黑，他生氣地說，胃出血根本沒好，是監獄醫院不願意留我，故意把我推了出來。四月二日上午我又被送往上海市監獄總醫院。臨走之前，碰到一人，他惡狠狠的說：「就是一開始規矩沒做好才搞成這個樣子！」還指使犯人拖我。犯人拖了我幾步，等那人看不見了，又把我背起來，一個犯人悄悄對我說：那是檢察院駐看守所的檢察官，人很差勁，別理他。
監獄醫院一看我又被送來住院，雖然有些不願意，但還是馬上安排我住進了原來的三樓東部病房，到了病房我被綁到了二號病床，這次是平綁，也沒給我墊汽車輪胎，也沒搖床。但就是這樣我的手也很快就腫得很高。這次住院，護士只是給我靜脈輸液，沒有灌食。有護士說，這是醫生故意餓我。
這樣被綁了一週，主管這個病房姓王的警察陪同另外一個警察來看我，王警察對此人很恭敬，一看就是他的上司，還稱呼此人為陳中（後來我知道，醫院這棟大樓的勞役犯屬於八號監二中隊管理，陳建翎是二中隊的中隊長）。陳建翎看了看綁在我腳上的繩子，說了句「綁得這麼緊啊！」病房裏的勞役犯聽到這話，馬上把我腳上的兩根繩子鬆開撤掉了。
住院第十天，護士開始給我灌食了，一天灌食七次。但護士悄悄告訴我說，現在安素用量是每天半罐，比上次住院時少了一半；而且給我吊的鹽水中加了大量的氯化鉀，鹽水中鉀含量大了，會刺激人的血管，輸液時會感覺很疼。我發現吊鹽水時，每一滴鹽水流進血管時都非常痛苦。
四月十六日我身上的另外三根繩子也被撤掉了。繩子撤掉後，才發現雙手手背的靜脈很多都斷掉了，以前清晰可見的靜脈血管現在都消失了。這時由於每天輸液量很大，我的小便很多。勞役犯就故意等到我小便快憋不住的時候才允許別人給我拿尿壺。其實靠別人給我端尿壺我也不好意思，每次也都是等到尿急的時候才喊人的，就這樣他們也叫我再憋憋，故意為難我。有一次實在是憋不住了，只好尿在了床上，勞役犯等到第二天才換掉尿濕的被褥，又把我拖到衛生間給洗澡，可能是怕熏到上午來查病房的醫生。洗澡用的是涼水，他們用刷地板的硬毛刷子在我身上用力的刷，刷得身上血紅血紅的。以後我半個月就洗一次澡，被刷一次身子。
躺在床上小便還好解決，大便就更麻煩了。我很長時間才有一次大便，勞役犯讓病人在我身下放一個扁馬桶（那是一種扁平的金屬容器，十釐米高左右），我躺在床上大便。這次我突然便秘很嚴重，每次大便都異常的艱難痛苦，沒辦法只好用手指伸入直腸一點點的把大便摳出來，弄得手上又是大便又是鮮血，他們也故意不給我水洗手。
九、「薩斯」換監再受折磨
四月下旬，當時中國正遭遇嚴重的「薩斯」，我當時在內科住院，醫院方面決定把內科整個從醫院大樓搬走，轉到傳染病區，即遷往肺結核病房和肝炎病房所在的提籃橋監獄八號監一中隊。我所在的病房也被搬到了八號監三樓，但還住二號病床。這時從提籃橋監獄十大隊來了一個肝腹水住院的犯人，他睡我身旁的三號病床，但沒幾天就去世了。這是我如此近距離的見到一個人在我面前死去，我驚奇的發現這裏的人對死一個人是那樣的漠不關心。以後在監獄呆的時間長了，「在這裏死一個人和死一條狗沒甚麼區別」就成為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了。
換了病房沒幾天，一個醫生早上巡視病房時，和勞役犯講，不能讓我老這樣躺在床上，要給我活動活動筋骨，還說了一句：「我最會整你這樣的人了。」醫生巡視病房結束後，接下來的幾天，勞役犯就經常抓著我的手在病房內跑著拖來拖去，說是鍛煉我走路。室內的地面比水泥路要光滑很多，不可能像看守所那樣把我拖得血肉模糊。拖完後再把我放在床上，在我身上用力到處亂捏。這回我倒沒像以前那樣閉上眼睛，而是默默看著他們表演。其中一個整人的勞役犯是新調到這個病房的，他很奇怪的看著我，可能是在想我怎麼一點兒也沒有痛苦的表情呢？
其實自從被關押那天起，我心中就有一個信念：無論遇到任何苦難，作為一名法輪大法弟子我都要堅強的忍下去，不能給大法弟子的稱號抹黑！不管身心被折磨得再痛苦，我都不能靠大喊大叫來發洩！可能我這種無動於衷的表現讓他們很洩氣，再說這樣搞他們也很累，幾天過後他們就不這樣整我了。
這回住院，護士一個月給我換一次胃管，胃管用橡皮膏固定在鼻子上。時間長了，我發現鼻子疼得厲害，一次護士告訴我，鼻子貼橡皮膏的部份已經潰爛了，又換了一截橡皮膏粘在我沒有爛的皮膚上。
靜脈輸液時，有時一瓶藥水快滴完了，勞役犯還沒發現，我就提醒他們換藥水。可能他們覺得讓我長時間的輸液會更痛苦，人會受不了，就開始故意把藥水滴速調得很慢，本來三瓶藥水三、四個小時就能滴完，這回要從早上八、九點鐘一直滴到下半夜的三點多，輸液過後手臂腫得很粗。這樣一直到五月底，輸液的速度才重新恢復正常。
這時勞役犯所有的招數都使盡了，他們對逼我吃飯已經徹底失去了信心，對我的態度也好了起來。以前他們禁止任何病人和我說話，現在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只有一個年齡有些大的勞役犯對我還是橫眉冷對的，整我時他也是最賣力的一個。但過了一段時間，其他勞役犯開始排擠他了。看他有些可憐，我對他反倒越發的和顏悅色，慢慢的我們的關係也相處得融洽起來。
十、荒唐的判刑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早上，我被勞役犯用輪椅從八號監傳染病區推進了醫院大樓，當時我並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只是進入醫院大樓時感到一種莫名的壓抑。我被推進一個小房間，勞役犯就走了。這時房間裏進來幾個人，說是給我開庭。
公訴人草草的讀了一遍起訴書，那個法院給我指定的律師就問我用不用他給辯護；我還沒回答，他就直接說拒絕為我辯護，請求退出法庭，就走了。接著法官宣布休庭十五分鐘。十五分鐘後再開庭時，法官宣布判我五年有期徒刑。對我的這次審判就這樣荒唐的以最快速度結束了，走了個過場。
我本來是和大約十名煉功人一同被邪黨非法起訴，現在則被改為單獨開庭審理，並且開庭時也不通知家人，連法院都沒敢讓我去，可能是邪黨都覺得對我的迫害判刑實在是太見不得人了。
回到病房沒多久，一個人拿著判決書讓我簽字，我拒絕簽。他又告訴我，十天之內不服法院的判決可以上訴。邪黨的法院對法輪功修煉者哪裏講過甚麼法律？如果真是依法辦事就不會對我採取如此的方式開庭審判，上訴我是不指望了。
七月二日，主管病房的王隊長帶著一個我不認識的警察來看我，他自稱是上海市青浦新收犯監獄的警察。他拿出了一些不知是甚麼內容的文件想讓我簽名，我拒絕了，他就強行抓住我的手按了手印，並說我正式從新收犯監獄轉到上海市提籃橋監獄。
十一、疥瘡魔難
七月四號，由於發生在中國的「薩斯」已趨於穩定，上海市監獄管理局結束了封監，監獄總醫院決定把內科病房重新搬回醫院大樓，我所住的病房搬到了五樓。原來的病房主管王隊長留在了一中隊，我所在的病房換成一個姓董的警官管理。靜脈輸液還用那種含高濃度氯化鉀的鹽水。
住進五樓的病房後，我發現身上生疥瘡了，手上、胳膊上、小腹上、大腿上的皮膚癢得厲害。白天我能控制住不用手去抓，但睡著以後有時手會不由自主的去抓癢，但一抓我人也就醒了，不會再撓下去，就算是鑽心的癢，我也能控制住自己了。不到一個月，我身上的疥瘡也就自生自滅了。
八月四日的下午，董隊長到我的床邊問我吃不吃飯，我說不吃。他又說那你能不能走路？我說不走。他就叫兩個病人架著我走，我自己不配合用力，犯人沒辦法只好拖著我走。他又讓犯人把我按到椅子上讓我坐直了，但只要他們不按我，我就往地上躺。當時我想，你想整我，我是絕對不會配合的。董隊長就讓勞役犯拿來繩子把我靠床綁在了凳子上。當時從提籃橋監獄十號監來了兩個住院的病人，一個叫付貴平，綽號叫「泡飯」，他和醫院的警察勞役犯都很熟，挺積極的幫忙來整我。另外一個病人綽號叫「郭大俠」，滿病房就他一個人說：「這麼整人幹甚麼？」沒幾天「郭大俠」就被要求出院了。
整我時董隊長很怕醫生和護士看到，還得叫勞役犯望風，一有風吹草動，就得把我放回床上。這樣搞了一個月，整我的事就不了了之了。那年正好是上海最熱的一個夏天，總計四十天的高溫天。
十二、母子相見
九月十三日的上午，護士把我的胃管拔掉了，接著董隊長用輪椅把我推了出去（以前一直是勞役犯推輪椅）。出了病房，我發現陳建翎等在外面，他們兩人把我帶出了醫院大樓，進了一個布置成會客室的房間。兩個我沒見過的警察坐在沙發上。
不一會兒，我看到媽媽在一位家鄉大法弟子的陪伴下走進來，她們手裏都大包小包的拿著不少東西。媽媽看到我，撲向了輪椅，抱著我痛哭起來，我的淚水也止不住的流了下來。
媽媽告訴我，快一年了，根本不知道我在哪裏，家裏人都想死我了。警察抓了我也沒通知家裏，開庭審判也照樣沒通知家裏。直到今年七月二日才收到普陀區法院發來的判決書，九月九日媽媽在一位大法弟子的陪同下從黑龍江來到了上海，這幾天找過普陀區法院、普陀區看守所、青浦新收監。
面對著我那年近六十，從五千里外趕來的母親，他們竟然都推脫說不知道我在哪裏，有的還騙母親說我已經被轉回老家黑龍江了，尤其沒人性的是一個叫唐敏的普陀區法官，竟然威脅我母親說：「啊！你還打電話哪！抓捕你！監控你！」十二日媽媽找到了提籃橋監獄，打聽了門衛值班的警察，才知道我被非法關押在提籃橋監獄八大隊二中隊。
自從我選擇絕食這條路來控訴邪惡的迫害後，我就深深的知道，我的身體必然要承受許多難以想像的痛苦，但是我心中有法輪大法，我不會被邪黨壓倒的，我的意志也不會被邪惡摧毀的，我的心中永遠會保持著光明。在最難熬的時候我要求自己要笑出來，但不是非得表露在臉上，那樣我怕會把別人嚇著，而是笑在心中。我並不覺得自己有多苦，真正痛苦的是我的父母，他們人雖然在監獄外面，但他們的心卻始終惦念著身在監獄的兒子。並且大法弟子又被邪黨極其殘酷的迫害，就像我在外面時總會聽到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一樣，他們每週也都會聽到，這讓他們的心如何能放得下來？這日日夜夜對他們來說都是一種煎熬折磨，他們承受的痛苦不知比我要多多少。但我的心中也一直有個信念，就像我不會被擊垮一樣，我相信他們面對這種極度的痛苦，也會頑強的走過來。因為我了解我的父母，他們都是堅強的人，面對苦難他們向來是迎難而上，並且大法和大法弟子們也會幫他們走過這個巨難的！
我告訴媽媽我一直在絕食，也不走路。媽媽說這些事警察已經都告訴她了。我勸媽媽不要擔心我，我不會有事情的。當然這話我自己也感覺起不了甚麼作用，但我真的不知道用甚麼樣的語言來安慰媽媽。
為了讓媽媽知道我身體沒問題，有力氣，我用力的握緊住媽媽的雙手，把媽媽的手都握疼了，我嚴肅的和媽媽說，「我們都是大法弟子，遇事不能只看個人眼前的這點得失。我絕食反迫害是沒有錯的，現在邪黨千方百計的逼我吃飯，這不是出於關心我的身體健康，而是想一點點的摧毀我的意志，在這時我不能屈服去吃飯。你要相信你的兒子。」
聽到這，媽媽的淚水一下止住了，用一種尊敬的眼神望著我。從道理上媽媽明白該怎麼做了，但兒子畢竟是媽媽的心頭肉，還是有些捨不得我去吃苦，總是欲言又止。媽媽又用手去捏我的雙腿，我就把腿上的肌肉繃緊，告訴媽媽我腿沒問題。臨走時，媽媽給我留下了一盒月餅，幾個蘋果，因為馬上就到中秋節了，其它的大包小包食品又拿回去了。回到病房我就把月餅和蘋果分給了其他病人。
十三、出院
那時我每天還一直靜脈輸液，但護士給我打針時，已很難找到靜脈，給我吊鹽水成了她們頭疼的事了，她們就勸我和主治醫生說把鹽水停掉。勞役犯也勸我和醫生講，我吊鹽水他們每天還要做記錄、換鹽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九月二十四日上午醫生來查房時我就和我的主治醫生許漢提出把鹽水停掉，他同意了。這樣我連續近半年吊鹽水的日子終於結束了。
這時付貴平又來住院了，他找我聊天說，我在病房這麼呆著，董隊長很頭疼，希望我主動和醫生提出要求出院，我就和許漢醫生提出要出院，他答應「十一」（邪黨竊國日）的七天長假過後就安排我出院。
沒過幾天，付貴平和病房的勞役犯發生了矛盾，董隊長沒有為他說話，他很氣憤，說他們是「卸磨殺驢」。有時就來到我身邊，慫恿我給董隊長和勞役犯找麻煩。煉法輪功的人是不會故意給別人製造麻煩的，更不能去報復別人，所以對付貴平的話我只是一笑了之。後來他又告訴我，在監獄裏煉法輪功的都是「重控犯」，我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監視、彙報。為了讓我相信，他還說出了我曾經說過的一句話，那是我和一個犯人說的，結果勞役犯和警察都知道了。回想一下我在病房這半年的生活，我明白了，不但是勞役犯，我附近床位的病人都被安排過，要求如實彙報我的言行，甚至被安排來套我的話。監獄對待我們這些法輪大法弟子可真是處心積慮啊！但我也不在乎，因為我也沒有甚麼見不得人的事，也不怕別人知道我的所思所想。
七天長假結束後，十月八號的下午我就被安排出院了。出院前，一個勞役犯給我灌食時（我住院時間長了，漸漸灌食的事都由勞役犯代勞了），胃管一打開，就有發紅的液體流了出來，當即彙報了值班的護士。護士抽出一些暗紅的胃液，給許漢醫生看了。他不想再把我留在病房，就沒做治療，還是安排了我出院。
十四、毆打逼食
我被通知出院時，還以為自己會被送到專門迫害法輪功的大隊，結果是八大隊一中隊的警察來接我。兩個犯人架著我的胳膊把我拖到了八號監的一樓，被安排進了最靠近門口的監房，門對面就是一個監督崗，全天二十四小時都有犯人坐在那兒值班。我在看守所就聽說過提籃橋監獄三點三平方米的監房，現在是身臨其境了：就是長二米多、寬不足一點五米的房間。我住的監房門口上還掛了一個牌子，上寫「嚴管組」三個字。監房裏鋪了一張大木板，房間裏已有一個犯人正在打掃衛生，他被安排看著我，和我一起睡在這個監房。
來到一中隊，中隊長規定除了司務犯、醫務犯和負責看我的犯人外，其他犯人無故不得與我交談。剛開始我也搞不懂甚麼叫司務犯、醫務犯，大隊、中隊的，後來在監獄呆的時間長了，對提籃橋監獄才有了大致的了解。
十月九日，在一個警察和醫務犯的帶領下，看管我的犯人和另外一個犯人架著我的胳膊把我拖到了醫院的內科，醫生給我量了血壓，問了一下情況，就安排護士給我插胃管灌食，並要求一天灌三次，一次八百毫升，由一百克安素調製成，這樣安素的用量由住院期間的每天一罐四百克減少為每天三百克。護士給我插管子用的是比看守所細一些、比病房粗一些的管子，灌食後警察要求護士把胃管拔掉，我就被拖回了監房。當天只去醫院灌了一次食，並沒有按照醫生的要求灌三次。接下來的兩天也是到醫院內科讓醫生看一下，灌一次食。
十月十二日醫生給我量過血壓後，又安排我驗血。驗血結果出來後，可能是各項指標都很不好，醫生要求護士為我靜脈輸液。在靜脈輸液時，八大隊的副大隊長江大也過來看了看，說：「以後在治療上就聽醫生的。」這時我才明白，是八大隊的警察故意減少兩次灌食，想讓我餓得受不了了好吃飯。當天插完胃管灌過食後，胃管也不拔了。
從這天起，每天都是三次灌食，但看我的犯人和醫務犯對我的態度開始不好了。看我的犯人叫董傑，他說我要是吃飯了，他今年能拿小勞積，減刑一年兩個月；醫務犯能拿大勞積，減刑一年八個月。醫務犯名叫張雲，人長得又黑又瘦，綽號「黑皮」，因為詐騙三千多萬元被判刑二十年。他本來在外面對醫學一竅不通，但家人給他在監獄買通了關係，現在就當上了醫務犯。
有減刑這麼大的誘惑力，他們當然要想方設法的讓我吃飯了。當時樓面上值夜班的勞役犯缺一個人，張雲就每隔一天值一次上半夜的夜班。他值班時就進到我睡的監房和董潔打我。（在八大隊一中隊時，我住的監房門是不「收封」的。在提籃橋監獄，一般監房的門白天不鎖，晚上除了值夜班犯人和司務犯的監房，其它監房都由值上半夜的警察鎖起來，叫做「收封」，早晨再由值下半夜的警察把監房門鎖打開，叫「開封」）。早上天亮之後，我發現耳朵和脖子上的皮膚被他們弄出了血口子。警察也看到我身上的傷口，可能因為每天還要拖我去醫院，讓醫生看到我身上有傷他們面子上過不去，就讓犯人不要再打我了。
十五、折磨與勸善
不毆打了，他們開始換其它卑鄙的辦法整治我。白天不讓我呆在監房裏，把我拖到監房外面坐在椅子上。後來警察讓犯人給我換了一個躺椅坐著。等到白天其他勞役犯都出去幹活的時候，警察就讓兩個犯人抓著我的手拖我，說是「鍛煉我走路，活動身體」。室內的地面比起外面光滑多了，我雖然也感覺很痛苦，但咬咬牙就承受過去了。
有一次一個小隊長還拿來牛奶讓我喝，我不喝，這個小隊長使個眼色，犯人們就把我的嘴撬開，用筷子在裏面到處亂捅，弄得我滿口鮮血。一個犯人不小心把手指伸到我的嘴裏，旁邊的犯人大喊著：「咬他的手，咬他的手！」但我心中始終牢記自己是一個法輪大法弟子，根本不會怨恨給我製造痛苦的人，自然也不會乘機報復，咬人的手了。那個犯人一看我不咬他的手，竟然也跟著瘋狂的大叫：「咬我的手啊！咬我的手啊！」
看著他們一個個失去理智的神態，我覺得這些人真是太可憐了。在失去自由的環境，他們實在是太壓抑太痛苦了，平時又不敢發洩，現在可是得到了機會，傷害他人甚至傷害自己都成了發洩的一種方式了。我就靜靜的等著他們發洩完，等著那個犯人把自己的手拿出來。
那時我感覺自己的精力不是很充沛，會打哈欠，他們就想辦法讓我少睡覺，以此來折磨我。白天不讓我閉眼睛，怕我坐著睡覺，如果我要打哈欠，一個犯人就打我的嘴。上半夜張雲值夜班時故意找我聊天，以此來減少我睡覺的時間。
後來監獄又換了個折磨我的方法。犯人們把凳子放倒，把我放到凳子的坑裏面坐著。剛一坐，我就覺得雙腿和雙腳開始發麻，又過一會兒，下半身就有些不聽使喚的感覺，但又不是完全失去知覺，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難受，我只好一分一秒的熬著。在凳子坑裏坐了三天，警察們見毫無效果，又開始讓我坐躺椅了，只不過換成讓我面對著牆壁。警察們一時想不出甚麼辦法讓我吃飯了，就在八號監全體犯人參加的大會上發動犯人們「集思廣益、獻計獻策」，想辦法讓我吃飯，並提出可以「毛遂自薦」。但是沒有犯人提出好辦法，只好在八大隊的廣播中對我進行了一次集體批判了事。
這段時間一中隊的中隊長姚中、八大隊的大隊長崇大，還有江大經常來找我談話，談話的主題就是要求我吃飯。我就和他們說：「我認為對大法弟子的關押就是一種無理的迫害，我才不得不選擇了絕食這種方式抵制這種迫害……」他們也說不出來甚麼，只是說，我這個人太較真了，應該學會見風使舵，這樣才能少吃苦。還說我可能是描寫邪黨黨員英雄人物的虛假宣傳看多了，叫我別信那些東西，那都是宣傳騙人的，不要太理想主義了。姚中後來勸我說，我的事彙報材料都到了司法部部長那裏，這個影響已經到頂、達到目的了，該吃飯了。後來又竟然說，如果我同意吃飯，就在我的賬戶上匯入三千元錢。我也不是邪黨的貪官，怎麼能被錢收買呢？
有一次提籃橋監獄所謂「教育科」科長李永芳也來找我談話，她說話沒甚麼水平，只會上綱上線的亂罵一通，我就把眼睛一閉，不再理她了，心裏想：「邪黨的監獄竟用這種水平的人來教育犯人！還竟然當上了教育科科長！」我這種態度使她更加失去了理智，開始對我破口大罵：「死你一個人跟死一隻狗沒甚麼區別！」
後來姚中向崇大建議：「一號監有個法輪功絕食被搞得吃飯了，我們是不是到一號監取取經？」崇大說：「我知道他們是怎麼搞的，他們的辦法對瞿延來沒用！」
姚中在他職夜班時作了最後一次嘗試。他叫犯人把我拖到中隊辦公室，就把犯人們都趕出去，把門關好，連窗戶也遮掩上，然後說：「今天咱們就較量一個晚上，現在怎麼搞也沒人知道！」他拿出了電警棍，但當時我心裏認定他不可能電我。他把電警棍觸到了我的腿上，我聽見劈里啪啦的響了幾聲，就喊犯人把我拖了回去。從此以後，也不讓我面壁坐著了。
十六、換到死刑犯中隊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六日，護士給我灌食時，發現胃管裏流出的液體是黑色的，就抽出了一些胃液，交給了醫生。經過化驗，結果是四個＋，也就是大出血。我就又被送進了病房。住院的第二天，監獄總醫院的魏院長就來看我，他氣急敗壞的說：「你跟你們的人說說，以後別往醫院這寫信了！」我想他可能接到了外面大法弟子寫給他的關於立刻停止迫害我的信。這次住院，沒再用繩子綁我。住了十天醫院，十二月十五日醫院通知一中隊把我接回去。
第二天早上，在警察的帶領下，犯人用輪椅把我推到了二號監（死刑犯中隊），又架著我的胳膊上到了五樓的東部。把我交給了那裏的警察和犯人後，八號監的人就走了。這時，一下子圍上了很多犯人，他們吵吵嚷嚷的說要給我搜身。看到這個架勢，我知道這是想給我來個下馬威吧，就把眼睛閉上了。犯人們扒光了我的衣服，又撬開我的嘴，看我嘴裏藏沒藏東西，其間犯人也對我拳打腳踢。之後犯人就把我拖進了一個監房。不一會兒，監房內進來了三個犯人，他們自我介紹說是警察安排他們做我的看管犯。
死刑犯一進到這裏，監獄總醫院的醫生就會來為他驗血，同時在看管犯的逼迫下在器官移植捐獻書上簽字。死刑犯被執行死刑的那天，也就是他的器官被移植到病人身上的日子。一年上海市有兩百多個男犯人被執行死刑，聽說這些死刑犯身上的心、肝、腎、肺、眼角膜都可能被移植，做這些器官移植手術的都是上海市的各大三級甲等醫院。這些死刑犯都屬於上海市高等法院羈押在這裏的，法院賣一個死刑犯就能掙個幾十萬。我真沒想到，邪黨竟然能用這種方式掙錢！這實在是超出了我的想像，剛知道這些情況時我覺得十分噁心。
我住的監房是三十六號監，看管我的三個犯人，一個叫林建人的做白班，一個做上夜，還有一個做下夜。那時天氣已經很冷了，但我穿的衣服都很單薄，睡的被褥也很薄。白天坐在監房雖然挺冷，但還好過些。晚上躺在床上，就像躺在一塊冰上一樣，沒睡一會兒就被凍醒了，醒來我再接著睡，一會兒又被凍醒了，就這樣睡睡醒醒。雖然我整天冷得厲害，但也不和任何人說。因為我知道，這些警察和犯人是知道我挨凍的，他們也是故意想以此方式來折磨我，逼我討饒。
去了幾次醫院後，醫務犯就向警察建議，給我灌食的事由他來負責，半個月把我送醫院體檢一次就行。這個醫務犯在外面當過上海市婦產科醫院的副院長，剛開始給我灌的量能保證我不餓，一不挨餓了，我體重就開始增加了。在這裏警察要求犯人不能拖我，而是改成背。我變沉了，背我的犯人就開始抱怨了。我想沒必要給別人多增加負擔，就要醫務犯給我少做些，還是保持整天挨餓的狀態，以免增加體重。
二零零四年元旦一過，一個我從沒見過的警察錄製給我灌食的過程，可能監獄也像看守所一樣，想留下一個對我進行了所謂「人道主義」救治的錄像記錄。
轉眼來死刑犯中隊二十多天了，我監房的看管犯突然都被換走了。這回換成了四個人來看我。後來我才了解到，他們中有一人是從樓下青中調上來的，名叫陳家偉，他在樓下負責看管的學員剛剛被轉化；另外三人則是本中隊的。本中隊的這三人剛剛迫使一名從青中送到樓上嚴管的法輪功學員轉化。他們告訴了我是怎麼轉化的：「警察用約束帶把他銬緊，整天逼他筆直的坐好；每天給他只吃一點點飯，喝一點點水；給他少穿衣服，少蓋被子，凍他；還總打他，打完後做好記錄給警察看。這樣折磨了那個法輪功學員將近一個月，他被迫屈服了。」他們還告訴我，我沒來之前，十一月份這個中隊還轉化了一個學員。當時除了死刑犯監房的值班犯外，其他犯人都被叫到樓頂的露天放風，等他們放風回來時，就轉化了，但他們看到那個學員的臉腫得很高。
十七、警察所謂「思想工作」
過完年，五大隊的大隊長歐利剛和副大隊長薛春經常找我談話，教導員傅克琥有時也進監房來做我的「工作」。在監獄，警察找犯人談話叫「教育」，並且他們對待犯人的態度都是居高臨下，犯人們對待警察也是卑躬屈膝的。而我始終以一種平等的心態和警察交流，這讓有些剛剛接觸我的警察感到很不習慣。特別是歐利剛，一次他說和我談話是「教育我」，是「政府給他的權利」。別人把我當成有罪的犯人，對此我是非常的反感，就回答說：「你沒有資格教育我。別的犯人接受你的教育，是因為他們認罪服法，而對我們大法弟子的關押是一種殘酷的迫害。共產黨給你權力‘教育’我，我可沒認可你有教育我的權利。我的父母、長輩、老師可以說‘教育我’，你沒這個資格！」
九月四日下午，我從四樓東部調到了西部，關在三十九號監，改為三個犯人看管我，主管小隊長是徐光。「十一」七天長假後，小組又增加了一個主管隊長，叫郭海，聽說是從六號監調來的，以前曾是六大隊某中隊的指導員，因為得罪了六大隊的大隊書記，調來青中當小隊長。緊接著負責給我插胃管的醫務犯換成了陳家偉。
十一月二十六日開始，我肝臟部位開始疼痛的厲害，心也難受、發慌，頭暈、頭疼，人就像隨時都可能死了一樣。但我可不想死，就告誡自己一定要堅持住、挺住。就這樣熬到了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午，青中一個叫戴文龍的小隊長拿個攝像機和張健來了。張健命令看管犯把我扶起來。當時犯人們剛吃完午飯，張健叫犯人給我端來點剩菜、還有犯人早餐剩下的饅頭，讓我吃，我沒理睬他。他說我再次堅持絕食，那是自己找死，與監獄無關。這期間戴文龍一直在旁邊錄像。他們看我始終沒有吃飯的意思，就走了。
到了下午將近四點的時候，我被看管犯架著胳膊拖到了監獄總醫院，第二天，醫院上午對我身體進行了檢查，做B超時發現我肝臟已經局部硬化了。接下來的三天，每天只給我靜脈輸液四瓶鹽糖水。
十二月三日上午，許漢巡視病房的時候，我問他：「為甚麼只給我吊鹽水，不給我插胃管灌食呢？」他回答說：「怕你插胃管難受。」我知道他其實是想餓我，逼我吃飯，就說：「你給我當過半年的醫生，應該很清楚我不在乎插胃管的！」他不再說甚麼了。過了一會兒，護士給我插胃管，灌安素營養液。當天也不再給我靜脈輸液了。下午，徐光給送來了我買的三十元錢水果，還有冬天穿的棉襖。我把水果都分給了病犯。我旁邊病床住著一個一號監的犯人，他關在提籃橋已經七年了，家在外地，沒人給他送錢送物，他告訴我自己沒有棉襖穿，一到冬天就凍得夠嗆。我就把棉襖送給了他。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我出院了，郭海帶我回到了青中。郭海對我說，只要我吃飯就不再把我整天關在監房了，可以像其他犯人一樣出來。他這種話打動不了我，我還是沒吃晚飯。第二天，陳家偉來給我插了胃管，又開始天天灌食了。
十八、兩個消息 約束帶
三月十七日媽媽又來監獄看我了，這次還是電話接見。二十分鐘也談不了甚麼，媽媽沒馬上回老家，而是找了個旅店住下。三月底、四月初又見了我兩次，也都是二十分鐘電話接見。談話中媽媽告訴我，家人為我聘請郭國汀律師為我申訴，郭律師先後四次申請會見我，被提籃橋監獄無理拒絕。期間上海市政法委二十八次找郭國汀律師，對他施加壓力，但他沒有屈服，他對媽媽說「無私才能無畏」，堅持為我伸張正義，並公開發表《百無一用的中國律師》一文。但最終邪黨耍起了流氓，抄了郭國汀律師的家，並非法關押他半個月，現郭國汀律師已被迫流亡加拿大。
媽媽還告訴我現在出了本書《九評共產黨》，由於有警察監聽，媽媽在電話裏只說了個大概，就被監聽的警察阻止了。
九月一日，我被帶去醫院體檢。因為聽說監獄開始打其他大法弟子，我就拒絕走路了。警察就命令犯人拖我。從醫院檢查回來，我沒被送回青中，而是進了二樓西部四十二號監。這個樓面屬於維修中隊。很快倪永斌來了，他給我上了約束帶。上刑具的時候，他笑著和旁邊的一個警察說：「腰都這麼細了！」我當時瘦的很厲害，用「皮包骨頭」形容也不過分。
這回看我的犯人增加到五人，一人總負責，兩人值白班，兩人值夜班。當時我身上只穿了短袖襯衫和短褲，到了晚上，就被凍的有些發抖了。可是監房外面還有一個鼓風機故意向監房吹風。
上著約束帶這種刑具，胳膊無法活動，時間長了，覺得又酸又麻。由於手腕銬得特別緊，也腫脹得難受。但這種痛苦和綁床還是無法相比的，所以我承受起來也不覺得如何艱難。看管犯命我坐著，我也不聽他們的，整天躺著。
十九、換到六大隊
約束帶捆了我一週以後，九月十三日上午，倪永斌來了。他把我身上的約束帶解開，讓犯人把我背出了二號監，又用輪椅把我推到了六號監。
倪永斌讓犯人把我背到了三樓東部的六大隊三中隊，他把我的檔案材料交給了六號監的警察，就走了。三中隊的中隊長是錢海峰，指導員是沈言榮，主管我的隊長姓閔。我被關在了十二號監房，兩個犯人看我。後來又安排了一個犯人曹惠華負責給我做流食、灌食。
在六大隊，允許我去樓面上廁所了，而不用像在青中那樣連上廁所都不能出監房，只能用馬桶。有一天上廁所時，一個犯人告訴我，他以前在監獄總醫院的病房住過，遇見了一名大法弟子。那人也絕食，被綁在床上整整九個月，後來被關進了提籃橋十大隊。我問他病房主管隊長是誰？他說是董隊長。
和媽媽見面沒幾天。一天晚上七點左右，我突然覺得人很難受，有種大便要失禁的感覺。我出了監房，想去廁所大便。監房離廁所有三十多米，走了幾步路，就覺得人越來越難受，身上內臟器官似乎都快失靈了，心臟似乎也跳不動了。當時那極度的痛苦我實在無法描述，說是「生不如死」一點兒也不誇張，我感覺自己快要死了。用時間來計算，也就一分鐘不到，但我卻覺得極其的漫長。瞬間我一生將近三十年的事情都展現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鋪的畫面，腦中出現了一個問題：想死還是想活？我想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苦了、解脫了。人生對我而言，也沒甚麼好留戀的，人渾渾噩噩的多活幾十年又有甚麼意思啊！不過就是吃喝玩樂，忙忙碌碌一輩子，就算有幸福、愉快的感受，也只是一時的，人哪有三天好日子過？更何況我還剩下兩年的刑期，要繼續在獄中受苦。但是我又想到了我的父母，我要死了，他們精神不得崩潰嗎？以後讓他們怎麼活呀！我又想到了我的師父，我從中都實實在在受益了，師父給予我太多太多，洗滌了我的心靈，我這一生都無法報答。我還是應該活下來啊。後來我就甚麼都不知道，休克了。
當我恢復意識的時候，發現自己在一個人的背上，當時我一直出冷汗，身上所有的汗毛孔都在往外面滲水。過了一段時間，我不出冷汗了，人才恢復過來。
上海的冬天氣溫也能達到零度以下，監房裏很冷。由於手長時間裸露在外面，手指的關節處凍出了一個個大口子，肉都往外翻著，還淌血。我沒有因此影響煉功，只是從棉被裏撕了些棉花出來，粘在開裂淌血的地方。
到了二零零六年八月份，六號監整體搬遷完畢後，沈言榮又回到三中隊做指導員。負責為我做流食的犯人換成了黃勇。八月十七日，閔隊長給我上了約束帶，並且把我的手放到背後反銬起來，銬得特別緊。監獄派來四、五個犯人，說是讓他們在我身上練習插胃管。這些人就亂插一氣，插的我口鼻淌血。過了幾天，就只讓黃勇來插胃管灌食了，每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給我上了刑，我就整天在床上一躺。由於每天灌進去的流食太少了，整天都餓的厲害，特別到了下午，更是頭暈眼花，心臟、肝臟都覺得難受（此後的四個多月每天都是這種狀態）。上刑第二週，有一天氣溫超過了三十六度，我出現了中暑的症狀。看管犯把醫務犯找來看我，醫務犯認為我還沒有生命危險，不需要管。一直到下半夜，我才覺得人開始好轉。
十一月三日，爸爸來看我了。接見前我身上的約束帶被解了下來。這次是寬鬆接見，我和爸爸聊了一個多小時。我不想讓爸爸知道監獄又給我上刑了，為我擔心，所以沒說這事。爸爸告訴我，我大爺和五叔在那一年相繼去世。大爺在臨死前還找我呢！
十二月二十六日，六大隊的馬副大隊長進了監房和我談話後，我知道明天我就要走了，就把自己的棉被給了這裏的看管犯，換回了他的舊被子。他在監獄已經七年了，被子都透光了，他說自己晚上睡覺太冷了。當時我的棉襖、棉褲、毛衣、毛褲都送光了，自己只穿著單衣過冬。
二十、最後的瘋狂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沈言榮讓犯人把我抬到了前陽台（自從給我上了刑，我自己想去的地方才自己走，比如上廁所；但警察找我，我就不過去。）他讓看管犯把我身上的約束帶卸掉，帶我離開了六號監，來到了二號監的四樓東部，即提籃橋監獄的新收犯關押區（以前新收犯由六大隊管理，八月份以後監獄把新收犯交由嚴管組管理）。這樣我就被換到了嚴管組新收犯組。
陳建翎現在是嚴管組的大隊長，周崇善是新收犯組的主管隊長。犯人郭宏利被派來專門看我，他曾經當過武警，張惠良協助他看我。監獄讓二號監醫務犯陳家偉負責為我做流食。
三月六日晚上週崇善值夜班，他把我叫到了大隊辦公室。沒想到，他叫囂著「你有本事就死啊！」作為大法弟子，他如何刺激我，我也不可能去自殺，但也沒有保持住修煉人應有的平和心態，一味的和他針鋒相對。
三月七日上午，謝薛平告訴我，為了我的事，他、張惠良、郭宏利都要受到處分，扣分，他們拿成績減刑都會受影響。下午，周崇善來到關我的監房門口，說了同樣的話。要使這些犯人免受我的牽連，我就得吃飯，讓他們立功。我看出來他們都是在演戲，他們知道大法弟子善良，想利用這一點。我在提籃橋監獄呆了幾年，知道犯人要是被扣分，是A級待遇的就會降為C級，番號卡上能看出來。謝薛平和張惠良都是A級，可我一直也沒發現他們的番號卡發生變化。
三月八日上午，周崇善在監房外讓我出去，我沒聽他的。他就讓犯人把我拖了出去，對我惡狠狠的說，他就是來整我的！他沒讓犯人伸手，自己親自上陣，但打罵對我是沒有效果的，反倒把他累的夠嗆，只好借故走了。
從三月八日上午開始，醫務犯就不來插胃管灌食了。三月十日上午，陳家偉來給我插胃管，灌了一次食。三月十二日上午，我被送去醫院，醫院沒給我綁床。我病房的主管隊長姓金。他告訴我，董隊長生了重病，已經做了兩次肝移植手術，家裏的錢都快花光了，人還是不見好轉。我想這是董隊長迫害大法弟子的報應吧。我想恢復自由後看看董隊長，給他講真相，就問董隊長的聯繫方式，但金隊長不告訴我。
這個病房當時還有個實習警察，姓周，剛從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復員轉業。他說：長海醫院就是為了掙錢，鼓勵病人做器官移植手術。後來做肝移植手術的主任也得了肝硬化，但他自己是堅決不做肝移植手術。我就覺得奇怪，上海那麼多大醫院都在做器官移植，可上海一年的死刑犯也就兩百多人，上哪兒去弄那麼多的器官？（出獄後才知道，邪黨竟然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掙錢。）
醫生和護士知道我將很快出獄了，有幾個人就告訴我：出獄後不能馬上吃飯，要經過一個調理和恢復的階段。按照通常的觀點看，我這麼長時間沒吃東西了，只靠胃管灌流食，胃腸已經承受不住一般人的飯食。尤其是食道，長時間的不用，都退化了，失去了正常的吞咽功能，要想恢復正常幾乎是不可能了。但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只要擺正自己的心態，出去後正常吃飯，肯定沒問題。
在我和病房勞役犯的聊天中，得知付貴平已經生病死在監獄總醫院了。我想這很可能和他迫害大法弟子有些關係。
三月十九日下午，我又被送去了醫院。這次在病房，金隊長提到監獄總醫院將要搬到了南匯區康橋，他也得隨著醫院一起調走。他希望我能吃飯，讓他立功，這樣他就能留在提籃橋監獄了。
三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出院了。剛回到監房，周崇善讓犯人拿鐵鏈子把監房的門鎖上了，對我使用了綁床的酷刑並一直持續到我離開提籃橋監獄。三月三十日上午，我又被送去醫院插了胃管，周崇善給我上了背銬，帶回了監區。我被五根繩子綁在了五樓西部嚴管組的二十六號監房。郭宏利晚上也睡在這個監房，他負責給我灌食。監房門口設了一個監督崗，二十四小時有人值班。監獄為了折磨我，還故意減少灌食的量，想讓我更餓。
開始的幾天，我整天睡覺，很難有清醒的時候。一開始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後來我想起監獄總醫院給精神病人吃氯丙嗪這種藥後，那些病人就整天沒精神，很可能給我灌的流食中加有大量的氯丙嗪。我知道邪惡是怕曝光的，他們做甚麼都是見不得人的，就對郭宏利說出了我的猜測。第二天，我人就有精神了，我想是他們不給我灌氯丙嗪了。
綁床後的第三週，四個犯人用擔架把我抬到了醫院，放在了走廊。這時提籃橋監獄刑務處金副主任過來了，踢了踢我的腳說：「我以前還看見你走路，現在怎麼不走了？」這次來醫院就是給我換胃管，之後我又被抬回了嚴管組，繼續綁床。
以後每過三週，監獄就安排我去醫院換胃管。警察讓犯人拖著我走，上下樓時就「開飛機」（一個犯人抓住我的兩手，另一個犯人抓住我的雙腿，讓我騰空）。前幾次我穿的是布鞋，還好點。後來天熱了，他們給我穿露著腳趾的涼鞋，我的腳趾就被拖得出血。
一天，周崇善進了綁我的監房。他告訴我：我上兩次住院，花了一千多塊錢，都從我的帳戶上出。監獄怕我綁得渾身潰爛死掉，隔一段時間會讓我洗一次澡。但由於我長時間不能洗漱，我臉上開始蛻皮了。一次去醫院換胃管，一個護士還問我；「你臉上是不是長牛皮癬了？」那時我的臉起皮、開裂就跟魚鱗一樣。
上海的夏天悶熱，監獄為了增加我的痛苦，還減少了給我灌入的水分。到了六月下旬，天更熱了，我身上長滿了痱子，後來滿身的痱子變成了一個個白色的小膿包。洗澡時，這些小膿包一碰就破了，膿流出來也就好了。但隔了幾天不洗澡，身上就又長一層膿包。
一天下午，郭宏利故意說諷刺我的話。當時我的怒火一下就上來了。作為一名大法弟子，我當時意識到了這不符合「真、善、忍」對我的要求，就告誡自己不要發脾氣，但心裏還是非常的生氣。這時，我好像有兩個思想一樣，一個讓我發怒，一個讓我保持平靜。我就儘量的抑制發怒的想法。整整一下午，我都處於這種狀態。人甚至開始不斷的發抖，如果沒被五根繩子綁著，我想我可能都跳起來了。到了晚上，我的心情終於歸為平靜。這以後郭宏利也會故意刺激我，我已經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心態了。
進入了八月份，晚上天涼快了。監獄天熱的時候不給吹風扇，故意熱我。現在晚上開始用大功率的鼓風機對著我的頭吹，當時我一絲不掛的被綁在床上，身上被吹的冰冰涼。當時犯人們都在得流行性感冒，郭宏利也感冒了。他們整天穿的暖暖的卻生病，而我被凍得那麼厲害，卻甚麼事沒有。
到了九月中旬，我被拖到了提籃橋監獄新成立的衛生所去換胃管。接著，我發現郭宏利每次給我灌食前，都要把流食倒掉一部份，想讓我餓的再厲害些。
二十一、終獲自由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我身上的繩子被解了下來。我知道自己即將離開提籃橋監獄。十一點，一個犯人把我背到了二號監樓下。樓門口停著輛車，他又把我背進了車裏，周崇善和陳建翎也上了車。車子開到監獄大門口，爸爸和另外幾個人也上了車。爸爸悄悄告訴我，那幾個人是我戶口所在地哈爾濱市呼蘭區「610辦公室」頭目劉某某、國保大隊許大隊長、爸爸所在單位大慶石化公司「維穩辦」的尚主任。車子直接從監獄開到了上海市浦東國際機場，我們一下車，還沒和監獄的人打聲招呼，他們已經開車一溜煙的跑掉了。
我和這些「610」、國保大隊、「維穩辦」的人簡要的說了些我在提籃橋監獄受迫害的一些情況，他們都大吃一驚。因為提籃橋監獄之前給他們介紹過，說監獄一直對我非常友善。他們後來只是陪我上了去往哈爾濱的飛機，飛機上提供有食品，我相信自己沒問題，就吃了起來。下飛機後，我就和爸爸回家了。
回到家，我開始認真全面的學法煉功。僅僅二十天，我的體重就增加了將近三十斤，以後體重開始平穩緩慢的增加。僅一個月，我的身體就基本上恢復正常了。這時我又發現一件奇怪的事，我的身高竟然比入獄前增加了兩釐米，雙肩也明顯變寬。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初，我可以雙盤了，到了十二月底，我又達到能夠無限制雙盤了，也長出了一頭濃密的黑髮（剛回家時我頭髮稀疏），人也徹底的恢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