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巴這樣的制度下，國家最高權力執掌者的產生和繼承完全在黑箱中運作，普通人只有聽熱鬧的份兒，根本沒有參與這個過程並作出自己選擇的權利。在這個意義上，儘管中國是古巴財大氣粗的施主，他們也不過是彼此彼此。
習近平7月份出訪拉美，最後一站是古巴。和其他拉美國家不一樣，中國領導人訪問古巴常常體現了一種政治懷舊。有卡斯特羅在，中共的一黨專制制度在國際上不但吾道不孤，而且更有一種安全感。古巴對於中共還有一個更微妙的意義：中共如果要宣傳自己改革開放得好，古巴在內部就可以拿來作為拒不改革造成民生凋敝的例子，而從堅持「社會主義」來說，又可以把古巴作為信念堅定的模範。總之是左右逢源，更不用說古巴是國際反美的先鋒，很多時候可以當出頭鳥。
「六四」：中古關係的轉折點
中古關係從冷戰時期的敵人變為後冷戰時期的盟友，其轉折點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一個戲劇性的場面是六四槍響時，中國外長錢其琛正好到達拉美開始多國訪問，但有些國家，例如墨西哥，拒絕接待，只讓他過境，只有古巴張開雙臂熱烈歡迎。由於其他國家取消了錢的訪問，他在古巴待了四天，期間卡斯特羅不但設國宴款待，而且把他拉到自己辦公室密談。卡斯特羅當時已經意識到戈爾巴喬夫的蘇聯將要拋棄自己，所以抓住這個機會和中國恢復關係。
卡斯特羅的政治敏感獲得豐厚的報酬。自90年代開始，中國逐漸取代前蘇聯成了古巴最大的施主。例如，由於來自前蘇聯的能源供應被終止，中國製造的自行車和電飯鍋成了很多古巴家庭交通和煮飯的主要工具。不要說普通人的生活，就是卡斯特羅本人也受益匪淺。有一次他患病，正巧中國因為領導人去訪問，一下就簽了一張一百萬美元的支票供他的醫藥費。
但卡斯特羅在整個九十年代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始終抱有疑問，認為會把中國引向前蘇聯的道路。1993年江澤民第一次訪問古巴，待了19個小時，一多半時間花在向他解釋這個概念上。1995年他第一次訪華，對中共堅持「社會主義」的信念還有懷疑，對中方或是旁敲側擊或是直言相告。直到近些年，眼看中共沒有半點要放棄權力實行民主化的意思，他才放心了許多。但在國內政策上他仍然在幕後發揮影響，反對任何自由化的改革。
中國：古巴最大的施主
習近平這次訪問古巴，是第一次以第一把手的身份，而且他去了古巴最東部的聖地亞哥，這是中國歷屆領導人訪古沒有去過的。聖地亞哥是古巴第二大都市，也是卡斯特羅發動武裝起義的革命聖地，相當於中國的井岡山。勞爾卡斯特羅全程陪同，相互給足了面子。在聖地亞哥，習近平最重要的活動就是參觀卡斯特羅1953年7月26日武裝起義的紀念館，可以說是他在加勒比海的紅色旅遊。
中方媒體對習近平的訪古報導中，毫不掩飾地突出了中方的施主地位和古巴人的感恩。《中國之聲》的記者在哈瓦那街頭採訪古巴人，有的說「感謝中國的幫助，讓我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好」，有的說「在中國的幫助下，自己的生活正在一步一步變得更好。」一個出租車司機說的更具體「我知道中國的習近平主席要來訪問古巴了!我們這裡的宇通公交車是中國的，吉利帝豪車是中國的，我們生活中有很多很多東西都要感謝中國的幫助。」還有古巴人說通過中國的貸款，很多古巴家庭實現了家庭電器如冰箱和電視機的更新。
我2010年春天前往古巴做學術調查，深為中國在這個加勒比島國的存在驚訝。剛進旅館的房間打開中國的熊貓電視機，看到的竟然是溫家寶在人大會議上作報告，而且是全程轉播！這是中國中央台的頻道。我也聽說過中國出口到古巴的宇通客車的故事。一位在美國的古巴朋友告訴我，他有次回古巴，驚奇地發現哈瓦那有些街道的路面很平整，和多數坑坑窪窪多年沒有整修的街道完全不一樣。他瞭解下來是這是中方宇通客車公司的要求，因為如果路面不好，客車在合同期內跑不了多久就要維修甚至報廢，中國公司要負責。古巴人說中國人和過去的蘇聯人不一樣，蘇聯人不管，反正是國家的錢。
最近一些年來，儘管古巴吸收外資還主要限制在服務領域，但很多有生意眼光的中國公司很看好這個加勒比島國在後卡斯特羅時期巨大的發展潛力。哈瓦那附近已經有中方企業在幫助設計開發高爾夫和連帶的旅館和餐飲業了。但中國目前在古巴最大的項目是海上浮動平台採油，這將中國在拉美尋求能源合作的一個重要契機。
古巴的「團派」和「秘書幫」
習近平這次訪問古巴，也是在古巴最高權力移交的關鍵時刻。
去年2月，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勞爾•卡斯特羅出人意料地宣佈，他將在2018年第二任期屆滿後退休，第一次為卡斯特羅時代的終結提出明確日期。在這天舉行的古巴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上，52歲的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MiguelMarioDíaz-CanelBermúdez)正式擔任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兼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在外界看來，這一任命意味著卡內爾成為勞爾最熱門的接班人選。卡內爾在上任後不久就訪問了中國。
蘇東劇變後，被菲德爾卡斯特羅相中的接班人有好幾個，都出身於「團派」和「秘書幫」。他們春風得意之時都比現在的卡內爾年輕得多，但後來都在政治上「出了問題」，有的人甚至被一擼到底。例如羅伯特羅拜那，原來是卡斯特羅的秘書，古巴共青團領導人，後來當過外交部長，被認為態度開明，思想開放，很多人希望他接班。但1999年在反右傾中，他被卡斯特羅廢黜，現在在哈瓦那自己開一個畫廊謀生，從不談政治。
接替羅拜那擔任外交部長的羅格（FelipePerezRogue）也曾經被認為是接班人。羅格曾經是菲德爾最寵愛的後生，擔任過他的大內秘書和總管，甚至負責菲德爾的起居和日程。他被選中擔任外交部長和政治局委員時和羅拜那差不多，只有33歲。在宣佈他取代羅拜那時，古巴黨報強調他「對菲德爾思想和觀點的理解很少有人能匹配」，從而暗示羅拜那對菲德爾有「不忠」之嫌。但到了2009年勞爾當政時，剛滿43歲的羅格突然被解除職務。
在古巴這樣的長老政治中，一個年輕人如果過早獲寵未必是幸事，尤其如果長老們長壽的話，他的「接班」會面臨太多的不確定因素。於是，往往受寵最晚的人才能成為最幸運的人。卡內爾就是這樣一個沒有過早地被提拔到最高層核心、一直在勞爾的托庇之下等待時機的政治後生。至少現在看來，他還算是一個權力角鬥中的幸運兒。
當年羅格下台後，一名匿名的古巴高層官員對外媒說:「古巴政治是一場球賽，但觀看者都是盲人。」它說明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在古巴這樣的制度下，國家最高權力執掌者的產生和繼承完全在黑箱中運作，普通人只有聽熱鬧的份兒，根本沒有參與這個過程並作出自己選擇的權利。在這個意義上，儘管中國是古巴財大氣粗的施主，他們也不過是彼此彼此。
文章來源：《動向》雜誌2014年8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