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014年10月10日，由辛灝年先生創辦十四年之久的「中國現代史研究所」在舊金山召開發布會，宣布為適應中國大陸民主轉型事業的需要，「中國現代史研究所」更名改組為「光復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光復委」在繼續進行歷史研究的同時，將開展政治、經濟、法律等領域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並致力於在中國大陸推動國民革命，光復中華民國，建設民主憲政，促進民生發展，以實現各族人民的自由平等和海峽兩岸的民主統一。2015年2月16日，「光復委」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就前一段的工作進行了匯報和總結。 會後，辛灝年先生接受了新唐人電視台記者的採訪。下面是採訪全文。
辛灝年答記者問(視頻)
記者：請問為什麼要在海外成立這樣一個「光復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呢？
辛灝年：那是因為中國大陸的三十年的歷史反思，就是對中國現代史的歷史反思，也就是對中華民國歷史的反思，已經在中國大陸形成了一個懷念民國的思潮，並且近年來這個思潮吹發了整個社會的「民國熱」，這是它成立的歷史背景。
第二，我們認為在這個時候來建立一個「光復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是為了能夠適應這個形勢，並且協助和推動整個「民國熱」的發展，同時也是符合中國大陸民間的民意的。
第三，我們原來把「中國現代史研究所」，更名改組為「光復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這樣我們就是等於跳脫了僅僅是歷史研究的範疇，把整個的研究工作，變成一個在中國民主轉型階段，也就是說我們要將大陸民眾今天所表現出來的一種追求、思想和抗爭，都引導走向光復中華民國的道路上去。這樣有了民國，大陸人民就有了民主；有了民國，大陸人民就能夠有了自己真正的民族主義的精神；有了民國，普通人民的民生，才會造成真正的發展。所以我們想把它做成一個智庫性的工作，以此推動和協助中國大陸光復民國的工作進一步展開。
記者：那它是不是一個新的政黨，或者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它的定位是什麼？
辛灝年：「光復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只是一個工作機構，它不是政黨，它也不是政治團體，它不是會員制，它不發展。我們只是希望那些，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願意為光復民國（大陸）的工作，做出一番貢獻的朋友，做實際工作的朋友，我們一齊來做我們這個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以便我們為光復民國的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予以研究、提出成果，配合國內的光復民國運動。
記者：仍然是一個由志願者組成的這樣一個研究機構，是不是？
辛灝年：對，完全是志願者組成的，而且都是義工。
記者：那麼「光復委」成立以後，都做了那些工作呢？
辛灝年：「光復委」成立以後，到目前為止，一方面我們原來做的研究工作照常進行，就是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工作、對中華民國歷史反思的工作；以及如何推動中華民國歷史反思成果在中國大陸獲得更大和更廣泛的影響的工作，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工作委員會建立以後，我們已經開始在思想文化方面、經濟方面、轉型策略方面、以及對於民主革命和和平革命的研究方面，已經開始深入的研究。「光復委」成立的時候，我曾經提出過一個報告，叫《四大方略與去黨留政》。我們就將在這個基礎上為追尋和平革命的智慧和方略繼續地研究下去。那麼這幾個月以來，我們在這方面的研究顥然是有成果的。
另外我們還做了兩件事。一個就是當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在雙橡園升國旗的時候，我們曾經對這個問題給予相當大的關注。當中共就升旗一事向美國提出抗議，美國對中華民國政府升旗的行為，表現了一種不太友好的，甚至於批評和壓制的態度的時候，我們公開對於美國政府表示了我們的抗議。隨後，我們根據一些朋友的建議，在白宮網站上的發表了一個簽名活動，並發表了一個短短的《宣言》，我們希望美國政府應該尊重中華民國的國旗，尊重中華民國歷史。
這個簽名運動在白宮網站上開始後，很遺憾的是簽名的人不是很多，因為簽名如果能夠達到十萬的話，美國政府就必須對升旗問題，對中華民國升國旗的態度問題有所表態，可是我們只有中國大陸的一些「民國粉」，他們翻牆才簽的名；還有海外一些大陸人士和極少數的台灣華僑簽了名。雖然台灣的《中國時報》轉載了這一篇簽名《宣言》，並且有兩萬人點進來看，但整個台灣只有二百個人簽了名。當然我們就簽名一事也跟中華民民國總統府進行了連繋，但是一個禮拜以後他們才告訴我們，已經把這個《宣言》轉給行政院了，但是我們簽名的截至日期就要到了，台灣政府沒有表態。
記者：那您認為簽名人數過少的原因是什麼？
辛灝年：那是因為台灣和台灣在海外華僑沒有被發動起來。我們有一個感覺，當我們要發動白宮簽名支持中華民國舉行升國旗儀式的時候，海外華僑，特別是華僑中的上層人士，以及華僑的團體，特別是由台灣政府，或者台灣國民黨支持的團體，尤其是台灣本地的數百萬泛藍國民，他們幾乎都沒有簽，這使我們感到相當意外的。因為如果台灣的相關政黨，在台灣發動一下泛藍民眾，那麼來參加白宮的簽名，何止十萬？百萬也不應該是問題。
記者：那麼請您談一下「光復委」和台灣的民國政府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辛灝年：十四年前我們創辦「中國現代史研究所」和《黃花崗雜誌》的時候，直到今天為止，我們和台灣的政府和政黨都沒有任何聯繫。我們採取了一種完全獨立的方針，因為我們不願意和任何政黨有了某種關係以後，就必須按照這個政黨的指示去做。我們是一批中國大陸流亡在海外、或工作在海外的人士，我們首先要認為，要解決中國大陸的問題，才能夠最後的解決台灣的問題。中國大陸十四億人民的解放，需要靠自己去解放，而不能把這麼重大的責任放在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身上。如果台灣政府支持我們，我們當然高興；如果他們不支持我們，我們也不怪他們。十四年來我們一直採取這個態度，當然台灣政府對我們也是完全沒有理睬。我本人來到海外奔波宣傳中華民國理念的二十多年的過程中，中華民國台北政府和中華民國的國、民兩黨在他們的執政期間，對我們從來不加關顧，更談不上支持，甚至於還有相當程度的干擾，這種情況是我們意想不到的，可是我們也就忍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本來就是要為大陸爭民主、爭自由、爭前途的，我們不指望任何人，像天上掉餡餅一樣來支持我們，但是有些屬於干擾性的行為，很不友善的行為，就讓我們感到非常遺憾，但是為了大局，我們從來沒有對外說過。這十四年完全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研究所和《黃花崗雜誌》，我們所有國內外的研究人員，和《黃花崗雜誌》的編輯人員，十四年來全部是義工，沒有一個人拿工資。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當我們建立了「光復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以後，這畢竟是與我們的政治方面的研究有關係的，與中華民國的命運和前途有關係的，所以我們採取了非常平和的姿態，非常尊敬的態度，希望與中華民國政府溝通，我們提出要求中華民國駐舊金山代表處能和我們見一面，我們想主動的向他們說明一下我們為什麼要成立工作委員會，為什麼要在大陸做光復民國的工作。 他們在請示了台北之後，認為還不致於影響兩岸關係的前提下，終於接見了我們幾個負責人。我們坦誠地表示了希望他們能把我們「光復委」成立的工作和基本狀況，轉報給台北政府，或相關執政黨，但是從此沒有下文。剛才我已經說過了，我們提出了要支持中華民國升國旗，發表了對美國的抗議書信以後，並號召了簽名運動以後，他們也同樣沒有理睬我們，同樣也沒有得到一個字的書信。
要知道中國大陸人民今天要在中國大陸光復民國，就是在支持中華民國台灣。我們支持中華民國，我們號召美國和其它的西方國家尊重中華民國這面國旗，也就是在幫助中華民國的台灣政府。我們在「光復委」成立的時候發表了一個《說明》，裡面有這樣一段話：我們承認中華民國台北政府是今天全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在我們心目中是認為他是合法的政府，他如果不願意作全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那是他們的事，我們已經做到了。
記者：那麼爭取這個政府的理解是不是也是「光復委」今後的一項重要的工作內容呢？
辛灝年：對，我們當然要繼續爭取他們對我們的理解，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人有自己的人格和脊梁骨，我們在爭取中國大陸光復民國的時候，我們不向任何人乞討，我們也不向任何人求告，我們只是希望，凡是有真正中華民國理念的人，自然會凝聚和團結在一起。如果自悖於中華民國，拒絶中國大陸人民對中華民國台北政府的支持，我想是一種愚蠢的行為。
記者：辛先生，請您談一下「去黨存政」這個方略，它是在中共解體之後過渡到將來制度的一個過渡方略嗎？
辛灝年：我在「光復委」成立的那一天，作了一個《四大方略的和去黨留政》的講演，三個半小時，講完以後我們又把這篇文章在海外的一些網站發表了，反應還是滿強烈。
過去大家都說「沒有共產黨怎麼辦」？我們提出「沒有共產黨也可以辦」。同時我們也提出了「共產黨怎樣才能沒有」的方略？那就是追求智慧的、和平革命的方式。我們用這樣一種和平的方略，讓共產黨和所有的中國人知道，我們並不是一定要用暴力，我們不一定一定要用武裝革命，只要共產黨最後還能夠存下這麼一點良心，那就是考慮到中華民族的命運，考慮到整個中國的利益，考慮到中國未來的統一而不是分裂，希望他們當中的一些黨員，上、中、下各種層次的官員，都能夠在這個民主變革的過程當中實行「去黨存政」，也就是把瀰漫在全中國的黨、政、學、軍等各個方面的共產黨組織去除掉，或是他們自己去除掉；或者讓人民幫助他們去除掉；或是讓我們媒體來幫助他們去掉；或是讓我們的軍隊來幫助他們去掉。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當「黨」沒有了的時候，行政部門還存在，那麼行政部門就可以擔負起中國民主轉型的過程當中的「看守政府」。如果共產黨能夠願意這麼做的話，我們廣大的黨員能夠願意這麼做的話，那麼我認為，那就完全有可能造成一個和平革命的進程。因為我們所有的真正愛民族、愛國家、愛我們自己人民的人，大家都希望在整個中國民主進程當中，天下不要大亂，國家不要分裂，人民不能遭殃，敢於去黨者，仍有前途可言。
「去黨留政」的第二個意義，就是給當前占據官場的共產黨員們，留下了一個可以表明自己支持中國民主進步的這樣一種可能性。他們完全可以根據「去黨留政」的方針，在整個的看守政府期間，能夠為民主變革的完全盡下自己的一份力量，將功贖罪，並且將來再接受人民的挑選。我認為這個辦法應該是一個好辦法。
但是，如果共產黨堅決頑抗到底，那麼人民自然會被「逼上梁山」。到那時我們要把一個問題講清楚了，那就是「把暴力還給中共，將武裝還給人民」。因為那時武裝革命就是人民必需的，或被迫的最後的選擇方式，這是沒有辦法的，歷朝歷代都是這樣。
我經常和一些朋友說，你們一天到晚對著我們人民喊：「和平理性非暴力」。 你們首先要跟共產黨喊，要讓共產黨能夠做到：和平理性廢暴力，那麼人民自然就會「和平理性非暴力」。共產黨做不到「和平理性非暴力」，那你怎麼可以單單的叫人民去「和平理性非暴力」呢？所以我們在我們變革的過程當中，我們把「去黨留政」當作一個過渡，在「去黨留政」的過程當中，我們還配有其它的計畫。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一邊施行「去黨留政」的過渡方式、「看守政府」的方式；一方面要立即建立「全國協調委員會」，並且立即從基層開始民主選舉。 在過程當中，「看守政府」的任務即將完成的時候，成立「臨時政府」，新的全國的臨時政府，然後再一步一步地將我們的和平民主變革完成。
我提出這個意見，其實是拋磚引玉。因為我這份東西是我在二十年前在國內寫的。我希望有朋友能夠拿出一些更加合適的、轉型的計畫和想法，我等了二十年，我還沒有看到這樣的東西，我等不及了，所以我就把它拿出來了。是想讓朋友們批評、指導、修改，或者是請他們儘快地拿出更好的民主變更進程的方案來。
記者：目前法輪功這個群體一直在做一種工作，就是「三退」（退黨、退團、退隊）。他們認為這種方式是和平解體中共的一種最好的方式。對這一點您怎麼看？「去黨留政」與「三退」有什麼異同？
辛灝年：十多年前，法輪功的媒體就提出了「退黨」的號召，我當時就打內心裡面非常地贊成。我認為這是一種和平瓦解中共專制集團的一個重要的手段。如果中共共產黨裡的層層黨員們，都已經完全真心誠意地退了黨，和共產黨劃清了界線，走向人民，那麼中共的解體就會指日可待，這個黨也就會自然消亡。這當然是一件好事，非常好的事情，這是一個。第二個，你們提出了「三退」，如果我們的人民響應你們的號召的話，他們就會產生第二種進步，那就是在自己的內心裡，在自己的精神上、和在自己的心裡上和共產集權和共產主義的思想和共產主義的專政徹底的劃清了界線。我認為這都是進步的號召，都是很了不起的號召。
我認為當「退黨」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我們提出「去黨留政」，那麼「退黨」就是「去黨」的精神。如果是今天中共政權內「退黨」的人愈來愈多，到時候「去黨」的可能性就愈來愈大，這是一個很顯然的事情。那麼對「去黨留政」的和平民主變革的進程，不是打開了方便之門，奏響了它前進的序曲嗎？所以我今天雖然提出了「去黨留政」，但我仍然認為「退黨」的工作還要大做特做，讓他退得愈多愈好，退得愈乾淨愈好，我們的「去黨留政」就會旗開得勝。
記者：法輪功學員講的「退黨」其實更主要的是指人的觀念層面和精神層面，就是在觀念上和邪黨脫離，而「去黨留政」主要是從組織形式上，那您認為這裡邊有什麼關聯嗎？
辛灝年：當然有關聯。你想想看，我們所講的「去黨留政」首先是在中共政府的各個部門、各個層次的政府部門內解除它的黨組織。因為只要把中共的黨組織從中共的行政和其它的企事業部門都拿掉的話，我們所有的行政和企事業部門，就完全脫離了和不受中共的控制了。
比如說《人民日報》，我把它的黨組織給解散了，然後由《人民日報》的行政工作人員來做《人民日報》的話，中宣部就管不了《人民日報》了。 那麼一旦中宣部不能管《人民日報》，《人民日報》馬上就會獲得言論自由和行政自由，是不是？如果全國的報紙都這樣做，全國所有的單位都這樣做，共產黨的控制和干涉就不再存在。這當然是個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退黨」的人愈多，如果中共的官員「退黨」的愈多，如果中共在全中國各個企事業部門的官員「退黨」的愈多，那麼它的黨組織就愈容易被解散。他連黨都不需要了，還要這個組織嗎？對不對？ 那麼黨不要了，組織也不要了，只留下一個各個行業的行政系統，特別是政府機關的行政系統，那麼在這個時候，擺脫了黨的機關、擺脫了層層黨組織的控制，跟對同級黨組織、和對下級黨組織的統治，我想「去黨留政」就完全能夠實現了。那麼在「去黨留政」一開始就進行基層選舉工作和建立臨時政府的工作，中國的民主進程就會比較順利的進行下去，我們的民主就有希望了。
記者：辛先生您在「光復委」裡面擔任什麼樣的職務呢？
辛灝年：我們「光復委」的到現在為止，只有工作人員，並沒有委員。我們在相當的時期裡都會保持這樣一個狀態。因為我們要把「光復委」的委員留給那些真正為光復民國做出了卓越貢獻的朋友，這是一。
第二個，我們「光復委」將來的成員，應該是哪些人呢？我們是在海外建立的，我們建立是為了實質的工作，而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想請在海外多少年來始終堅持反共復國的僑領和華僑們，來擔任我們的領導工作，這是第二個方面。
第三個方面，由於我們在海外建立，我們在海外是相對自由的，那麼國內的朋友是相當危險的，所以我們暫且不邀請任何國內的朋友幫助我們，目的是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但是在國內為光復民國做出了卓越貢獻的朋友們，將來他自然會成為我們的委員，甚至成為我們的領導。
至於我本人，首先我是其中的一個工作人員。第二個，我也許會當一個顧問，為什麼呢？因為我是研究歷史的，作個歷史顧問，為光復民國工作委員會盡我一份專業的力量，我想也是很有意思的，也是我自己願意做的。
記者：最後一個問題，「光復委」的工作經費是從哪來的？
辛灝年：「中國現代史研究所」的創立、《黃花崗雜誌》的創立，當時是沒有經費的，後來在創立的第一年裡碰到了一個老華僑，他給我留下了一筆遺產。這個華僑跟我沒有來往，只是每次我講演的時候他都去聽，他留下了五十萬遺產給我，在這個情況下，我的太太和我都表示，這一筆留給我們的遺產，我們一分錢都不要，全部捐給了「中國現代史研究所」和《黃花崗雜誌》。以至於這五十萬塊錢讓我們維持到今天，整整十五年了。我們還沒有最後用完，因為我們都是義工，沒有人從裡面拿工資。
那麼今天「光復委」成立了，我們當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現在可以高興地、也是很悲哀地說，我們現在是「零資金」運作。我們的《黃花崗雜誌》執行副主編丁毅先生說過一句話，他說：我們是「零資金」運作。我們沒有錢財，但是我們有人才。 我想我們只要有意志，只要有正確的方向，我們這些人才，就會煥發自己的精神，把這個工作做下去。當然我們渴望支持，但是我們不祈求支持。
去年十一月份我在紐約講演的時候，介紹了「光復委」的情況，有一些華僑在會場上慷慨捐款，我們也感到很高興，會上會下加起來有將近一萬塊錢，我覺得對我們來講也很高興了。我也許將來就會奔走各地，為我們的工作委員會，向支持我們的華僑捐一點點小錢。
你要知道，在孫中山鬧革命的時候，到一九零七年之前，支持革命的經費基本上都是他的哥哥出的。他的哥哥當盡家產，直到一九零七年之後，當革命聲動，華僑才開始支持孫中山先生。一九一零年，北美州的華僑才開始支持孫中山先生，而捐贈的人都是一些當時的工人，一個月二十五塊美元工資的工人。他們不僅自己每次拿出十塊錢，或拿出整月的工資捐款，甚至還自己去搞「會」，就是民間的那種會，把錢拿過來，一把投給孫中山先生。有「錢」的人是很少捐錢的，有「權」的人是很少捐錢的，但是當革命快要成功的時候，有「錢」的、有「權」的人都會來，我相信這一天的到來。謝謝。
文稿來源：《黃花崗雜誌》
視頻來源：《透視中國》製作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