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在政府報告中一段關於限制政府官員權力的話在網絡得到了廣泛呼應，他說：「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在解釋這段話的時候，李克強要求「各級政府都要簡政放權、轉變職能的有力推進機制，給企業鬆綁，為創業提供便利，營造公平競爭環境。」還要求「所有行政審批事項都要簡化程序，明確時限，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李克強清楚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毛病。在現有制度下，在國家和企業的關係上，政府無疑是強勢的一方。雖然國家計劃機關通過計划來管控經濟的方式在中國參與國際分工合作的過程中被迫削弱。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國家對經濟干預的真正消失。它仍然通過控制的國有企業壟斷中國得重要經濟資源，通過各級政府的行政權力來限制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活動。
這種制度在市場開放初期並不能完全扼殺民營企業的生命力，因為長期的僵化計劃體制使得許多領域在發展上形成空白，國有企業的官員們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去填補這些空白，這種狀況在客觀上為民營企業的初始發展提供了機會。隨著民營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市場空間的擴張，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利用行政權力和壟斷權力在市場「尋租」的動機不斷增強，為私有企業活力的進一步釋放製造了巨大障礙。
在三十多年的粗放式快速發展之後，中國經濟的各種內生行矛盾不斷發展，尤其是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嚴重的環境污染、低下的經濟效率、蒼白的創新能力等，已經形成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巨大障礙。過去在高速增長的時候，政府可以採用拖延矛盾的方式尋求短期利益。現在則到了矛盾交叉爆發的地步，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增長勢頭不斷減弱，導致國家財政和就業出現困難。
李克強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政府給企業簡政放權的，李克強和他身後的習近平顯然是希望通過此舉來止住增速下滑的勢頭，穩住中國經濟。簡政放權的確是解脫捆綁民營經濟的枷鎖的關鍵，而民營經濟的解放則是中國經濟實現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近年來，習李不斷強調這一點沒有錯。但是單單指出政府權力過大只是表面現像，中國的執政者不願意點破更深層次的問題，也沒有膽量解決更深層次的問題。
政府權力過大、掌權的官員任性都是表面現像，根子在哪裡？根子在執政黨、在黨的最高領導層。政府權力大是因為執政黨的權力沒有約束，政府官員是黨任命的，他們「有權任性」是因為黨的最高領導人「有權任性」。各級政府官員們只需要在上級面前不任性便可。而處在金字塔頂層的官員便沒有了這一層約束，他們是可以盡情任性的。自己任性而教育下層官員不任性，在道德上沒有說服力，也無法形成有法律約束了的制度。
除非改變黨在政府之上、黨在法律之上、黨在社會之上、黨的領袖在一切之上的現存政治制度，中國的簡政放權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當形勢需要的時候，執政黨可能會提出簡政放權作為權宜之計；但是這個制度的內生力量一定會在放棄了一定的權力之後在另一個地方變相的將失去的權力再找回來。而黨的最高領導人不肯放棄絕對的權力，不願意讓民主的力量對自己形成制度性約束，所以他們最終會與基層官員達成妥協，通過允許他們「任性用權」來維護自己最終的「權力任性」。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