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點五：只有政改才能衝出「王儒林困局」

據山西日報4月16日頭版文章，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稱：山西有1/5的鄉鎮在兩年多時間裡一個案件也沒查；反腐鬥爭查辦案件的力度在逐級遞減；一大撮地方「上面九級風浪，下面紋絲不動」。參照西方習慣，這裡將王儒林書記所遇到的「反腐遞減效應」，稱為「王儒林困局」。

王歧山書記也遭遇了「王儒林困局」。有一段時間，王歧山書記到各省調研，媒體暴出走到哪裡都「拍桌子」、「講狠話」。王歧山書記之所以如此，在於他的一個負面感受：無論中央如何反腐，下面我自為之。對此，王歧山書記拋出了「兩個責任」論，將反腐的「主體責任」壓到各級黨委頭上，從實際效果看，並未發生任何實質性改變。

「王儒林困局」的後果，王儒林書記本人看得非常清楚：不管打多少「老虎」，人民群眾也不會滿意。人民群眾為什麼不滿意？對人民群眾而言，歸根到底要解決他們身邊的實際問題，而解決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實際問題，光靠「頂層設計」、「巡視」、「上級」是遠遠不夠的。至於打老虎，對人民群眾無非多了一點談資，而且全社會已經出現了打老虎圍觀疲勞症，打得越多，人民群眾不是越高興或越支持，正好相反，而是「說法」越多。

現代社會是社會進化的高級形式，比傳統社會要複雜得多。用傳統的「治理」思維來管理當今社會，尤其是用「集權」的方式來治理當今社會，路只能越走越窄，越走越黑。而且權力越集中，社會衰敗越厲害。到了向社會、向人民群眾放權的時候了；到了放手「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時候了；到了讓社會自我和解、自我發育、自我改造的時候了。一句話：只有政改才能衝出「王儒林困局」。如反腐之類的形形色色的權宜之計，可以延緩危機的到來，但也必然讓危機的暴發更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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