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6月14日訊】「上個月，我的二閨女走了，她還不到50歲，走的時候她說最遺憾的是見不到大哥最後一面，現在，我也在想，我還能不能見到兒子最後一面，還有我的兩個兒媳。」2014年5月中旬，兩位年過古稀的老奶奶在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門口這樣哭訴道。
「案件」難產為那般？
2013年2月，湖北省公安廳成立206專案組，負責偵辦張某等人妨害公務一案，同年3月6日，手術剛過兩天的張某在病床上被採取強制措施。不久，該案由湖北省公安廳委託監利縣公安局辦理。由於是省廳「特別囑咐」的案件，所以監利縣公安局刑警大隊特別慎重，用了3個多月來偵辦，長時間偵辦對於瞭解案情，弄清事實是必要的，但是，最終還是由於上面有關部門的「特別關注」將案件變得異常複雜。
2013年6月5日，監利縣公安局以上級領導交辦的重要案件為由，用妨害公務、強迫交易、妨害作證、尋釁滋事等6項罪名起訴張某等6人，監利縣檢察院在案件核實中發現大量起訴罪名證據鏈不完整，證據不充分，要求監利縣公安局補充偵查。 8月26日，監利縣公安局在沒有提供任何新證據的情況下，仍以6個罪名對張某等6人起訴。
監利縣公安局一些民警說：「張某一案事實清楚，並不複雜，沒有重大刑事犯罪行為，主要是些商業經營中的一些民事糾紛，對於這類糾紛在商業交往中根本不可避免，關鍵就是上面領導交辦的，換句話說有人要整張某，我們只能按照上面的意圖辦」。
由於案件證據鏈不完整，證據不充分，公安機關又不能補充新的證據。「按照法律，如果證據鏈不完整，證據不充分，那麼罪名就不能成立，就得放人，可是上面…」檢察院辦案人員搖了搖頭。在監利縣檢察院為難之時，省相關部門再次來到監利召開協調會，加強督辦，監利縣檢察院無奈之下，將案件上報至湖北省人民檢察院，省檢察院相關處室瞭解情況後，查閱案卷。
省檢察院相關處室人員說：「當時案卷很多，有二十幾卷，還沒來得及看完，省有關部門召集我們開會，在協調會上，領導要求所有罪名全部起訴，我們隨後向監利縣檢察院傳達了會議情況」。
2013年11月初，監利縣人民檢察院做出了所有罪名全部提起公訴的公訴書，並將案件移交監利縣人民法院。2013年12月25日公開庭審，庭上展示的各項證據和辯護雙方的意見都很清楚，多項罪名事實不清楚，證據鏈不完整，妨害公務罪名，辯護人和公訴人都確定辦案人員在辦案過程中存在瑕疵，要求法院重輕考慮罪名，在強迫交易罪名中，公訴人為了將罪名成立，選擇性提交證人證詞，關鍵當事人及證人證詞被無視，大量有利於當事人的證據被隱藏。法庭上多名當事人對所述內容表示異議，並向法庭講述了事情的經過，請法庭採納。監利縣法院在庭審後經過合議對該案件形成了一致意見，後來結果被省相關部門知曉後，於2014年1月10日，省有關部門帶領省政法委、省法院等單位來到監利召開協調會。監利縣法院一位法官說，當時有省領導就說：「張某的案子是省領導交辦的，你們要講政治，顧大局，如果不給張某定罪，就是挑戰黨的權威」。
領導的「特殊關注」，上級單位的「積極督辦」，合議的結果被作廢。監利縣人民法院於2014年1月26日向監利縣人民檢察院送達了《補充證據材料通知書》，2014年2月24日監利縣檢察院向法院遞交了《補充證據材料的回覆》，表示未有新證據提供。按照程序和法律規定，如果不能補充有關證據，應及時對案子進行宣判。然而由於上級的「特別示意」，案子上報至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年3月20日張某的案子移交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省高院對查閱案件後，認為事實清楚，沒有重大犯罪事實，在請示上級領導後，再一次遭到「某些領導」嚴厲責備。
2014年4月24日監利縣人民法院向荊州提交《延長審限案件呈報表》，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4年4月29日批准案件審限延長三個月。由於家屬人員的強烈抗議和律師的交涉，2014年5月5日監利縣法院、荊州市中院和省高院聯合辦公決定，張某一案所有罪名成立。
2014年5月16日監利縣法院宣判張某等6人全部有罪。張某等人當庭斥責法官，製造冤案，並表示上訴。
律師說：「案子是三級法院會審的結果，很不看好能有什麼公正的結果」。
認罪便就醫，不認罪便等死
張某本身患有嚴重的糖尿病、高血壓，2013年3月6日剛做完手術2天，傷口還沒癒合從病床上被監利縣公安局羈押，在羈押過程中，張某數次申請取保候審就醫看病，均被公、檢、法回絕，理由都是上面領導有「特別交代」。2013年12月25日，開庭當天張某由於身體不適，幾乎暈倒，開庭後，多次申請取保就醫再次被拒。
由於長期營養不良和缺乏治療，張某的糖尿病開始惡化，血壓、血糖極不正常，眼睛出現失明，雙腿開始潰爛。由於看守所條件有限，監利縣看守所將張某送到監利縣人民醫院進行檢查，醫院會診後認為病情極為嚴重，要求住院治療。隨即看守所向監利縣人民法院、檢察院去函說明張某不宜羈押的原因，監利縣人民法院、檢察院召開了協調會，指出監利縣人民醫院沒有司法鑑定資質，要到荊州市中心醫院檢查，待結果，再研究。
一週後，監利縣看守所將張某送至荊州市中心醫院檢查，檢查結果仍為嚴重，隨時可能會導致併發症，危及生命，建議及時住院治療。
監利縣人民法院法官告訴律師和張某的家屬說：「張某的案子我們做不了主，得有高院才能定」。監利縣法院將相關檢查結果和有關意見報至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至今沒有任何回覆。家屬找監利縣法院，監利縣法院法官說：「張某上訴了，不能保外就醫！」意思很明確，認罪可就醫，不認就等死。
張某的家屬和律師再次找到監利縣人民法院，監利縣法院說：「你們應該清楚，能不能保外已經不是法律的問題，關鍵是我們做不了主，得有上面定」。
基層法官小，「上面」烏紗大
「上面」為什麼有人要干涉這個案件的判決呢？張某一案是由於民事案件引起的，民事糾紛多為利益，正是存在利益關係，所以才會有人出來干涉，利益越大，「上面」當然也就越大。張某和省相關部門的經濟糾紛，涉及金額過億元，為了經濟利益，省有關部門利用手中權力，通過刑事案件達到民事案件舉證不對稱，從而實現民案的獲利，2014年3月5日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張某公司的民事案作出了終審判決，張某由於刑案大量證據被扣押，所以毫無疑問的輸掉民案，2014年4月20日，湖北省高院對民案執行後，5月初便對張某的刑案做出了判決。
法律戴烏紗，基層法官背黑鍋
現代社會中，政府影響不可避免地深入到社會各個領域、各個層面，沒有政府的法治化，就不可能有社會的法治化。試想，倘若執法者奉行「權大於法」、「以言代法」的思維，人們又怎麼能相信法律?倘若執法者養成「以權壓法」、「以權枉法」的習慣，人們又怎麼會選擇法律？
目前基層司法機關，對轄區的案件具有相互監督的職責，這對防止冤假錯案、徇私枉法，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司法的公正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有些案件來自上面，也就是上級機關交辦的案件，案件的主動權大都掌握在上面，下面公、檢、法的監督就形同虛設。正如一位法官所說：「我們基層法院就好比市裡的兒子，省裡的孫子，很多工作都受上級指導，有些經費、項目或者提拔也來自上級，你說我們做兒子的、做孫子的，能和上面對著幹嗎？正是這種業務關係，缺乏必要的監督，也造成了司法的不公正，冤案錯案很多都來自於上層對案件的干預」。
交辦的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也給社會造成了不穩定，在案件層面很難保證公平，這個時候嫌疑人不滿意、家屬人員不滿意，由於法官對審理的案件終身負責制，如果最後追責，往往會牽連到具體辦案的人員。上面的領導把烏紗戴的好好的，基層的法律工作者卻無奈中背上了冤假錯案的黑鍋。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當前人民對官員仇恨、對政府怨恨、對法律痛恨的主要原因，這方面的暴露出來的問題不得不引起我們的警覺。
子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