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只要是初中生，都應該知道「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不過，你所接受的教育，可能並不全面。比如，教科書告訴我們：「蔣介石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人。」當人們對比當局刻意封存的史料，問題就來了，是蔣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還是自詡革命的中共先背叛孫中山的學生蔣介石、背叛國民黨？
大陸的教科書還告訴我們：「當遊行隊伍走到寶山路時，蔣介石令反動軍隊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蔣介石既沒有下命令，遊行隊伍也並非都是工人群眾，更非個個手無寸鐵，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糾察隊竟然還「保持了相當的武裝」！
假設今天一群人拿槍氣勢洶洶去軍警機關遊行示威，當局會作何反應？
下面，就讓我們通過各種史料，來盡量還原「四一二」前前後後的歷史全貌。
1、國共合作，是國共雙方的權宜之計，合是暫時的，分是必然的。
後人讀到的歷史是被閹割的歷史，是為黨派之爭編造出的謊言。著名民國史研究專家錢文軍說：不存在「孫中山的三大政策」這回事。無論怎樣查尋，老孫從來沒有「三大政策」之類鳥叫，它是孫死後中共從老孫在不同場合與時間說過「聯俄」、「容共」乃至「扶助農工」歸納、扭曲、抽象出來的。老孫還說過「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
孫中山不贊同共產革命的一套，為何要「聯俄」、「容共」呢？孫中山搞共和四處碰壁，屢戰屢敗，無奈之下奉行「有奶便是娘」的策略。「聯俄」是為了獲取蘇俄的援助，蘇俄是共產黨政權，那麼老孫必須「容共」。所以說，孫中山允許共產黨人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並在廣州軍政部門擔任一定的職務，只是一時的策略。
國民黨利用共產黨，殊不知，共產黨也在算計國民黨。
我們必須明確，經列寧「創立」的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現存的社會制度，建立一個完全由共產黨專政的新政權」。這句簡縮之就是「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所以，北伐戰爭（當時叫大革命），儘管打垮了北洋政府，政權卻落到國民黨手中，共產黨沒坐江山，也不算革命成功。所以要繼續革命，奪國民黨的權，讓共產黨真正掌權。
2、共產黨計劃全面奪取國民黨的軍事大權。
1924年國共合作開始不久，中共就開始抓軍權的行動。周恩來自莫斯科返國，隨即遵命建立了廣東區委軍事部，自兼部長，開中共軍事工作先河；隨即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時就按照蘇俄顧問的部署，大批吸納和發展中共黨、團員。先是蘇俄首席軍事顧問加倫說服孫中山建立大本營鐵甲車隊，以蘇俄首批援助的兩輛鐵甲車作為核心裝備；接著，仍由加倫向孫中山提議，對該隊進行改組，由周恩來主持；周隨即從黃埔軍校抽調一批中共黨員、共青團員編入鐵甲車隊，其正副隊長、黨代表、軍事、政治教官皆為中共黨員。「鐵甲車隊的人員配備和調動、活動安排，經與蘇聯顧問商量，一般都由中共廣東區委和周恩來決定。所以，鐵甲車隊名義上隸屬大元帥府，實際上是中共領導的第一支革命武裝。」（《密檔新論》，P153）
到1926年1月，「國民革命軍中大約有1000名共產黨員。一軍、二軍、三軍、四軍、六軍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產黨員擔任。一軍中3個師的黨代表，有兩個是共產黨員。九個團的黨代表中，7個是共產黨員。」
北伐戰爭是中共掌控軍事的迅速發展期，「如廣東區委軍委由周恩來主持領導擴大黃埔軍校支部為特別支部，成立了由惲代英任書記的中共『黨團『加強了領導；在師生中發展了一批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並分配到北伐軍各軍、師；在葉挺獨立團內成立了中共總支部，團、營及多數連、排長均是共產黨員；指派聶榮臻為軍事特派員隨北伐軍行動，掌握軍內中共組織與黨員情況。通過派中共黨員擔任北伐軍各軍、師、團任國民黨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等做政治工作，在北伐過程中發展了一批共產黨員。隨著北伐軍擴編部隊，葉挺獨立團為基幹擴編成第二十四師，葉挺升任第二十四師師長。……由於中央軍事部及各區軍委的組織領導深入工作，黨在北伐過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軍隊，才能在大革命失敗后立即舉行武裝起義時有了基幹力量。」（《考實》，P16）
3、北伐軍在前面賣命，共產黨在後面革命。
儘管共產黨人大量向北伐軍滲透，但是大部隊仍控制在國民黨手中。他們才是北伐的主力，功勛卓著。北伐軍打到哪裡，共產黨就把革命之火燒到哪裡。
由於長期的愚民教育，「革命」在許多人心目中是崇高而神聖的。其實，「革命」本是一個中性詞，即激烈或顛覆性的變革。既然如此激烈，又帶有顛覆性，必然會引發社會大動蕩。國民黨在軍事獲勝后希望穩定，而共產黨希望社會大動蕩，大動蕩有利於他們奪權。
共產黨跟在北伐軍後面燒革命之火，是通過「扶助工農」進行的，為他們以後建立政權打下民心基礎。
「扶助工農」絕非孫中山的本意，孫中山革命籌款主要依靠富人：華僑或資本家。「扶助工農」是孫中山討好蘇俄的權宜之計。這個權宜之計，卻是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法寶。共產黨政權自稱是工農政權，其實就是依靠並利用工農建立的黨政權。
4、依靠地痞流氓做「革命先鋒」，工人要做貴族。
工人運動早在北伐之前就在進行：組織工會、領導罷工、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和提高工人工資等。暴力衝突也時有發生。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透露，其時，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鮑羅廷，甚至提出了必須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鋒」的觀點。
要發動那些老實本分、善良純樸、循規蹈矩的工人農民起來「造反」，並不容易。這些底層民眾，本有著他們心目中的「天經地義」、「天理人情」，對地主、資本家等相對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著在自己心靈中完成對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毀，而這當然不可能沒有心理上的障礙。痞子、流氓則不同，他們本就不認同社會主流價值，他們在心理上沒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礙，發動他們「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話來說，他們的「積極性」要比那些慣常的「良民」、「順民」大得多，同時，他們「革命」起來，也膽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殺、敢搶敢奪。有這樣一些人行動起來，就能夠讓那些「良民」、「順民」起而仿效。尤其是當本來的「良民」、「順民」看到這類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脹起來、臉上紅胖起來、腰板挺直起來了，難免生出羡慕之心。「學壞容易學好難」，是人性之常。「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這種場合特別適用。
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中所說的贛州店員工會的情況，就頗能說明當時的工人運動到了何種程度。看這個店員工會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會瞠目結舌。章程規定：「凡本會會員每日工作時間應自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休息時間店主不得過問。」原來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規定：店員「休假當與各機關同，春節並應放假半月」。今天，春節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時候就要求放半個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規定：「每年還應准假3個月以探親，外省店員則應准假4個月，最長者可達5個月。」「店員不願回家者，此期間工資還應照原工資加倍發放。」「在店供職滿一年者還應分享該店全年利潤十分之二的分紅。」章程還規定：「凡本會會員月薪還應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應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應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 元等等。」當時，100元的工資，即使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是非常高的高薪！通常只有洋行與公司的高級職員才能拿到。
這個章程若真的實現，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會嫉妒不已，都會夢想著在20年代的中國江西贛州當一個店員——當然，結果是再堅挺的店鋪，也會很快垮掉。不會有人想做老闆，再不會有人投資辦廠開店。
提出異想天開要求的，當然不止是贛州的店員，北伐最先拿下的兩個省，湖南、江西的工人店員中的「積極分子」提出的奢求，一點也不比贛州的店員遜色！
千萬別以為共產黨奪取政權后，會縱容工人實現「貴族」的夢想。實現貴族夢想的是打江山的領導層，號稱「紅色貴族」，所謂工農翻身做主人，你懂的，究竟是怎麼回事。十月革命后，蘇聯工人在新政權下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舉行罷工，遭到布爾什維克的無情鎮壓。
5、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更令人膽戰心寒！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是從正面肯定那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的。雖然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經過多次修改，仍能看到為當時的農民運動作了種種辯護。這份「考察報告」是這樣評論湖南農民運動的：「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民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里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那時，國民黨內對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民運動大不以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層也有對之憂心忡忡者，於是毛澤東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結果，是寫了這樣一篇讚美農民運動的「報告」。
「報告」既然一心為農民運動申辯，當然就不可能把農民運動的「過分」之處說得很充分，但我們仍能感到其時湖南的農民運動是如何波瀾壯闊、如火如荼。農民鬥爭、打擊、掠奪的對象是「土豪劣紳」，但當時湖南農民運動中又流行著「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有點田產的都是「土豪」，穿長袍馬褂者即為「劣紳」(《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頁)，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報告」中說到「殺豬出谷」，意思就是衝進「土豪劣紳」家中，將豬呀雞呀殺了吃掉，將糧食都搶走。「殺豬出谷」是運動起來的農民常用的方式。「考察報告」說到了農民「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但沒有說到的是「革命農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鄉」時，還有些別的舉動——湖南農民運動領導人之一的程學敬，後來撰文說那時「革命農民」在捉人游鄉時，還會剪掉他的鬍鬚，滿臉抹上黑灰。至於「五花大綁」，更是理所當然了。既然「一切權力歸農會」，那從殺豬、出谷、游鄉發展到殺頭，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殺「土豪劣紳」的事就頻頻發生，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目的是破壞風水、斬草除根。
農民不但殺豬，還要殺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並沒有諱言這一點：「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
6、共產黨在後方搗亂，蔣介石頭痛不已。
這些行為不可能不讓國民黨當局焦頭爛額，同時，國民黨認為這直接妨害著正在進行的北伐。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說得明白：「不僅蔣介石，這時不少國民黨地方軍政大員都對工人運動深感頭痛。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軍政當局既須要按照孫中山遺囑，堅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時又必須確保社會安定以及經濟生產的正常運行，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夠的稅費收入，維持戰費和地方軍政的各項開支。而工人運動一旦興起，往往無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廠主不僅利益受損失，就連人身及財產安全都難保證，社會安定和生產經營自然難以維繫。」北伐軍在那裡拼殺，後援卻成大問題，這應該是當時令蔣介石十分煩心的事。
農村的亂局，也會給稅收帶來衝擊。在那時，或許農村動亂對政府財政的影響更大。中共元老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說到了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紳」是農村重要的納稅人。農民的殺豬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也失去了納稅的「權利」。農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嚴重影響著農村正常的經濟運行。湖南農民禁止糧食輸出，就使得鄉村的糧食貿易無法進行，眾多操販糧之業者，本來也是要按章納稅的，現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納稅。這樣，各級政府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頁)
影響北伐軍軍心的，不僅是後援問題。李宗仁北伐時任第七軍軍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民國)十六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因當時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親戚在故鄉都橫遭工會、農會的凌辱，積憤已久。而各級黨部竟視若無睹。縱使是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李宗仁回憶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 頁)自己在前方與北洋軍閥浴血奮戰，父母親友卻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當然不可能沒有強烈的「憤懣」。這嚴重影響著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北伐大業。
7、共產國際與斯大林幕後操縱中共破壞國共合作。
共產國際1922年4月《關於中國共產運動的綱要》曾指令中共「應分兩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傾覆封建主義，促成中國真正獨立；第二步是推翻有產階級的政治，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秘檔新論》，P216）七大這些決議和斯大林指示，否定了先造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以後再進入奪權階段之宣言，意味著國民黨已成被革命對象，應該推翻，中共應該直接奪權了；而且「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暴力奪權。這樣，斯大林就下達了國共實施分裂的動員令！
以此為原則和動力，蘇俄欽差與中共同仁開始公開加速奪權的行動。
8、中共率先兵變，為全面取代國民黨政權預演。
作為中共奪取軍權最早的大動作，是吳玉章、楊闇公、朱德、劉伯承、陳毅（奉李大釗派遣）等1926年12月1日在四川瀘、順策動的起義。此舉遠在「四一二事變」之前數月。
在四川開縣劉伯承紀念館里有官方的介紹文字：「為了策應北伐戰爭，中國共產黨發動了瀘州、順慶起義。……以劉伯承任軍長，創建中共實際領導的革命軍隊。」「瀘順起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掌握革命武裝起義的第一次重要嘗試，它為黨領導軍事工作積累了經驗，它所鍛煉的軍事幹部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1月下旬，劉伯承到達瀘州城，對起義軍進行了全面整頓，建立了總指揮部，統轄瀘州軍政財大權，徹底改組舊的衙門，清除反動分子和國民黨右派，加強起義部隊的政治工作，抓緊軍事訓練。」唯不知此處「清除反動分子和國民黨右派」內中有多少血腥，自稱是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支支吾吾，含糊過關。
中共的建軍節似乎應該定在1926年12月1日才對，比南昌起義早九個月，「紅軍第一路」旗號早已打出來過了！為了使蔣介石背叛革命順理成章，只能叫吳玉章、劉伯承等委曲求全，捨棄了打響起義第一槍的歷史功勛，做一回無名英雄。
9、溫文爾雅的蔡元培視共產黨不共戴天，主持「清黨」密會。
1927年3月28日的會議，被稱為「預備會」，5名到會的監察委員中，除古應芬資歷稍淺以外，其餘4人都是民國元老：即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根據會議的原始記錄：吳稚暉首先發言，稱中共謀反，應行糾察，開展「護黨救國運動」，蔡元培作為主席，不僅不制止，反而立表贊成，提出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的建議，與國民黨極右分子——西山會議派的反共言論同出一轍。
4月2日，正式開會，監察委員增加了陳果夫、李宗仁、黃紹竑三人。吳稚暉提交查辦共黨的呈文之後，蔡元培隨即向大家出示兩份材料作為證據，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來「陰謀破壞國民黨」的種種決議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黨」、「煽惑民眾」、「擾亂後方」、「搗毀米鋪」、「壓迫工人」等若干條罪狀。經過他同意，會上還審定了既有毛澤東、周恩來、陳獨秀等中共領袖，也有柳亞子、徐謙、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黑名單，將近兩百人，與會者一致決定：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將這些首要危險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
此後，在蔡元培的主持下，這一部分監察委員又開了4次「清黨」密會。
10、武漢工潮風起雲湧。
1926年9月6日當北伐軍攻佔武漢之後，中共基本掌控了此地的工人運動。第三國際勞合組織及中共建立武漢總工會，宣布：「假如政府與軍隊不保障人民之利益與自由，則吾人殊無贊助之道。吾人之要求，乃自由與利益之保障，誰能為吾人保障者，吾人即予以贊助，初不問其旗幟與名義若何，吾人今贊助國民政府及其軍隊者，即本此旨。」（《史事紀要》1926.8-12月，P1077）此項宣言實際上已經屬於無政府宣言，所謂國民政府乃至軍隊勢必都要看總工會臉色行事，否則總工會有權自行其是。
中華全國總工會於11月設武漢辦事處，主任李立三，秘書長劉少奇，宣傳部長項英。管轄範圍湘、鄂、贛、皖、川、豫六省。工會成立時即設糾察隊三千人，唯總工會之命是從。而國民革命軍皆轉戰贛、豫戰場，總工會即已控制了武漢局面，國民政府也得讓它三分，斯大林要使武漢成為「中國的莫斯科」之初衷得以實現。
國際共產代表鮑威爾描述了那時武漢「羅馬狂歡」狀況：「成千上萬在礦場、工廠和加工廠的雇傭工人，紛紛停止工作，在激進分子的領導下，不分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講、宣傳和遊行示威。」這種盛大的狂熱必然會引發衝突：3月10日，中共控制的湖北省黨部在漢口召開大會，與會的省總工會糾察隊呼喊「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引發與會的軍校學生憤慨，導致鬥毆。可見，在蘇俄的操縱之下，反蔣已經公開化。同日，福州中共黨員馬式才等繼續組織示威活動，打出「共產黨是世界革命的先鋒隊」口號，導致親國民黨的總工會及農協反示威，雙方發生鬥毆，福州衛戍司令部宣布戒嚴始得平息。
鮑威爾繼續描述道：由於頻繁的罷工運動，「武漢地區的工業被迫倒閉……」經濟最繁榮的中國中部大城市武漢，市景蕭條，經濟停頓。
11、上海組織工人糾察隊武裝，大搞紅色恐怖，籌劃第三次武裝起義。
爆發於1926年10月和次年2月的前兩次「工人起義」，均為國共合作對付北洋軍閥。北洋勢力退出上海后，羅亦農、趙士炎主持的中共上海區委在其宣傳大綱里說：「上海革命的時機完全到了。」「但上次大罷工還只是舉行一次示威，現在時機到了，我們應急速準備武裝大暴動，奪取武裝自衛，殺反動派，為死者報仇，為工人爭自由。」（《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P257）就是說，前兩次起義，只是罷工示威而已，而第三次起義是武裝奪取政權。
中共掌控的工人糾察隊經過整編，成立14個大隊共2700人，擁有機槍20多挺、步槍4000餘支。
羅亦農在「關於政治與本黨工作方針的報告」里說：「在工人區域，自從區委決定舉行紅色恐怖以來，已有很大的效驗，打死了不少工賊，工人氣焰很高，現在要把此種紅色恐怖的範圍擴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領袖、買辦商人、學生走狗等都要盡量的打擊。因為現在是革命的高潮時期，民眾都有此要求。舉行紅色恐怖以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時我們要用恐嚇的手段，使許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這就叫做精神的紅色恐怖。」（同上P329）
這是有組織的紅色恐怖。還有無組織紅色恐怖：工人糾察隊本來就魚龍混雜，不少流氓無產者混跡其中。如今上海局勢動蕩，他們能安分守己？各種刑事案件頻頻發生。不獨上海，南方許多城市的工人糾察隊都在進行紅色恐怖，衝擊國民黨機關，打死國民黨人。
12、雙方都在磨刀霍霍，4月12日這一天終於開槍了！
大陸教科書說：「當遊行隊伍走到寶山路時，蔣介石令反動軍隊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
人們至今仍無找到蔣介石下命令的證據。4月12日究竟發生了什麼？現場到底是誰先動的手？我們還是看歷史檔案：
一、《國聞周報》第4卷第13期的《4月8日-14日一周國內外大事述評》記載：
「下午一時，閘北工人二千余結隊遊行，軍隊制止不服，（工人）手執鐵棍、炸彈，其勢洶洶，旋沖入舊俄教堂內，師司令部屋內現炸彈聲，軍隊始開槍，被擊斃十余，工人均扯蘇俄紅色國旗，糾察隊被捕者百餘人，中有六十余系舊魯軍兵士，因抄出舊符號……被拘工人供全系因雇傭受迫攻軍，並非本意，與逃入民居者語全同。中以苦工為多，有知識工人預先早已規避。」
二、刊載在4月14日《時事新報》上的《上海總工會糾察隊繳械后之慘劇》一文稱：
「昨日下午一時許，總工會召集工人五百餘人遊行示威，在香山路會所排隊出發，行經止園路、中興路、中華新路、鴻興路、香山路。當由寶興路轉入寶山路時，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司令部聞訊，深恐人數太多，于通過時發生意外，即令所屬集中部內，聽候調動，一面在各區布置步哨，以資彈壓。
及至下午二時零五分，工人方面，漸向第二師司令部接近。同時狂喊各種口號，愈喊愈烈。衛兵方面，以工人等似有包圍司令部行動，即向工人等警告，謂此處系第二師司令部，爾等須避嫌疑，齊從對面路旁過去，否則干涉未便。工人等聞語，當有一形似領袖者出答，謂我等可服從，但全體恐未必皆服從云云。衛兵等見情緊迫，即將司令部大門緊護，阻其衝來。該首領者見不能進，突然掉首大呼『往前沖』。語甫出，即有糾察工人一百餘人，齊在後方袖出手槍，向司令部門前開放。在前工人等，亦均袖出鐵棒木棍，施行毆擊，衛兵隊猝不及防，當時被擊斃—人，彈傷四人，毆傷二十餘人。
第二師長斯烈聞訊，以來勢甚是洶湧，無從勸解，為自衛之計，乃下令還擊，一時槍聲大作，子彈橫飛。沿寶山路一帶之商店見狀，紛紛收拾閉門。各處居民，咸驚惶失措，不知所適。車輛行人．頓時絕跡。十五分鐘后，槍聲益密，間以炮聲，蓋軍隊方面，已由司令部大門衝出，向工人隊伍中射擊。時工人方面，已死二十餘人，抵抗力漸覺不支，遂紛紛向後方退走。軍隊方面，亦漸向前進逼，當工人等退至寶通路一區黨部門前，突又開槍反攻，經軍隊方面，用機關槍掃射二次，工人殘隊，始竄奔四散，分頭逃逸，一場慘劇，予此始告停歇。綜計是役，計激戰三十分鐘，軍隊方面死二人，傷三十餘人；工人方面，死三十餘人，傷四十餘人，被拘八十餘人；路人被流彈致死者有某水果攤販及一皮匠，均中要害而死，負傷者亦有十餘人。」
三、第二師參謀長祝紹周的回憶：
「匪黨在青雲路舉行集會大會，數雖有一萬餘人，但以長槍被繳，為禍不烈，故其先頭匪徒眾行經寶山路向本部直衝時，能為本部守衛所阻，惟其人眾勢大，蓄意謀亂，多持鐵棒亂毆，中間尚雜有不少手槍，我衛兵遂有死一傷數，在此不得已情形下，衛兵始鳴槍自衛，當場傷斃百餘人，余均作鳥獸散。經派隊圍截，捕得七百餘人，身均藏有直魯軍符號，查系潰散軍閥余部，為匪黨以金錢收買，充作擾亂地方秩序危害黨國人民者，何來真正之工人？」
四、《杜月笙傳》的相關記載：
當時，第二十六軍軍長和第二師師長都不在閘北，天主堂司令部，由祝紹周將軍負責指揮，遊行隊伍快過來之時，特務營長請示如何處置，祝紹周斷然的回答說：
「請他們改道！」
「萬一他們不肯呢？」
祝紹周斬釘截鐵的說：
「槍在你們手上！」
全體官兵嚴密防範，衝要地帶架設機關槍，天主堂每一扇門，每一個窗口，最低限度布置一名槍兵。移時，共黨暴徒果然發動了凌厲攻勢，人潮開始向天主堂猛衝。司令部第一線的指揮人員，恐怕共產黨徒逼得太近，路窄人多，雙方開火，秩序一亂，可能造成重大的死傷，因而先開一排朝天槍，加以警告，表示軍方有堅守的決心。然而這邊的排槍轟出了一蓬蓬的白煙，共產黨的前鋒卻立刻拔槍還擊，一排排子彈射得石迸瓦飛，顯見他們擁有槍支不少。守軍迫於自衛，只好還手，移轉槍口開始平射，置身最前的群眾當即紛紛卧倒，指揮官更加不敢疏忽大意，因為他一看對方的動作，便曉得他們不但不是烏合之眾，而且必定受過軍事訓練。
激烈的槍戰又展開，由於第二師據險而守，機關槍在咯咯的響，往後擁來的群眾聽到了密集的槍聲，四散奔逃，共產黨人高聲叱叫，竭力堵截，但他們自己反而被急於逃命的人潮衝倒，直到後面徒手和持刀斧棍棒的群眾逃得一乾二淨，前面的人雖然死傷狼藉，卻仍懵然無知的還在猛烈攻擊。這時候天主堂的窗口伸出喇叭喊話：「後面的人都跑光了，你們還不快點繳槍投降？」卧地射擊的暴徒這才發現上了大當，於是有人高聲喊叫：「不打了，咱們走！」
官兵們一聽講的是山東話，當時便極感詫異，衝出去活捉九十多名暴徒，原來他們是張宗昌部下的直魯軍，近來流落在上海，共產黨誘之以利，許他們當帶兵官，或者送盤纏、買船票送他們回老家，他們這才跑來充敢死隊，打先鋒。
以上4種說法，除了在對方人數等細節上有出入以外，皆異口同聲，即：遊行隊伍並非都是工人群眾，混雜有收編的原北洋士兵；遊行隊伍並非赤手空拳，至少有手槍、鐵棍。事件發生時，第二十六軍軍長及國民革命軍駐滬司令白崇禧都不知情，更別談蔣介石下命令了。
13、四一二事變，蔣介石沒下命令；就算蔣應該背負血債，四一二事變究竟有多血腥？
綜合以上說法，國民黨軍隊開槍，根本不是得到坐鎮南京的蔣介石下的命令，而是駐滬守軍情急之下的報復性自衛。其後幾天，逮捕殺害共產黨人、工人骨幹，以及普通勞眾，主要是杜月笙為首的幫會出面乾的。
蔣介石抓住了這個時機，趁機在他控制的勢力範圍里清黨。鞏固了他的地位，挽救了後來稱為中央系的國民黨及國民革命軍（國軍）。
「412反革命大屠殺」的死亡情況如何？楊天石教授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五卷介紹的數據如下：據上海總工會報告：「當天收擊斃者在百人以上，傷者更不計其數。」據《時報》報道：「連行人死傷者約20餘名。」據聯合調查社報告：「工人死三十人，工人及民眾受傷者五十六人，士兵死十二人，受傷五人（含浦東地區）。」而1953年編撰出版的《上海工人運動歷史資料》第4輯《四一二事變的前前後後》則含糊稱「數百人」獻出生命。遠不及老毛「反AB團」殺掉的紅軍將士之幾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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