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山老泉:聽陳老講他那過去的事

從勞改隊釋放,我回到了生產隊,跟人學會了養蜜蜂,以後幾年真是“走遍了祖國的山山水水”啊。因為蜜蜂逐花,哪兒有花我們去哪兒,這樣才能多產蜂蜜。

有一次我們用卡車載著幾十箱蜜蜂去廣東,一小青年硬要搭我們的便車,我問為什麼,說想省車票錢。後來相熟,才道出真正原因:他沒有證明信,不搭我們的車出不來。

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在毛時代,別說去廣東,就是去自己所在的縣城,都要單位開證明條,蓋上公章,證明你是哪里人,是什麼身份。搭車的小伙兒為什麼開不來證明條?說出來嚇死你:他要去台灣!如果被“革委會”發現,那是要殺頭的!

原來,小伙子是湖南人,他們生產隊裡的幾個年輕人收聽敵台,說台灣如何如何好,想去台灣的請寫信寄往廣東哪兒哪兒再轉香港伊麗莎白什麼信箱,然後有人跟你聯繫。小伙子們信以為真,就寫信寄出去,並派其中的一位去廣東探消息。搭我們便車的就是這個小伙子。到了廣東,我們在農村落腳,搭個簡易茅棚,蜂箱就擺在茅棚的前面。小伙子也離開我們去跟他那完全不靠譜的所謂台灣人聯絡去了。

後來有一天,茅棚裡來了一個人,操廣東口音,自稱也是養蜂的,想交流經驗。我覺得怪怪的,就用養蜂技術試探,結果他對養蜂一無所知,我就知道這人是公安了,估計那個去台灣的小伙子也已經危險了。之後的一天晚上,小伙子趁夜色來找我,說年關將近,政府查外流人員正緊,想讓我把暫住證借給他應急。我說借給你我自己呢?他說你還有證明條嘛。於是我就把我的暫住證借給他了,臨走叮嚀:你萬一出事,可不能說是藉我的,要說是偷我的。他答應說好。

不知又過去多少時日,那位公安又來了,問我有什麼東西丟失沒有,我說沒有。這時我心裡已經明白年輕人出事了,公安所說“丟東西”肯定是指暫住證了。果然公安跟我挑明了是暫住證。於是我假裝去找,把語錄本翻來翻去,嘴裡嘟噥明明記得是放在語錄本里了,怎麼不見了?公安說別找了,被人偷走了,你呀,革命警惕性不高啊。說著從口袋裡掏出了暫住證。

又等幾天,公安押著小伙子又來到我的茅棚,說要拿衣服。我立刻明白,小伙子怕在監獄裡冷,想跟我要衣服穿;也可能是想讓我給他的家裡捎信。我就把我厚一點的衣服找兩件給他。再後來,聽說,湖南省那個村子裡的七位年輕人一同被槍斃,我也就不奢望要回我的衣服了。

好險啊!如果不是我機智——說暫住證是“偷”的。要是說“借”,那就連累上了,我早就在50年前上西天了。

上面的故事,是我在上週末的聚會中聽湖南陳老講的,陳老就是養蜂人。

陳老,上世紀50年代大學生,因為“右傾”坐牢,後被送往勞改農場改造,刑滿釋放後回原籍勞動,1979年“右傾”改正走上工作崗位。其實他大學並未畢業。

我問陳老,你為啥說自己是“右傾”,而不是“右派”呢?陳老說右傾和右派不同,右派是1957年用“陽謀”整倒的知識分子,右傾是1959年受彭德懷牽連。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被污“軍事俱樂部”,一同打倒的有中央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李銳等,下面層層牽連,一直到大學裡。我當時是湖南省高校最嚴重的右傾學生,其他右傾只在本校批鬥,我是被全省的學生代表批鬥,然後送進監獄。”陳老說。

知道了吧?這就是毛時代!不但廣大知識分子和大學教授被打倒被流放,就連青年學生也被打倒被流放,你們現在居然還要中國科技騰飛,還要獲諾貝爾科學獎,可能嗎?

唉,不說了,還是繼續聽陳老講他那過去的事——

剛才說了,當年出門是要開證明條的,沒有證明條被逮到就說你是特務、壞蛋、階級敵人、盲流,然後關起來,送你返鄉。有一次,我們幾個想(具體事情我沒記住——筆者註),可是開不出證明條怎麼辦?我們急得什麼似的,然而小趙表示有辦法。到了第二天,小趙果然拿出一沓空白證明條,並且蓋著紅彤彤的大印,對我們得意洋洋。只是很遺憾,上面有一行什麼字用不上。然而困難嚇不倒英雄漢,他們說用褪字靈可以褪掉。接著,就有膽大的拿著褪了字的假證明條“鋌而走險”了。

可是,他失敗了。假證明條上的褪色被發現,把他捉去送公安了。不過還好,他本人乘人不備逃了出來。

可是逃出來也不是個事兒啊,人家會根據假證明條上的單位和姓名找上門的。偷證明條是犯法,偽造證明更犯法。怎麼辦?最好還是把假證明條再要回來,或者偷回來,讓他們空口無憑,否則那是一定要坐牢的。

偷回來?怕不可能。公安局是你隨便“偷”的?只好想個辦法堂而皇之地“要”。可是“要”,誰敢?說不定“要”不成又搭進去一個。最後大家推來推去,說只有我才有可能“不辱使命”。

既然被大家“抬舉”,就是龍潭虎穴那也要闖,我就壯著膽子去了某公安局。

我忐忑不安地來到某公安局,說我是某某單位的,我單位某某回家自首了,我們想把假證明條拿回去作為證據處分他。公安說有這事兒,同意你們單位處分他,可是我們也要看看你的證明條。這時候我慌了,怎麼就沒想到我也要證明條呢?我故作鎮定說,來時急慌了,忘了開了,要不……公安說不要緊,我給你們單位打電話,能證明你是派來的就行了。這時我更緊張了,我哪兒是單位派來的呀?我是那幾個愣頭青派來的,這電話一打不就露陷了嗎?我的娘哎,搞不好今天要替那傢伙“留下”了。此時我緊張極了,心臟蹦蹦蹦地跳,我嘴裡答應著,眼睛早往四下里逡巡——我在尋找逃跑的路線了。憑年輕跑得快,說不定能逃出去,我想。可是,哈哈,上天搭救,那位公安撥了半天沒人接!於是我趁坡下驢,說明天再來吧。公安說好。

有驚無險!我半走半跑趕回家,把那幾個一頓臭罵。我說你們笨死了,用褪字靈只褪幾個字能行嗎?痕跡那麼清楚!你要用什麼什麼(化學藥品)全部浸泡,然後用清水漂洗才不露痕跡。說完我找來藥水親自動手,等晾乾以後再寫上文字。第二天我拿著“真的”假證明又去了,公安對著光亮照了照,說你看,你這才是真的嘛。昨天一看就是假的。說著從抽屜裡拿出假證明條兒交給我……惹得我在心裡偷偷兒地笑。

哈,幾十年過去了,這事兒如果編成電視劇,我就是英雄楊子榮“智闖威虎山”了吧?你等著,有一天會有人把我當英雄的!

我的家鄉在汨羅,就是屈原投江的汨羅,也是彭德懷領導平江起義的地方。我岳丈那個村就有赤衛隊。我岳丈活著的時候我問過他為啥不參加革命,他說正經種田人誰干那殺人放火的事!我岳丈說他的鄰居就是被赤衛隊用梭鏢捅死的。他的鄰居是一生意人,從江南往江北販運糧食,等糧食出手買了兩個油餅吃,吃完兩手油,就往牆上的紙上擦。誰知道這牆上的紙是赤衛隊貼的佈告,旁邊還有兩個赤衛隊員在把守。赤衛隊員問他幹什麼,他嚇得結結巴巴答不出,就被赤衛隊員捅死了。我岳丈說,赤衛隊真不把命當命啊,捅死一個人比捅死一條狗還簡單!

我岳丈的故事讓我對“革命”一詞有所昇華。什麼叫“革命”呢? “革命”不就是“要命”嗎? “要命”不就是殺人放火嗎?後來的一件事更堅定了我的這種​​認識。

那是1971年,我為了什麼事要到一個村莊去,這個村莊坐落在大山里面,三戶人家六口人,一戶三口的,一戶兩口的,一戶一口的;後兩戶就是絕戶,因為孩子在紅軍時期參軍了,如今音信杳無了。

那天我從城裡往這個村子趕,臨走帶了兩天的干糧(燒餅)。我翻山越嶺,走啊走,天都快黑了還沒趕到。路上我納悶:山上有成片的壩子,道路也很寬,就是沒有人走;大路也被荒草覆蓋;偶爾遇到村莊,可走進去見不到人;古舊的房屋,木牆藍瓦,草木深深;進屋裡,桌椅板凳尚好,只是蒙了厚厚的灰塵;舉頭滿是蛛網;有的床上還有蚊帳,可是用手一摸便成灰,紛紛下落。走出村莊終於見到一個人,問這種景像是怎麼回事,那人說是人都當紅軍了,村里沒人了。我把燒餅給他一個,他很感謝,說如今咋還有這好吃的東西!

1927年,1971年,中間40多年過去,大山的破敗都還沒有修復!

我們形容戰亂過後或飢荒過後的景象往往愛用“赤地千里”、“荒無人煙”等詞兒。我這次的所見所聞不就是“赤地千里”、“荒無人煙”嗎?

回來我把這事說給岳丈聽,岳丈說那有啥稀罕?赤衛隊把大戶殺了,國民黨過來又把赤衛隊殺了,沒有被殺的都逃走了。這不就是後人說的“無人區”嗎? “無人區”,既有共產黨的功勞,也有蔣介石的功勞,他們都是中國人的大恩人!

這時不知怎地,我居然想起了“湖廣填四川”的故事來:張獻忠屠川,殺得成都平原赤地千里,想不到三百年後,湖南江西也發生了同樣的事。

我們把思緒拽回來,現在是老泉在說話。

那天陳老講了很多,可惜我記不住,再加上陳老“湖南普通話”也不好懂,今天就轉述到這裡。

陳雲曾說老毛“革命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我不苟同,我只覺得他“革命”也有罪。革命成功,如果帶來的是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當年的“赤地千里”也值了。可是成功以後又重新“赤地千里”一遍,那當年的“赤地千里”又有什麼意義?就說陳老,當年可是出類拔萃呀,他本來可以在大學畢業後施展才華,為建設新中國作貢獻,可是沒等他畢業就打成勞改犯,一輩子不是受罪就是蹉跎,多可惜呀?像陳老這樣的,全中國又有多少?別說陳老,那些學成的呢?那些學成歸國的呢?毛的歷次運動打擊、迫害、浪費了多少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的才幹?給中國帶來多麼大的負面影響啊?

真是罄竹難書!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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