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你好！
收到你發來的讚揚張火丁的文字。關於張火丁，我想說的是：我對當代中國大陸京劇的否定性的看法，最直接的起因就是對張火丁，後來才深入到對張學津等。當然我對當代共產黨社會的「京劇」的看法首先是從對樣板戲開始的，但是對樣板戲的看法，單只從政治和社會層面人們就能看到它們的荒謬性和毀滅性，而真正對京劇的毀滅其實是從四九年，乃至可以說五四後，左派導入的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現實主義就開始了。這種毀滅是根本性的，齊如山先生早就感到，並且有所論述。這種毀滅到了徹底意識形態化的四九年後，尤其是到了文革不過是到達登峰造極，非常赤裸裸而已。
我在再次有機會系統地欣賞京劇後，從對樣板戲的看法很快感到了的這些根本的變質。而這個感覺最早恰恰是由對張火丁的看法開始的。從她的傳統京劇唱法到程派革命京劇《江姐》，再返回來傳統戲，我一直無法聽她唱完一個完整的唱段，雖然我不止一次地強迫自己多聽幾句，以儘可能地發現她的好處，但是無濟於事。讓「程派」詮釋革命京劇，連江青都沒去做，連毛澤東都反對，可她去做了，而且根本就沒有那根不可做的「弦」，可知「程派」在她那裡是什麼，中國文化傳統、傳統京劇又意味著是什麼了。這類追捧、稱讚對傳統京劇來說讓人慾哭無淚。
再談我對張學津的認識，那是最近的事情，應該說有幸聽到胡少安先生的馬派才刺激了我認識的深化。多年來我總是感到聽張學津的馬派，尤其是看張學津的音配像讓我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可一直吃不住是在哪兒。大約也是因為沒有對比，以及齊如山那樣的高人點撥，這讓我這個外行把握這種區別非常困難。看了胡少安的錄像，使我有一下子豁然開朗的感覺。而這個撥開雲霧表明我對京劇的體會和理解，又翻過了一道崗，進了一大步。
仔細想來我對京劇的認識實際上和我對思想問題，黨文化問題的認識是一致的。極權主義社會的特點是根本上是反傳統的。它一般「專制」不一樣，一般專制只是限制人們的自由和權利，但是極權主義專制卻不僅如此，它還要限制並且改變人性。由於它堅持一黨專制，因此任何人類社會的傳統價值、一般社會的價值它都不能夠容忍。所以我們說，一切極權主義社會，共產黨社會的根本特點就是它是「反人性」的。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反人性的特點使得共產黨社會徹底改變了人的審美口味、倫理觀，人的一般氣質。傳統京劇當然難逃其難，因為它的表演方式、內容、抒發的情懷、境界都與黨所要求的統治一切所不容。黨要進行文化革命，京劇革命是必然的。所以黨文化不僅用革命摧毀了這個劇種，而且滲透且徹底惡變了這個劇種。人的審美趣味變了，當然也就永遠無法詮釋出另外一種文化的內容來了。這問題其實是可以非常具體，一條一條地說明，我會在以後如齊如山那樣剝離展開慢慢地把它道來。
「傳統京劇」，因為它的特點是唱念做打，所以它絕對不是唱出來的，而且是「修」來的！傳統精神滲透在它的所有表演程式之中，誰看不到這點，誰就絕對唱不好傳統京劇！
其次回答你上信的問題，如何我對洛克和培根，以及盧梭如何評價。
洛克，對我來說是我評價最高的哲學家之一，因為他是反身自問人類——西方文化中的自己的認識方法。而培根在這方面是不能夠和洛克相比的。至於盧梭，我也不是用好壞來評價，而是依然是認為要用認識論的觀點來看他的看法，那些是超出了他解釋和理解的能力。我寫過一篇短文，強調的是要讀盧梭，就必須看原文他是如何談的。中文世界的翻譯們都沒有理解盧梭，而你看的是他們的譯文如何能夠準確理解盧梭。真的進入哲學你會發現，哲學也是不可翻譯的。
我從六九年自覺進入西方哲學，並且以此作為自己的專業已經四十多年，到如今也就只敢說自己能在一二三上分辨出哪些思想是哪類傾向，應該如何閱讀和去談，界限在哪兒。四十多年的追求給了我一個閱讀的能力和方法，而真正可以說有些許研究的就只有很少的思想問題和思想家了。實話說，如果敢說真的去把握，恐怕沒有足夠的西語基礎根本不可能。我指的不僅是英語、德語、法語，這些當代閱讀語言，而且還包括希臘，拉丁文。把握西方哲學的思想和概念，這些語言是必要的。即如波普，他為了寫《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準確把握柏拉圖，重新學了希臘文，儘管當時有英文譯本。沒有感到這點的人是因為還沒有入門。
為此，這就是我近年經常感到後悔一生道路選擇錯了的原因。在我進入人文科學的時代和年代——六九年，十九歲，已經註定我不可能學成為第一流的西方「學術思想意味」上的思想家了，而我卻一直自信滿滿，直到最近十年才認識到這個問題。這不啻可說是一種愚鈍。這就是和很多人的感覺相反，他們越來越覺得自己是精英，自己出身書香門第，而我走的越深，越是感到痛心和痛苦；想到先祖子路留給我的姓氏，愈加感到自己的學養和修養對不起先人，對不起這個姓氏。
我認識到這點還是在看余英時先生論述陳寅恪的文章時，受到他的啟發想到的。而余英時自己選擇專業也是基於對此的深切體會。他說，他之所以治中國思想史，是因為他的能力和學力不能夠治西方思想史。這個「不能」是不能夠成為第一流之不能，非一般人所言之不能。有了這個體會，余先生也就一眼看到從十二歲就遊學於西方各國的陳寅恪，最後為何會回歸中國史的原因。而我由於最近二十年更深地進入思想領域已經有這個體會，及至看到余英時先生在《陳寅恪詩文釋證》中的文字，就一下子被點破。而這一「點破」實際讓我痛苦不堪。
治學對陳寅恪、余英時尚且如此，對我們這代人，如果認識不到自身的淺薄，不為生在這個時代而感到痛苦和痛心，就更可謂缺知缺覺，不知好歹了。
我雖愚頓，卻不至於愚蠢到不知恥。
雖然如此，就我能夠從一個極權主義的完全觀念化的文化中徹底走出來，領悟到這點，真正進入思想和學術領域，它也讓我體會到，我的智力和能力要比福山、杭亭頓強，只是無奈一生經歷所造成的語言及隨之而來的先天的異域文化底蘊的限制。所以自知之明要求我，老老實實地做點一二三的事情，切莫好高騖遠。當然也因為我在黑暗中的追求，已經步步留下了腳印，以及如今的文字，它也讓我可以說：我超越了黑暗和停滯時代，超出了同代人，我的思想與文字已經和同代人不在一個時空。對此，我相信，誰都可以一眼看出我的探究所已經有的獨特特點。
而這個問題，也是讓我常常懊悔走向了這條路。如果當初有一個好老師，他能告訴我干點什麼更符合這個時代和年齡所允許做出的最可能的貢獻，那我是不會進入這類社會科學之路的，我會老老實實地研究點具體的科學技術，或者其它學問，甚至如余英時先生那樣選擇一門中學。一個人文學者一定要如掌握母語那樣掌握了解那門學科的來源語言及文化。
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時代！而我們卻偏偏更出生在一個完全意識形態化的社會！它註定了，如果你的努力選擇在思想史領域，那麼能夠做的就只有「顛覆」和「返回」工作。為此，我從七零年，要徹底顛覆四九年後的一代，到如今卻變成要徹底顛覆四九年後的兩代了。現在我深深地感到，我們自己這一代的問題比上代還要嚴重得多。幾十年走下來讓我每日每時地看到，這同代人是更直接的極權專制的社會文化惡果，惡變；更直接的社會文化手術對象早已經徹底換成了這一代人了。
而這一切也就是許良英先生不能夠容忍我在他身邊，不能夠容忍我這樣的人存在的原因。他無法容忍我對中國知識界的看法，對啟蒙的認識，對黨及其文化的徹底拒斥，都是囿於對學問和人生最根本的態度的不同！其實他不能夠容忍陳寅恪和余英時的原因也在於此。
再返回來說盧梭，盧梭的浪漫主義思想對當代知識精英領域的極權主義傾向有很大影響。我曾經在論述極權主義及文化思想問題的文章中描述過一個粗線條。我不知道我是否有精力回來再專門閱讀探究這個問題，但是這實在是一個問題。雖然如此，盧梭曾經提出的問題卻不能夠說是沒有意義的問題。這也就是說，最近三百年來，西方思想家實際上早就看到西方社會所固有的自己的問題了。他們常常是從不同側面和角度提出這些問題的。而他們留下的問題是，他們提出解決的方法有的是比現存的還要壞，有的是根本就是在聲稱自己把握了自己的方法所不可能夠得到的結論——可說是虛妄的要求。所以要我談對盧梭的看法，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閱讀的方法，然後是閱讀能力，也就是把握「盧梭的方法」和他在思想史上的位置，以及閱讀盧梭自己是如何說的。為此，我以為，這真的不是一個三言兩語的問題。
談到閱讀這些思想文化問題，最後我想要說的是，在現有的西方的思想中，只有能夠懷疑自己，試圖打破自己給自己的桎梏和悖謬的才是有建設性的，進步性的思想，而這隻有自由主義思想。只有自由主義思想認識到多元性，多元文化，否定揚棄了西方中心主義；只有自由主義承認西方民主制不是好的制度，只是還沒有找到比它好的，西方不是好的社會，可還沒有能取代它且比它好的。所以自由主義者認為，必須不斷認識它、修正它，時刻看到它帶來的悖謬和困惑，時刻要謙虛、謹慎，敞開胸懷、準備否定自己。
為此，阿隆在晚年語重心長地說，西方在最近一百年來最主要的進步就是認識到沒有一種文化可以說自己高於別的文化，比別的文化好。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這代人：拚命攻擊中國傳統的，時下以攻擊「漢民族」為時髦的，與拚命攻擊西方民主自由的一樣，不過是拾一百年前的某些片面、偏狹的西人的牙慧，不過表明自己的精神和學術已經完全被共產黨文化徹底浸染和癌變。這個共產黨文化正是現代人早已拋棄的，一百年前建立在一元論、西方中心主義基礎上的一種觀念文化，一種世俗宗教。回到開始所談的問題，這也是一個共產黨專制，極權主義專制和中國傳統專制，一般專制的根本不同，它毀滅了人性，及人的精神、思想！
暫此打住，因為這一個月來專心做筆記摘錄，沒有寫東西，所以一下筆話就多了，過多的議論，權作自言自語，記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吧。
此祝春安！
維光
2015-03-27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