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前一天，2015年6月19日，盱眙最大企業集團江蘇鵬勝集團董事長、盱眙首富張玉鵬跳樓身亡。
據報道，1998年5月18日，盱眙縣採石公司成為全縣首家國有轉民營的企業，42歲的張玉鵬，使企業從一個年經營收入僅有800萬元的採礦加工企業，發展成為現今經營範圍包括採礦加工、礦山機械製造、醫療衛生、餐飲服務、進出口貿易、汽車銷售4S店服務等多個領域，旗下擁有十個分子單位，成為盱眙本土最大的民營企業——江蘇鵬勝集團有限公司。
發展如此一帆風順的企業，他的主人為何此時突然選擇跳樓？而且，作為一方首富，富可敵國，很難想像，會有什麼東西能讓他輕易就放棄自己的財富地位家人以及其他一切捨不得丟棄的東西，撒手人寰。
如果一個富甲一方的人，其生命的存失如果會如此輕易變化在一瞬之間，那麼普通人的生命呢？這其中到底暗藏了多少密碼，讓我們外行看不懂門道，而感覺不可思議、生命易逝，還是事出有因，「因果報應」？
當看到這些信息，似乎恍然大悟：2004年底，蔡敦成擔任淮安市盱眙縣長時，仇和任宿遷市委書記。2007年底，仇和由江蘇省副省長調任昆明市委書記後，雖相距遙遠，兩人在工作上仍互動頻繁。4月11日，中紀委監察室網站發布消息，「據江蘇省紀委消息：經江蘇省委批准，江蘇省物價局副局長蔡敦成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當然，不排除有些人墜亡，純粹是因個人原因，而不涉及違法犯罪原因、畏罪自殺的。
比如以下官員中，就列明了墜亡原因與違法犯罪無關。
2013年2月17日上午11時左右，崇州市反貪局局長柯建國因抑鬱症在位於崇州市檢察院的單位樓墜樓身亡。
從2009年開始，「抑鬱症」就開始伴隨自大部分殺官員的定性。
江蘇射陽縣地稅局局長沈忠良，2009年2月自縊身亡，警方公布其死因為「抑鬱症」；
廣東茂名市檢察院原檢察長劉先進，2010年2月跳樓身亡，死因認定為精神焦慮；
民航中南管理局局長、黨委書記劉亞軍，2010年6月撞火車身亡，死亡原因是自感工作壓力大；
河北萬全縣縣長王聰著，2010年8月自縊身亡，死前表現出抑鬱狀；
江蘇射陽縣紀委監察室副主任戴勇，2010年8月跳樓，自殺前有抑鬱症癥狀；
浙江省高院副院長童兆洪，2010年9月自縊身亡，遺書自述患抑鬱症；
山西運城市紀檢委副書記、市監察局局長，2011年2月跳樓身亡，患抑鬱症，；
河南洛陽公安局紀委書記張廣生，2011年4月跳樓自殺，遺書中自稱「失眠並呈現抑鬱癥狀；
海南瓊海市國土局副局長戴國川，2012年9月13日跳樓身亡，遺書稱由於「工作壓力太大」選擇自殺；
除了壓力大、抑鬱症和精神問題的，還有一種墜亡原因，則是還在調查、暫不明的：
2014年10月20日，福建紀委人員李偉偉從自家所在的仙游縣安特豪景園小區15號樓的樓頂墜下。
2015年2月7日，廣東佛山市體育局副局長劉慧芳從高處墜落致死，死因暫無可疑，排除他殺。
2015年3月29日，永善縣教育局局長楊通權高墜死亡；
2015年4月15日，南京中醫藥大學前黨委書記黃成惠在學校後山自殺：
2015年4月21日，廣西宜州市委書記黃平權，在都安瑤族自治縣安陽鎮陽安社區古岸屯其堂弟黃平營在建房屋三樓陽台（無護欄）墜樓去世。
2015年4月30日啟東市惠萍鎮鎮長陳天虹墜亡；
2015年5月2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金海寧在西寧家中墜樓身亡；
2015年5月4日，安徽省教育廳外事處處長耿尊芳同志從辦公樓墜樓身亡。經公安部門調查，排除案件可能。
2015年5月14日，南昌縣紀委副書記、監察局局長閔紅妹在其居住小區墜樓死亡。經公安機關調查，排除他殺。
2015年6月9日，青海省體育局原局長馮建平從西寧市城中區和政家園小區家中跳樓身亡
……
當然，也不能排除，在這些非正常死亡的背後，當事人存在不法行為、畏罪自殺的。因為畢竟警察還在調查。即便是抑鬱、壓力大的，也可能是因為是當事人曾經作姦犯科而致的。具體的當然要以官方公布實際情況為準。
但值得注意的是，官商勾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是多少問題官員和富豪離奇墜亡事件背後飄過的魅影。這種關係對中國官場和社會生態的危害就是，禍亂綱紀，製造不公，殘害忠良，牟取暴利。
如果墜亡人員當中有腐敗官員和問題富豪，則墜亡對社會最大的害處就是，一了百了，丟卒保帥，保護腐敗組織和成員，制約對犯罪分子的調查取證。
想當年，多少奸妄小人殘害忠良，擠兌屈原，讓屈原悲痛欲絕而投身汨羅江。如今兩千多年年過去了，小人依然不斷，所不同的是，今天輪到投「汨羅江」的，是奸臣們，是腐敗官員們，是依靠官商勾結致富的富豪們。他們在作姦犯科之後，在法治嚴明的社會當中，被逼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則荒而逃。有的因壓力過大，不堪重負，以至紛紛從高樓跳下。奸妄小人們當初可能沒有想到的是，他們也會有一天，以這樣的方式，趕著去見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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