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中國，在經過了「八九」那場由民間自發興起的「反官倒、反腐敗」的民主運動以悲劇結束，並隨之經歷了蘇東劇變帶來的政治震撼之後，由於此時的中共政治強人鄧小平隨之改變了他一貫堅持的「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的政治主張，而在他後來的南巡講話精神指引下，走上了「不問姓社姓資」、「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跛腳改革之路，從而，使整個社會誤入了「政治極權化，經濟自由化」的現代化陷阱之中。
但在這其中，危害至今猶在的是接受了中共政治元老陳云提出的「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教訓是知識分子不可靠，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女才可靠」的錯誤主張，進而以「高幹子女，一個從政，一個經商」的幹部任用路線，取代了胡耀邦、趙紫陽時代由基層逐級選拔「第三梯隊」、「第四梯隊」的幹部任用路線。於是，在短短幾年之內，凡有「太子黨」、「紅二代」背景的人，幾乎從中央到地方，都分別走上了政界和要害經濟部門的權力崗位，從而為以高幹子女為中心的特殊利益集團，直接獲取和豪奪「改革紅利」打開了腐敗之門。
而這個獲取和豪奪「改革紅利」的機會，很快在中、小企業轉軌，國企改制的過程中實現了。記得當年蘇聯解體，實行私有化改制時，是在政治民主化，司法獨立、輿論監督到位的情況下，在司法、輿論和民眾的共同監督之下，依法公開、公平、公正進行的，而從根本上堵死了政府官員在其中暗箱操作、以權謀私、從中漁利、中飽私囊的通道，由此避免了國民數十年創造和積累起來的國家資財頃刻之間被少數人竊為己有的改制浩竊發生。
而按照當時中共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思路，是先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待建立起司法相對獨立，輿論監督有效的制衡機制之後，再一步步推進產權制度改革的。但可悲的是，鄧小平南巡之後所進行的所謂「深化改革」，也即產權制度改革，卻是在司法、輿論和民眾缺席，無法監督的情況下，由各級政府官員與企業家在燈紅酒綠之中實現的。所以，難怪當產權改制還處於「分田分地」正歡時，海外便有不少經濟學者尖銳指出：「產權改制結束之日，就是中共持槍搶劫成功之時。而其中富可敵省敵國者，當數『太子黨』、『紅二代』也！」
但由此是否可以斷言說「改革紅利」都被「太子黨」、「紅二代」們如數佔有了呢?不是的。這裡，只要看一下農村「土地資源產權改制」的情況，問題就一清二楚了。當時的農村在國企產權改制氛圍的激發和影響下，雖說沒有什麼大企業可改的，但原屬於「國家三級所有」中的「社有、村有」的土地資源，也同樣是可以改制的。於是在廣大農村，除了農民「承包地」之外的所有土地資源，其中包括森林資源、水利資源、礦產資源及其荒山在內，都分別以買斷產權、產權承包經營等形式（為期30年至50年不等），落到了各地政府官員及其利益集團囊中。
由此可見習近平反腐所面對的這個「政治生態環境」，也即「權貴資本主義」的格局和形態，早在鄧小平在世時的江澤民時代就形成了，或者說，中國的國有資源，其中包括森林資源、水利資源、礦產資源，已經在那個時候就分別被「太子黨」、「紅二代」們掌控的國有企業佔有了；而廣大農村的「社有、村有」資源，也隨之分別被各級政府官員及其利益集團佔有了——偌大一個中國，實際上就只剩下一張地圖是屬於國家和全民所有的了。
於是，從此之後，中共在黨內外所形成的各種政治鬥爭，無論表現形式有多麼弔詭，但歸根結底，其焦點都是「太子黨」、「紅二代」利益集團與「非太子黨」、「非紅二代」（也即所謂「官二代」、「富二代」背後的「官一代」、「富一代」）利益集團，新權力集團與舊權力集團，爭奪圍繞國有資源和「社有、村有」資源及其利益鏈而展開的鬥爭。而當下習近平正竭力剷除的主要政敵徐才厚、周永康等人，則只是其中的「官一代」、「富一代」利益集團的大佬之一。
那麼，除此之外產生的那麼多貪腐問題，比如以權謀私、權力尋租、貪污受賄、買官賣官，貪贓枉法等等，是否都與爭奪國有資源有關呢?非也！因為今日的官場已如老百姓口頭禪所說的那樣：「十個官員九個貪，不貪的那個上不了班」。甚至發展到了「群體貪腐事件」、「塌方式腐敗」層出不窮的猖獗地步，而他們的貪腐方式和手段，更是千差萬別，各顯神通。
其中所有的貪腐官員，個個培植兄弟伙和繼承人的能力都特強。如軍中「大老虎」徐才厚，多年掌控握有軍隊將領陞遷大權的總政治部，不知私下發展了多少自己的忠實信徒和黨羽。但即便這樣，也不能搞株連反腐，把他們連根拔起。而這些未拔起的潛在腐敗因素，就像刀割後的韭菜一樣，不用施肥，明天也會茁壯成長的。
然而，倘若細究今日的中國社會何以裂變至此的原因和根源，其都是由「上樑不正下樑歪」給教壞和激發出來的。假如說當時「太子黨」、「紅二代」，如果遵照胡耀邦、趙紫陽時代定下的規則：「高幹子女不從政，不經商」，鄧小平的兒子鄧朴方不帶頭辦康華公司搞「官倒」、「倒批文」，其他的「太子黨」、「紅二代」們有誰敢不追隨傚法，故而又哪裡會出現「六四」那場滅絕人性良知的歷史悲劇。再假如說後來的「太子黨」、「紅二代」，如果不從政經商，不帶頭獲取和豪奪「改革紅利」，那麼各級政府官員誰又敢群起貪腐呢！
如今，國家這棵龐大的大樹，雖然還挺立著，但它的樹身已經被千千萬萬的蛀蟲給掏空了。即便你今天剪掉一些敗葉，明天砍掉一些枯枝，也是依然於樹無補。再說今日反腐敗的措施與貪官們的貪腐伎倆相比，不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今天你剷除了利益集團在黨內的這個代理人，他們明天又會另找一個的。
由此可以說，習近平反腐所要面對的這個「政治生態環境」，實際與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的舊社會比較起來，已經是有過之無不及了。甚至，把它與馬克思主義產生時期那個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比較起來，也是毫不遜色的。而這些，才是十幾億永遠無法「後富起來」的中國人，都「你懂的」那種真實的生存環境和生活狀態；而這些，或許是他至死不願意認識，也至死不願意面對的。
習近平反腐的主要阻力和動力，都緣於此和在於此。或者說，習近平反腐的主要阻力和動力，其實都在於他敢不敢反專制極權體制這只最大的「老虎」了；否則的話，即便他比武松更勇敢無畏，也是無法挽救共產「皇朝」覆滅命運的。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