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勞改隊釋放，我回到了生產隊，跟人學會了養蜜蜂，以後幾年真是“走遍了祖國的山山水水”啊。因為蜜蜂逐花，哪兒有花我們去哪兒，這樣才能多產蜂蜜。
有一次我們用卡車載著幾十箱蜜蜂去廣東，一小青年硬要搭我們的便車，我問為什麼，說想省車票錢。後來相熟，才道出真正原因：他沒有證明信，不搭我們的車出不來。
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在毛時代，別說去廣東，就是去自己所在的縣城，都要單位開證明條，蓋上公章，證明你是哪里人，是什麼身份。搭車的小伙兒為什麼開不來證明條？說出來嚇死你：他要去台灣！如果被“革委會”發現，那是要殺頭的！
原來，小伙子是湖南人，他們生產隊裡的幾個年輕人收聽敵台，說台灣如何如何好，想去台灣的請寫信寄往廣東哪兒哪兒再轉香港伊麗莎白什麼信箱，然後有人跟你聯繫。小伙子們信以為真，就寫信寄出去，並派其中的一位去廣東探消息。搭我們便車的就是這個小伙子。到了廣東，我們在農村落腳，搭個簡易茅棚，蜂箱就擺在茅棚的前面。小伙子也離開我們去跟他那完全不靠譜的所謂台灣人聯絡去了。
後來有一天，茅棚裡來了一個人，操廣東口音，自稱也是養蜂的，想交流經驗。我覺得怪怪的，就用養蜂技術試探，結果他對養蜂一無所知，我就知道這人是公安了，估計那個去台灣的小伙子也已經危險了。之後的一天晚上，小伙子趁夜色來找我，說年關將近，政府查外流人員正緊，想讓我把暫住證借給他應急。我說借給你我自己呢？他說你還有證明條嘛。於是我就把我的暫住證借給他了，臨走叮嚀：你萬一出事，可不能說是藉我的，要說是偷我的。他答應說好。
不知又過去多少時日，那位公安又來了，問我有什麼東西丟失沒有，我說沒有。這時我心裡已經明白年輕人出事了，公安所說“丟東西”肯定是指暫住證了。果然公安跟我挑明了是暫住證。於是我假裝去找，把語錄本翻來翻去，嘴裡嘟噥明明記得是放在語錄本里了，怎麼不見了？公安說別找了，被人偷走了，你呀，革命警惕性不高啊。說著從口袋裡掏出了暫住證。
又等幾天，公安押著小伙子又來到我的茅棚，說要拿衣服。我立刻明白，小伙子怕在監獄裡冷，想跟我要衣服穿；也可能是想讓我給他的家裡捎信。我就把我厚一點的衣服找兩件給他。再後來，聽說，湖南省那個村子裡的七位年輕人一同被槍斃，我也就不奢望要回我的衣服了。
好險啊！如果不是我機智——說暫住證是“偷”的。要是說“借”，那就連累上了，我早就在50年前上西天了。
二
上面的故事，是我在上週末的聚會中聽湖南陳老講的，陳老就是養蜂人。
陳老，上世紀50年代大學生，因為“右傾”坐牢，後被送往勞改農場改造，刑滿釋放後回原籍勞動，1979年“右傾”改正走上工作崗位。其實他大學並未畢業。
我問陳老，你為啥說自己是“右傾”，而不是“右派”呢？陳老說右傾和右派不同，右派是1957年用“陽謀”整倒的知識分子，右傾是1959年受彭德懷牽連。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被污“軍事俱樂部”，一同打倒的有中央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李銳等，下面層層牽連，一直到大學裡。我當時是湖南省高校最嚴重的右傾學生，其他右傾只在本校批鬥，我是被全省的學生代表批鬥，然後送進監獄。”陳老說。
知道了吧？這就是毛時代！不但廣大知識分子和大學教授被打倒被流放，就連青年學生也被打倒被流放，你們現在居然還要中國科技騰飛，還要獲諾貝爾科學獎，可能嗎？
唉，不說了，還是繼續聽陳老講他那過去的事——
剛才說了，當年出門是要開證明條的，沒有證明條被逮到就說你是特務、壞蛋、階級敵人、盲流，然後關起來，送你返鄉。有一次，我們幾個想（具體事情我沒記住——筆者註），可是開不出證明條怎麼辦？我們急得什麼似的，然而小趙表示有辦法。到了第二天，小趙果然拿出一沓空白證明條，並且蓋著紅彤彤的大印，對我們得意洋洋。只是很遺憾，上面有一行什麼字用不上。然而困難嚇不倒英雄漢，他們說用褪字靈可以褪掉。接著，就有膽大的拿著褪了字的假證明條“鋌而走險”了。
可是，他失敗了。假證明條上的褪色被發現，把他捉去送公安了。不過還好，他本人乘人不備逃了出來。
可是逃出來也不是個事兒啊，人家會根據假證明條上的單位和姓名找上門的。偷證明條是犯法，偽造證明更犯法。怎麼辦？最好還是把假證明條再要回來，或者偷回來，讓他們空口無憑，否則那是一定要坐牢的。
偷回來？怕不可能。公安局是你隨便“偷”的？只好想個辦法堂而皇之地“要”。可是“要”，誰敢？說不定“要”不成又搭進去一個。最後大家推來推去，說只有我才有可能“不辱使命”。
既然被大家“抬舉”，就是龍潭虎穴那也要闖，我就壯著膽子去了某公安局。
我忐忑不安地來到某公安局，說我是某某單位的，我單位某某回家自首了，我們想把假證明條拿回去作為證據處分他。公安說有這事兒，同意你們單位處分他，可是我們也要看看你的證明條。這時候我慌了，怎麼就沒想到我也要證明條呢？我故作鎮定說，來時急慌了，忘了開了，要不……公安說不要緊，我給你們單位打電話，能證明你是派來的就行了。這時我更緊張了，我哪兒是單位派來的呀？我是那幾個愣頭青派來的，這電話一打不就露陷了嗎？我的娘哎，搞不好今天要替那傢伙“留下”了。此時我緊張極了，心臟蹦蹦蹦地跳，我嘴裡答應著，眼睛早往四下里逡巡——我在尋找逃跑的路線了。憑年輕跑得快，說不定能逃出去，我想。可是，哈哈，上天搭救，那位公安撥了半天沒人接！於是我趁坡下驢，說明天再來吧。公安說好。
有驚無險！我半走半跑趕回家，把那幾個一頓臭罵。我說你們笨死了，用褪字靈只褪幾個字能行嗎？痕跡那麼清楚！你要用什麼什麼（化學藥品）全部浸泡，然後用清水漂洗才不露痕跡。說完我找來藥水親自動手，等晾乾以後再寫上文字。第二天我拿著“真的”假證明又去了，公安對著光亮照了照，說你看，你這才是真的嘛。昨天一看就是假的。說著從抽屜裡拿出假證明條兒交給我……惹得我在心裡偷偷兒地笑。
哈，幾十年過去了，這事兒如果編成電視劇，我就是英雄楊子榮“智闖威虎山”了吧？你等著，有一天會有人把我當英雄的！
三
我的家鄉在汨羅，就是屈原投江的汨羅，也是彭德懷領導平江起義的地方。我岳丈那個村就有赤衛隊。我岳丈活著的時候我問過他為啥不參加革命，他說正經種田人誰干那殺人放火的事！我岳丈說他的鄰居就是被赤衛隊用梭鏢捅死的。他的鄰居是一生意人，從江南往江北販運糧食，等糧食出手買了兩個油餅吃，吃完兩手油，就往牆上的紙上擦。誰知道這牆上的紙是赤衛隊貼的佈告，旁邊還有兩個赤衛隊員在把守。赤衛隊員問他幹什麼，他嚇得結結巴巴答不出，就被赤衛隊員捅死了。我岳丈說，赤衛隊真不把命當命啊，捅死一個人比捅死一條狗還簡單！
我岳丈的故事讓我對“革命”一詞有所昇華。什麼叫“革命”呢？ “革命”不就是“要命”嗎？ “要命”不就是殺人放火嗎？後來的一件事更堅定了我的這種認識。
那是1971年，我為了什麼事要到一個村莊去，這個村莊坐落在大山里面，三戶人家六口人，一戶三口的，一戶兩口的，一戶一口的；後兩戶就是絕戶，因為孩子在紅軍時期參軍了，如今音信杳無了。
那天我從城裡往這個村子趕，臨走帶了兩天的干糧（燒餅）。我翻山越嶺，走啊走，天都快黑了還沒趕到。路上我納悶：山上有成片的壩子，道路也很寬，就是沒有人走；大路也被荒草覆蓋；偶爾遇到村莊，可走進去見不到人；古舊的房屋，木牆藍瓦，草木深深；進屋裡，桌椅板凳尚好，只是蒙了厚厚的灰塵；舉頭滿是蛛網；有的床上還有蚊帳，可是用手一摸便成灰，紛紛下落。走出村莊終於見到一個人，問這種景像是怎麼回事，那人說是人都當紅軍了，村里沒人了。我把燒餅給他一個，他很感謝，說如今咋還有這好吃的東西！
1927年，1971年，中間40多年過去，大山的破敗都還沒有修復！
我們形容戰亂過後或飢荒過後的景象往往愛用“赤地千里”、“荒無人煙”等詞兒。我這次的所見所聞不就是“赤地千里”、“荒無人煙”嗎？
回來我把這事說給岳丈聽，岳丈說那有啥稀罕？赤衛隊把大戶殺了，國民黨過來又把赤衛隊殺了，沒有被殺的都逃走了。這不就是後人說的“無人區”嗎？ “無人區”，既有共產黨的功勞，也有蔣介石的功勞，他們都是中國人的大恩人！
這時不知怎地，我居然想起了“湖廣填四川”的故事來：張獻忠屠川，殺得成都平原赤地千里，想不到三百年後，湖南江西也發生了同樣的事。
四
我們把思緒拽回來，現在是老泉在說話。
那天陳老講了很多，可惜我記不住，再加上陳老“湖南普通話”也不好懂，今天就轉述到這裡。
陳雲曾說老毛“革命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我不苟同，我只覺得他“革命”也有罪。革命成功，如果帶來的是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當年的“赤地千里”也值了。可是成功以後又重新“赤地千里”一遍，那當年的“赤地千里”又有什麼意義？就說陳老，當年可是出類拔萃呀，他本來可以在大學畢業後施展才華，為建設新中國作貢獻，可是沒等他畢業就打成勞改犯，一輩子不是受罪就是蹉跎，多可惜呀？像陳老這樣的，全中國又有多少？別說陳老，那些學成的呢？那些學成歸國的呢？毛的歷次運動打擊、迫害、浪費了多少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的才幹？給中國帶來多麼大的負面影響啊？
真是罄竹難書！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