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學者資中筠女士的一段話：「一百年了，沒有長進，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這段平實的話，卻說明了中國社會轉型（核心是社會階層結構轉型）的失敗。所謂「失敗」，是指中國社會階層當中，底層數量過於龐大，中產階級人數佔總人口比例偏少。
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
社會轉型包括政治轉型、經濟轉型與社會階層結構轉型等幾方面。當一個社會的階層結構發生變化之後，消費結構（從而帶動生產結構）、文化形態、價值觀念等都將發生深刻變化。中國現在最大的失敗就在於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即未能從底層為主轉化為以中產為主的階層結構。
所謂「上面是慈禧」，大家都明白指的是政治變遷中的核心部分，即政治體制至今未發生質的變化，當權者仍然迷信政治暴力，再加上慈禧當時未曾建立的思想控制體系。「下面是義和團」，表面上看，是指毛左及社會底層日益顯化的暴力傾向。但由於這種暴力傾向源自社會成員的失敗感，源於占人口至少60%左右的中國人未能搭上盛世列車，成為社會等級金字塔底座的一部分。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承諾全民奔小康。從那時直到本世紀前10年，中國政府為社會階層結構轉型設定的目標是形成中產為主的橄欖型社會，為此資助的國家級課題不少，最有中國特色的是2001中國社科院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課題中劃分的「十大階層說「。由於該報告劃分階層的標準是職業，如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等，既不是非西方社會學中按社會地位、經濟收入，職業聲望等標準，也不是官方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的劃分標準，即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有點非驢非馬，在官方宣傳中獨領風騷不到十年就消失了。2010年2月，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公佈一個結論，其時中國中產階層的規模約為總人口的23%左右，並以每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擴大規模。
就當時的情況來看，中國社科院2010年報告還算靠譜。但一些外國研究機構的研究就非常荒謬，離中國現實更遙遠，最荒謬的是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報告《亞洲和太平洋地區2010年關鍵指標》。該報告對中產階級的定義，是每天消費2-20美元的人群，據此標準估算，中國中產階層人數為8.17億，其中有3.03億屬於底層中產階級（日均消費2美元）。這個報告在媒體登載後，許多中國民眾都有「被中產」的感覺。按照最低每天2美元計算為中產，按當時匯率真折算，每日不到14元人民幣，每月約為420-430元，基本與中國發達地區最低生活標準相當，大大低於中國大部分城市最低工資標準。人們指出，世界銀行把人均每天消費1.25美元作為貧困標準線，而亞行竟然把每天消費2美元作為中國中產標準，實在不足為憑。
目前的情況是：按世界銀行幾年前公佈的數據，中國人均日消費一美元及以下的人口共佔3億，加上亞開行計算出來的低端中產3.03億，中國的貧困人口幾乎佔一半左右（其中包含前總理溫家寶2010年3月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提到的2億失業者）。近幾年這一情況還在惡化，隨著外資的撤出與實體經濟的蕭條，還將有1.24億人口失去工作，也就是說，中國的社會底層（即貧困人口與半貧困人口）約高達60%以上。
中國在產生少量億萬富翁的同時，生產著數量相當龐大的貧困階層，說明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
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源於分配制度不公
改善社會階層結構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分配制度。一個社會的收入分配製度是指收入分配交易規則的總和．即用法律與規則構架的各個分配主體之間的權利與利益的關係。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主體一般是由三大利益集團構成，即人力資本所有者（勞動力所有權）、僱主（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政府（公共政治權力）三者共同分割國民收入。中國的主要問題是：
1、按人力資本貢獻的財富分配因素正在弱化，勞動者報酬在社會分配中佔的份額較小且有越來越小的趨勢。
這方面官方數據也存在爭議。中華全國總工會官員張建國數年前接受中工網採訪時列舉的數據是，中國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後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此說被財政部否定，認為被嚴重低估。後據中國社科院發佈的《社會藍皮書：201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數據，中國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美國近十年是58-60%）。
2、資本報酬在GDP中的比重在增加。
全總官員張建國在同一次採訪中還提到，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佔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但資本報酬在GDP當中究竟佔比多少，他沒有提。但北京大學CCER中國經濟觀察課題組在《經濟轉型成長與資本回報率演變——中國改革開放時期資本回報率估測（1978-2005）》中，以權益作為資本存量計算，從1998年到2005年間，資本總回報率從6.8%上升到17.8%。
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研究者普遍認為有如下幾點，一，政府財政收支對資本收入份額有著明顯的增強作用；二，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政府財政行為具有比想像更為重要的作用；三、權力資本的暴利在擴大而中小企業普通民眾的盈利空間被擠壓。
中國人都熟悉「權力資本的擠壓「是怎麼回事。由於腐敗官員數量逐年擴大，貪污受賄早就踰越百萬級，向千萬及逾億增長。不少官員或通過審批項目和提拔官員大舉斂財，或在各類企業中擁有乾股分紅，讓擁有官股保護的企業獲得暴利的同時，卻使通過正常渠道辦事的普通守法企業步步艱難，讓社會整體運行效率大大降低，從而改變了社會財富分配的流向。
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採用基尼系數衡量收入差距，但中國卻有個「家庭淨資產基尼系數」，這就是北京大學中國社科調查中心在《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提到的：2012年中國家庭淨財產的基尼系數達0.73，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該報告之所以設定一個家庭淨資產的基尼系數，應該是考慮到中國資本收入在GDP當中所佔份額過大，已經成為社會財富分配當中的一個極重要的因素。
改善社會階層結構的積極因素已經消失
中產階級對中國社會在政治層面的作用一直處於被壓制的狀態，這點我在數篇文章中都分析過。本文涉及的僅僅只是數量意義上的階層結構。這一結果在幾年前我曾有過預測。在《虛幻的自我安慰：中產階級隊伍在擴大》（BBC，2010年3月1日）一文中，我指出，中產階級人數增加依賴兩個基本條件：第一，有賴於現代部門就業人口的增加（農民工屬於低收入，其人數增減對中產階級人數影響不大）；第二，有賴於就業人口工資的增長。從中國的現狀來看，上述兩種情況均未出現。更重要的是，近10餘年來，由於職場之路變得越來越艱困，中國社會成員的向上流動管道已經嚴重梗阻，它帶來的後果是：一方面，精英選拔當中，一旦「血統原則」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則退居次要位置，社會精英的素質將會日益退化。這很不利於社會進步；另一方面，社會不公將會加劇。這種血統原則造就的機會不均等體現在社會成員的身份傳承上，是最根本的社會不公，其後果較之財富分配不公更為惡劣與嚴重。
在最近發生的徐純合事件中，中國民間輿論呈現一邊倒現象，反映的不僅僅是中國人對公權力肆虐的痛恨，更深層次上反映了中國社會階層之間的巨大撕裂。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