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爭普選的「雨傘運動」受到國際上廣泛密切的關注。到目前為止，對佔中事件，北京最高層基本是靜觀其變的姿態，這和傳聞中的張德江的「必要時結束一國兩制」刺耳高調，「可以對香港全面實行戒嚴」的強勢表態，形成鮮明對比。如此看，對香港情勢的處理，想來是無法繞開中共高層鏖戰的影響。畢竟，今天的香港，不是「六四」時的北京。
1989年前的中國大陸，鄧小平以平反冤假錯案和「撥亂反正」兩招，來恢復文革後中國在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巨大混亂。這使後來的「改革開放」有了可能。為了自我生存，中共的這些表面「退讓」，使社會暫時得以鬆綁，中國大陸文化、思想界才進入相對活躍期，以致後來發生民主牆和學生運動。
今天，互聯網使國人不再習慣於封閉，翻過紅牆、瞭解真相已經成為生活必須。經歷了六四屠殺、嬰兒毒奶粉、汶川地震和空氣特供等等大事件的國人，對這個政黨其實已無幻想。而作為世界商業和金融中心的香港，從國際地位和地緣上說，亦不同於中國大陸哪個重要的直轄市。可以這樣說，今天的香港，已經成為全世界檢驗中共本質的一塊試金石。
「必要時結束一國兩制，甚至可以在香港全面實行戒嚴」——這是香港人最為擔憂的黑暗前景。那麼，中共到底敢不敢這麼做？我們不妨先想清另一個問題：中共究竟需不需要香港？中共需要一個甚麼樣的香港？這可能是張德江和梁振英故意忽略的一個問題。他們要的，只是自己勢力對香港的控制。
從面子上說，中共耗資42億美元，辦了奧運史上投資之最的2008年北京奧運，意圖博取世界認可，同時希望贏得面子。這是中共的所謂「國家形象戰略」，費多大勁，花多少錢都不在乎，目的在於改善國際社會對中共的印象，極力對外表現「共產黨是民主、友好的」假象。同時，北京奧運興奮之後，大陸經濟日漸危機，又需要一個可以借力支撐危局的「金庫」。香港的倒掉，毋庸置疑會加速中共的滅亡。這點，其實全世界都知道。
此時，舉世矚目下，梁振英卻在香港大施中共厚黑術，頗令人詫異。以警察加暴徒，衝擊赤手空拳之學子少年、市民婦孺，竟射催淚彈、噴辣椒水以對，不可謂臉皮不厚。中共一直試圖染紅香港，如今單方改變中英談判收回香港時的承諾導致港人抗命、傾城發聲，其反而本末倒置，轉斥「學生擾亂社會秩序」的手法，不可謂內心不黑。尤其糾集黑幫打手，衝擊學生、市民，進而收買、唆使地下黨員、特務和幾十年發展的各種勢力上街謾罵、抹黑學生，還冒充市民攻擊警察，這些伎倆更顯出中共厚黑術「厚而硬，黑而亮」的精華。
就在梁振英們暗自得意之際，他們的種種醜行，卻讓全世界最終得出了「中共就是一條中山狼」的結論。
對中共日漸虛弱的經濟，借用《時代》雜誌的話說，「如果北京將香港變成另外一個匍匐在獨裁下的中國城市，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將會失去」。
香港之所以這麼成功，真正理由就是，它不是中國大陸。在經濟領域和金融領域尤其如此。
在大陸，資本流動是受限制的，國家控制銀行領域，而監管制度又是薄弱和武斷的。香港的金融監管則是一流的，資本流動也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法治鐫刻於一個堅固獨立的司法體系當中。作為國際商業中心，香港這些特徵成為大陸難以逾越的一個優勢。全世界的銀行都駐在香港，全球各大採購公司也精心編織了一個高效的供、產流通配套網絡，使之成為一個「無國界製造」中心。雖然有人放言上海可能會取代它成為亞洲最大金融中心，但現實中這仍很渺茫，因為上海一直無法跟香港的大機構、監管制度和自由經濟構架競爭。
香港的所有這些，其實都與香港人享有的公民自由完全交織在一起，而這正是這個無法取代的自由港的核心支柱。如果北京以蠻力砍掉這根支柱，壓制人民的自由，或干預司法，外國金融機構必將因為無法保證營運回報而被迫撤離，轉而尋找更加值得信任的投資環境，那麼，香港的經濟基礎就將隨時面臨崩解，中共政權也將受到衝擊。僅從上面兩方面來說，「香港倒掉」，應該不是北京新權威願意看到的。
眾所周知，張德江和梁振英是江澤民派系人馬，並非習近平派系所屬。江派在大陸製造「昆明血案」、兩會惡性案件和股災金融鬥等動作，燃起四處烽火之後，再看當前香港當局對學生和平占中的「六四」式彈壓，很難不讓人聯想到有人要在香港再點一把火。
不過，香港不是北京，「雨傘學運」不是六四事件，今天的民意也不同於80年代末期老百姓的心聲。在中共生存危機已然坐實並日益凸顯的大環境下，張德江和梁振英們所為如果導致香港出大事，很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多米諾效應，同時，他們也等於把自己放在了烤肉架上。無論事態往哪個方向發展，這兩人最終可能都難逃一劫。
文章來源：《新紀元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