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讀曼德拉的傳記，這本700多頁的曼德拉自傳讀下來，我不無驚奇地發現，這個反政府50年、坐牢近30年、長期倡導武裝鬥爭的「亂匪」，落到白人種族主義統治者手裡之後，竟從沒挨過打。
有一次幾乎被打了。那是1963年5月，曼德拉剛進盧本島監獄時。獄警要求這些新來的犯人跑步前進，曼德拉對一個獄友說：「這可不行，一旦開了這個言聽計從的先例，以後就任人宰割了。」於是他和這個獄友走到隊伍的前面，不但沒有開始跑步，反而放慢了腳步。獄警勃然大怒：「聽著，我們可以殺了你，你的家人不會知道這裡發生了些什麼！」曼德拉答道：「你們有你們的職責，我們也有我們的。」邊說邊慢悠悠地走到了牢房裡。獄警只好灰溜溜地跟了進去。
另一次情況更奇特。那是1975年，曼德拉關押在盧本島的第12年。那天他因妻子溫妮來訪的事和監獄長普林斯發生了爭執，爭執中，普林斯對溫妮出言不遜，把曼德拉給惹火了。「我從座位上站起來，繞過桌子向他走去。普林斯向後退去，但我及時控制住了自己，沒有用拳頭，而只用言詞教訓了他。我是個反感說髒話的人，但是那天我違背了自己的準則。」注意，在這段描述中，曼德拉是那個幾乎動手打人的人，而監獄長則在驚恐中「向後退去」。
這些事情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了：第一，南非那些種族主義者是壞人，因為他們把一個反種族隔離的鬥士給關進了監獄；第二，他們又壞得不成氣候，因為他們還有底線，這個底線就是不隨便打人。當壞人在使壞但又壞得不成氣候時，好人就有了機會。曼德拉就是在種族主義者的道德之下、底線之上的這塊空地上施展身手，領導南非人民「站起來了」。
我為什麼會對曼德拉有沒有被打這個細節特別留心呢？這是因為「打人」是近來一些熱點事件的關鍵詞。比如有個叫倪玉蘭的律師因為拍攝強遷現場被打成終身殘疾，還有湖北穿著法袍上訪的馮繽與警察發生肢體衝突，再聯想到幾年前魏文華因攝像野蠻城管被當場打死，孫志剛因為沒帶身份證被打死，以及離奇的「看守所死亡」事件……這些事情讓我意識到，有些人是沒有底線的。
孔子說，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做人要有底線。底線對不同的人來說，高低當然不同。比如拿吃東西這事來說，純素食主義者出於動物保護理念，不但不吃肉，連雞蛋和牛奶都不吃；素食主義者次之，底線是不吃肉；對於普通大眾來說，肉還是要吃的，但是如果該肉來自於可愛的小貓小狗時，就會忍不住皺起眉頭；對於很多人來說，吃點狗肉也沒關係，但是聽說有人敲開活猴子的腦袋吸腦髓或者把狗熊終身囚禁在籠子中每天活取膽汁，多半也會感慨兩句「沒人性」……令人困惑的是，那些對敲開活猴子的腦袋或者把狗熊變成膽汁機無動於衷的人，他們的底線在哪裡呢？
同樣，政治操守的底線對於不同的人高低也不同。比如，有的人底線比較高，可以為他人的痛苦——比如走失的黑窯民工或無處伸冤的訪民——奔走吶喊，可謂「主動行善」；有些雖無心做個維權活動家，但至少潔身自愛、獨善其身，可以說「不行善亦不作惡」；有些人則屬於「被動作惡」，隨波逐流，能陞官陞官，能發財發財，能混注水文憑混注水文憑……但即使是這種人，要讓他去打殘一位女士或打死一個路人，多半也會搖頭……那麼，那些把倪玉蘭、孫志剛、魏文華打殘打死的人，那些「主動作惡」的人，他們的底線在哪裡呢？
我對那些沒有底線的人很好奇。對於這些人，我的好奇甚至多於憤怒。比如，那些打殘倪玉蘭還不允許她使用拐杖的人，看著她每天在地上爬行時，他們腦子裡在想什麼呢？
每次我試圖想像這些人的心理活動時，眼前就會出現一個巨大的黑洞。這些人小時候也愛吃冰淇淋嗎？他們每隻腳的腳趾也會是5個嗎？以及，他們會不會在夜深人靜時突然從腦袋裡掏出一個插頭來充電呢？
相比之下，曼德拉要幸運多了。不但獄警不敢動他，很多「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簡直是他的卧底。1956年，政府以叛國罪起訴他時，審了4年，最後法官竟本著司法獨立的原則宣布他無罪。1964年，政府再以煽動暴力罪起訴他時，這次因為他組織武裝鬥爭證據確鑿，法官宣布其有罪，但也頂住壓力未判其死刑，從而保住了「革命的火種」。有一次庭審之前，公訴人突然撂攤子不幹了，他跑過去跟曼德拉握手，說：「我鄙視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給送到監獄裡去。」
「我鄙視我所做的事情」。顯然，這些人在制度中隨波逐流時，漂著漂著突然觸到了一種叫做「底線」的東西。他們低頭一瞧，這是哪兒呀？於是他們想，老子不幹了。這種「老子不幹了」的底線時分，很多人都遭遇過。電影《他人的生活》里，韋斯勒當了20多年特務，在被其竊聽對象真摯的愛情打動之後，遭遇了這個時刻；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當托馬斯被當局要求自我批判時，也遭遇了這個時刻。當然，我們知道，有些人一輩子也不會遭遇這個時刻，他們在作惡的道路上一往無前，春風得意馬蹄疾。
有位小說寫手曾悲憫地寫道，「這個世界上並無一人值得鄙夷。」不那麼悲憫的我卻覺得，這個世界上就是有些人令人鄙夷。對這些人，這些窮盡其靈魂也聽不到「咯噔」一聲的人，我又好奇又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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