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佔中抗議撼動香港，28歲的數位策略顧問James Bang發現自己頂在旺角的前線，與其他年輕抗議者一起臂挽著臂，擋開洶湧的攻擊者。襲擊者們推擠抗議人士，朝他們臉上吐口水，並高喊：「X你媽！」「滾回家！」他們的口音在告訴Bang，他們來自邊境那邊的廣東，他們的背包斜跨過胸前，這是一種常見的大陸風格。他確信他們不是香港本地人。「香港人不會朝香港人吐口水」，他在Skype上告訴我。
Bang在街上已經五天了。到第二天時，他失去了工作。考慮到剛出生的女兒的未來，他做出了決定：支持佔中運動更重要，該運動在迫使北京讓香港2017年真正的普選行政長官，不讓北京刪選候選人。當在旺角的戰鬥終於平靜下來時，Bang發現他所運作的供給站已被摧毀，價值數千港元的電池充電器、醫療用品和食物不見了。Bang說，「就象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攻擊」。他還指出，那些男子都戴著同樣的口罩。「他們基本上就是在清場，清除路障，扯下所有的海報，然後試圖來清人。因此，他們實際在做的是警方想做的事。」
當晚結束前，有18個人受傷。警方逮捕了19人；當局稱，其中8人與香港的黑社會有關。陰謀論開始在香港充滿活力的社交媒體上擴散。人們傳閱識別出一些攻擊者是卧底警察的照片；有些人發送出展示許諾攻擊示威者有報酬的Facebook廣告（獎勵：推倒供應站500港元，成功引起混亂1000港元）。香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涂謹申指責政府勾結黑社會，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否認這一指控。香港大學助教Kitty Ho開始編製含有勾結黑幫證據的資料庫，旨在對香港的官方警力行為提出投訴。在我們最近一次的對話中，她已經收到了20個不同的案件進行調查。她通過Skype告訴我，「我不能讓它不了了之。」她聽起來很疲憊。
在香港，使用雇來的打手已有一些先例，尤其是針對那些與北京觀點不一致的人士。例如今年2月份，直言不諱的前《明報》主編劉進圖被騎駕電單車的人揮刀襲擊，嚴重受傷。攻擊者在劉的背部留下了六英寸的傷口，深度足以暴露他的胸腔和重要器官。該案有11人被捕，其中兩名男子是在廣東省被抓獲。有時，黑幫成員只是被用作送信的人。香港出版商鮑朴在2010年曾告訴我，他最先是受到來自中央政府官員的警告，之後是黑社會成員，要他放棄出版李鵬的天安門回憶錄。「六四」之後，時任總理的李鵬被稱作北京的「屠夫」。最終，鮑朴稱因版權問題，取消了在香港的出版計劃。
黑社會也可能愛國的思想，是1984年鄧小平首先提出來的。1993年，中國公安部部長陶駟駒反映了這些情緒，他毫不掩飾地說，「至於像香港的黑社會這些組織，只要這些人是愛國的，只要他們關心香港的繁榮穩定，我們就應該團結他們。」這在香港引起了軒然大波。
在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有時會部署暴徒驅逐不願搬離自己房產的人。2011年，（長春市）一名叫劉淑香的中年女子在一百多名工人開始拆除她的公寓時因為她仍在屋裡而遇害。被埋在廢墟裡的一個小時內，她四次打電話報警，無果。她的屍體在兩天後被挖出。官方媒體稱，那一年至少有11人死於類似情況。
在中國，暴徒還用作其他的功能，包括監視持不同政見者，阻止外國記者探訪政治敏感區域，充當執法者來阻止訪民上訪投訴政府的腐敗。據多倫多大學研究地方政府和惡棍之間主從關係的政治學者Lynette Ong，暴徒們經常被用來執行決策，特別是在「合法的國家職能與非法的國家政策之間的灰色地帶」，如征地和強制拆遷。
在經濟方面，國家使用暴徒是用來落實政策的一種有效途徑。但Ong認為，將暴力外包的行為會引發惡性循環，進一步削弱國家的權威。「因此，建立一種暴力可以用來做交易的市場，那麼這個國家就走在降低自身合法性的路上。」
這種現象在旺角的街頭上演，公眾情緒轉向反對香港警方。五天之前，警員對只帶有雨傘、保鮮膜和游泳鏡的學生們動用催淚瓦斯。在旺角，警方主要是站在場邊，看著示威者們遭到身體攻擊，女性受到非禮。警員時不時試圖分開佔中營地和他們的對手，但他們在數量上遠遠不足。Bang回憶說，當他和其他抗議者在網上發出驚恐的推文後，召來了數百名支持者前往該地區增援，人群開始高喊「黑幫警察」和「狗」。
暴力及公然無視法治可能能夠暫時抑制抗議，但是底下是新的信任危機，它會縈繞示威者們很長的時間。Bang說，「我對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信心」，「我不再視他們為一支合法的警察部隊了。我不認可他們的權力。」
（本文譯自Louisa Lim於10月8日發表在《紐約客》上的文章，題為「中國大陸的黑幫」。她是《失憶的人民共和國：再訪天安門》的作者。譯文有刪節。）
文章來源：博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