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在那個災難的年代，不但直言是罪、出身是罪，愛好也是罪。老人黃紹甫就因喜歡拉小提琴，結果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而毀滅了一生。
他的人生悲劇是兩條主線：「青年軍」，「小提琴」。儘管青年軍在民族存亡關頭遠走印度，打開後方補給線滇緬公路，抗擊數十萬兇惡的日軍，大小戰事百數次，譜寫了多少驚天地，泣鬼神的，中華民族面對強暴不屈不撓的英雄事迹！因為它不是共產黨領導的，所以是一支「反動的軍隊」。自然，在這個軍隊里為民族拼殺的人，無論官大官小，還是普通士兵，必然是「反革命分子」。若不信，可以去翻查中共五十年代「定性反革命」的文件；「小提琴」是任何一個樂隊離不開的演奏樂器，但要看它掌握在誰的手裡？在無產階級手裡就為無產階級服務，在資產階級手裡就為資產階級服務。
他，黃紹甫，出身有錢人家，父親是李家鈺將軍駐南京軍事代表，所以無論他小提琴拉得多麼好，都是資產階級的有害之音。有什麼辦法？他是個熱血青年，酷愛音樂，擁抱國家，投筆從戎，當青年軍是為了救國；熱衷於拉小提琴，是母體中帶來的天性。為此，鑄就他一生必然是「右派」和「反革命」，只能勞改、坐監，坐監、勞改。而今八十歲的他，無妻無子，無住屋、無單位，成天還在為生活奔忙，無論春夏秋冬，還是颳風下雨，騎著部很舊的電動自行車滿城跑，以教琴謀生。
那天，他騎著那部很舊的電動自行車來我家串門，外面下雨，一身是水。可以進來嗎？他問。歡迎，歡迎！他個兒不高，一臉皺摺，精神不錯，腰板直挺。聽說你每天東跑西跑還在掙錢？他坐下，無可奈何地笑笑：要吃飯呀！我的心一陣疼痛，象被什麼東西撕裂了。靜了好一會兒，我才問起他為什麼與小提琴結下不解之緣？他品著茶陷入往事的回憶里……
1939年大後方的重慶人才匯聚，一晚馬思聰為抗日募捐，在市中心「精神堡壘」（今重慶解放碑）舉辦個人小提琴獨奏，是露天義演，街道擠滿人群，去晚了的他只好選了一根粗壯的樹椏爬上去，安靜地聆聽小提琴發出扣人心弦的樂曲。在回來的路上，他好象還躺在小提的共鳴箱里，回味那不絕於耳的樂聲。
不久，東方交響樂團的首席小提琴家黎國權，在重慶市廣播電台禮堂舉辦小提琴獨奏會，他竟用一筆不菲的零花錢（五個大洋）買了張甲座票，坐在頭排近距離細聽演奏，在聚光燈照耀下的小提琴弓子，象一條銀色的飄帶在琴弦上飛舞、閃爍，發出金屬般的聲浪縈迴在他心中，使他永生難忘。從此，他把從九歲就學會吹口琴的複音打節拍，這套玩兒法擱置一旁，一心想著應該有一把小提琴。功夫不負有心人。
一天，媽媽帶他去逛商場，不覺走到一家拍賣行門前，發現廚窗里掛著一把小提琴，拚命的拽著媽媽要進去看那把琴。那是一位義大利傳教士要回國了，準備便賣一些家產，開價三根金條。寄賣行老闆約定次日將這傳教士請來面講。母親說，這把琴這麼舊，怎麼能賣這樣貴？義大利人說：這是一把有近百年歷史的老琴，琴是舊的好，弦要用新的。后講成兩根金條。義大利人還教他如何定音、調弦。後來才知道，這把琴是是1856年出廠的名琴。不久，他從師當時最負盛名的小提琴家費末爾，在那裡學完《霍曼》小提琴教程，打下良好的基礎。自此，只要一有時間他就面壁演奏，不拉兩三支精典曲子就過不得日子。
1941年日軍從仰光登陸，截斷盟軍通往抗日大後方的物資補給線滇緬公路，時局的變化，讓英、美國家十分擔憂，立即邀請中國軍隊出兵緬甸，成立中印緬戰區盟軍最高司令部，蔣介石出任最高統帥。接著，中國以極其落後的軍事裝備組建成一支聞名中外的遠征軍開赴緬甸。蔣介石親臨曼德里，任命38師師長孫立人為曼德里衛戍司令。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唯一次展示民族氣概的大事，因為它不再只是抗日，而是參加到一場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戰中。
國家命運，大於個人追求。日軍逼近貴州獨山，後方民眾驚諤不已。驟然從課堂里掀起一股從軍熱，十萬熱血青年一夜間從課堂走上戰場，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輝煌。1943年秋天，他毅然離開學校到重慶江北鴛鴦橋遠徵兵招兵點報名參加了遠征軍。
不幾天，一千多人的學生兵隊伍，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禮堂聆聽了蔣介石先生的時政報告。說到這裏，他一臉興奮，灰暗的眼眶裡紅光照人。他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名噪一時的偉人。那天，蔣介石委員長身穿畢挺的將校呢軍服，體形雖單薄，但非常有精神，一雙炯炯發光極其嚴肅的眼神，一口浙江普通話。他首先介紹了當前形勢，然後講道：「日本人說，三個月就要并吞中國。我們全國一致，不分男女老少齊心抗戰，付出了極大的犧牲，堅持了整整六年。敵人一籌莫展，又在緬甸開闢戰場，切斷我滇緬公路，現在情況十分危急。你們能認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投筆從戎，是我國人的驕傲。我要求同學們出國后要奮勇殺敵，收復失地，為國爭光！」
聽講人熱血沸騰，報以一片經久不息的雷鳴掌聲。
此後，他去到印度密支那，在孫立人將軍麾下諜報隊工作。抗戰勝利后他拒絕參加「中國人打中國」的內戰，回到成都考進四川大學繼續讀書，又才從琴盒裡取出闊別三年的小提琴，興趣昂然地拉了起來，自此學校寧靜的上空，常常飄起動人的琴音。
很快，解放軍渡江南進，成都被「和平解放」了！他不關心政治，只知讀書習琴。一天，他在宿舍里拉得正上勁，突然A弦斷裂，驟然發現後面有人，轉頭一看是兩個解放軍。他們笑容可掬向他打招呼，其中一人是個老同學，經相互介紹后，才知道他們是解放軍18軍53師文工隊的。他們邀請他參加解放軍，他拒絕，最後不歡而散。沒料到在這之前，兩位解放軍已去過他家。等他一回家，父親主動提出：「既然別人是那麼看上了你，你就去吧！為人民服務，是件好事。去吧，去吧！」他不願違抗父命，只有順從。
以後怎樣呢？我被他講述的精彩情節迷住，惟恐故事終斷。他凄然地一笑，有種受騙的感覺。
他說，我又穿上軍裝了，在別人眼裡敬慕不已，在我心裏總感到土裡土氣。參軍后碰上的第一個難題，指導員喊我填一張幹部登記表，填完交給他，他又拿著表回來問我：你參加的遠征軍是誰領導的呀？我如實回答：是國民黨。他很叼酸地又問一句：那國民黨反不反動呀？這時，我想必須挺起胸膛捍衛我的尊嚴，毫不客氣地說：你要怎麼，就明說了吧，何必拐彎磨抹角呢？可能是從來沒人這麼頂闖過，他把我喊到辦公室去，語重心長地教誨一番，堅特要在「遠征軍」的前面加上「反動』」二字。從此，我的人生就和「反動」捆綁在一起了。
不久，軍文工團要擴大，宣布調我到軍文工團去。奇怪的是到了軍政治部沒有叫我去文工團，而是把我安頓在直屬部隊政治工作部（簡稱，直工部）的一間空辦公室里，成天寫歷史交代材料，開始受到軟禁「待遇」。寫呀寫呀，不知寫了多少時間，一個月後他們看我實在沒有寫的東西了，才准出去活動。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嘗試到不自由，被人篾視羞辱的對待。
後來去到了軍部文工團，這是一個由北京、重慶等地的部隊及地方調集一些文藝精英組合的單位，我算是遲到的補充兵。政委是這麼在隊前介紹的：上級黨委十分關心我們團的組建，現又調來一個拉小提琴的……他沒加「同志」一詞，只不過是「一個」罷了。難怪大家對我不熱情，在解放軍這個特別講階級友愛的群體里，來了一位新同志哪個不想親近親近，可多數人對我保持謹慎態度，不願隨便與稱之為「一個」的人接近。唯有樂隊指揮對我很熱情，原因是藝術的需要把我們牽扯到一塊兒。到了練樂的時候就直接了當給我說：你就坐這。我猶豫：這……他一邊擺弄他的譜台，一邊跟我說：我早就跟大伙兒說好了，你就坐下吧。
在以後的日子里，我沒辜負這個首席坐位，指揮很滿意。我在團里逐漸感受到階級友愛的「溫暖」，在首長心目中也屬於有一定份量的同志。尤其是每周六為首長組織的舞會，我在樂隊、在舞池裡都是嶄露頭角的風雲人物。舞會完了，還有首長請我到他家去教TANGO。更使我受寵的是一次偶然機會，我在樂隊獨奏了一首約翰•斯特勞思的《圆舞曲》，受到首長特別加獎，並規定以後不需要這麼龐大的樂隊，就指定由我組成五個人的小樂隊伴舞就行啦。就在這時候，政委向我發難了。
一天，他作閑聊的方式向我發問：音符有階級性嗎？我感到十分無聊，但又不得不應付他：沒有。他好象釣到一條大魚那麼神氣：怎麼沒有？一陣下里巴人似的爭辯后，政委才開始觸及到問題中心：你平時拉著玩兒的那些曲子是什麼人寫的？我理直氣壯回答：是貝多芬、莫扎特、約翰•施特勞斯。政委聽不下去啦：好啰，就別背那些死人的名字吧，我問你，這些人是哪個階級的？我毫不遲疑地說：是資產階級呀。政委突然嚴肅地把一雙大眼睛盯著我說：既然你知到是資產階級的，為什麼還要宣揚它？這裡是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地方。這些都是為藝術而藝術的頹廢、悲觀、貴族式的產物，我要禁止你傳播這些。我生平有個最壞的德行就是得理不饒人，當時我唯一的選擇就是反擊。於是，我來個反唇齒相譏：政委同志，您知不知道貝多芬跟馬克思是老鄉啊，他說過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樂》、《命運交響樂》是頹廢、悲觀的嗎？氣得政委同志吹鬍子瞪眼睛，惱羞成怒之中咆哮起來：反正以後不準拉那些資產階級情調的東西！說罷揚長而去。
我這人心直口快，很容易得罪人，也容易招惹麻煩，如同每周六給首長舉辦的舞會，我對游擊習氣（不正規）的PARTY早就看慣了，但一夜之間舞場上驟然穿大棉襖軍服的女同志換上花旗袍，讓人感到煥然一新，但我偏說「個個真象舊社會的姨太太」。好啦，小報告立刻飛到政委那兒，這頓批評挨得我心服口服。又一次，後勤部開了一輛嶄新的蘇聯製造嘎斯卡車停在我們八一禮堂門前，恰好碰上我這個車迷，出於好奇，我把這新車開去兜了一圈，回來跟司機說：「這車比老美的差一點兒，它的高速變低速時排擋總要打得響，說明傳動部分粗糙。」就這麼一句話，又不脛而走到了政委耳里。
這回可沒上次那麼簡單，政委批評我崇洋媚外的根源，就在於「你有個反動遠征軍的歷史，你還經常吹捧孫立人是美國軍校出來的，為什麼會給我們人民解放軍打垮了？你呀，受毒太深！我實在忍無可忍，反問他：蘇聯是不是外國，為什麼要稱他是「老大哥」？馬克思是不是外國人？為啥叫他導師……還沒等我說完，政委就按捺不住了，「啪」一聲，手掌重重地猛擊桌上：混蛋，你膽敢攻擊我們無產階級領袖？！不久，又惹來更大的麻煩。文工團本是黨的形象大使，當然少不了首長們經常來關心關心。一天，騎兵團團長來巡視文工團，他走後一位女同志對我說：政委把我喊到他辦公室去，鬧了半天才是他在那兒等我，要我周六到他們團去參加晚會，你說我去不去？就這樣引起我破口大罵：你們這些美女成了政委陞官進爵的墊腳石，你怎能不去？不料，這個男高音的嗓門兒穿透力這麼強，又鑽進了政委的耳里，從此，政委對我疾惡如仇！
1952年部隊開始大批清洗歷史上有問題的和不討領導歡心的人，無奈，業務上需要，我沒清走。1955年，眼看部隊軍銜鑒定了，突然宣布我轉業。轉業與清放的區別是：前者下地方后仍是國家職工，有永久吃不爛的鐵飯碗；後者則屬於有歷史問題或其它問題，不夠判處的，下地方后便成無業游民。在回鄉的路上我盤算一番，根據自己的業務水平至少應該分配到一個市級文工團。
沒料到竟把我分到丘陵地區的峨嵋縣，再由峨嵋縣的文教局分到雙福場文化站，幸好下面再沒有機構了，否則，我還要背著背包往下走。是不是就走到盡頭呢？否，魔鬼般的日子還在後面。文化站設在一個與臨縣接壤的偏僻小鎮上，只有一條不足一公里五公尺寬的正街，文化站就設在區公所斜對門，它的隔壁是鄉公所。文化站是一個單間鋪面，僅有30平方米，內設圖書閱覽室，室內右角隔了一個小間，只能放下一個單人床，屋裡很黑。我見到此景，全身每一個細胞都湧出無限辛酸，難道我就只配擁有這樣一個鐵飯碗？
他品口茶，接上說：清晨7點，準時到區公所用早餐，饅頭稀飯加鹹菜，過時不候；中午和晚飯八人一桌，等齊（站著）圍攏就干，筷子的周轉速度決不能懈怠，否則，桌上一片狼籍的空碗就要譏笑你太斯文。每逢場（趕集）天，街上擁擠不堪，農民們聽說縣上調來一個轉業軍人，很多人都議論：這麼帥氣的轉業軍人，怎麼會放在這兒？區、鄉幹部們更是用一種懷疑的眼光盯住我，男女老少紛至沓來議論不休，總想從表看里，能看出個什麼樣的問題出來？我真成了一個怪物，都怕跟我接觸。在這個陌生而偏僻的山村小鎮上，其孤獨心情至今無從找到適度的文筆來表達。
每逢三、六、九趕場，小小閱覽室喧嚷聲能讓你頭暈腦脹，農民來這裏不是看書，上茶館要給茶錢，在這兒可以談生產、談農事，還有舊雜誌可混混眼睛；這就是我來到這個文化站給農民帶來的方便。散場后舊雜誌撕爛不少。有些農民扯來裹葉子煙，滿地是紙削、煙頭和綠暇暇的口痰，骯髒不堪。這個時侯我才體會到「為人民服務」的艱苦性。寒場天（就是不趕集那天）那日子更難熬，都下地幹活了，街上空無一人，只有隔璧還剩下一位老大娘，她主動找我聊天：你是犯的啥錯誤？我一點也不責難她的唐突：哪個說我犯過錯誤？她毫不遮掩地說：不犯錯誤，會調到這裏來？她完全表現出不屑跟我談下去的模樣。怎麼？我會被人歧視到這個地步，連一個老太婆都對我如此蔑視。怒問蒼天：是誰！是誰！！讓我如此落泊？
到了晚上我更難熬，隔壁鄉公所的豬圈跟我的床僅有一木板相隔，那股臭氣熏滿我這小天地，「豬八戒」怒吼起來又不分個時辰，常在半夜槽（朝）內無食（事）豬拱豬，打得乒鈴乓嚨，不得安寧。我的驚恐還沒平靜，它們又相安無事酣聲如雷。我想，那林沖發配的境遇該會比我好些吧？
1955年全國開展了肅反運動，偏僻的小縣份不甘落後，縣政府的大禮堂四周布滿大幅標語：全部、乾淨、徹底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縣委書記作動員報告，報告后就分組討論，我當然在文教這個小組。一開始組織會場的就拿了一本《解放军文艺》翻了一番就交給我，要我讀給大家聽。文章的標題：《一支狐狸尾巴》，不難看出這個小組我就是核心人物了。走過場的花招早已耳濡目染，就加足油門，以小時100公里的速度將其全文讀完。
掌握會場的組長，故弄玄虛地要大家發言，其實大家也心領神會，是在審查我的自覺性。我已經被逼到了這地步，還講什麼臉面，就來個直言不諱：首先我認為這篇文章是憑空捏造的。掌握會場的人敏感到我可能越軌，立刻糾正道：叫你談感想，知道嗎？我向他解釋：你不是要我談讀了這篇文章后的感想嗎？說話總得有個開場白吧，這個學習又不是三兩天就結束的，你還怕我佔了大家發言的時間？他無可奈何地向我揚下手，示意我說下去。
我就接著說：解放后隱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有沒有？有！但沒有象這篇文章寫的這麼多，這麼笨。我就在部隊整整呆了六個年頭，首先說部隊的紀律是很嚴格的，哪裡允許一個新參軍的文藝兵在文工團講戀愛？又在深夜向台灣發電報，更是無稽之談的還有一台發報機。一台發報機要多大個地方才放得下？大家聽得正入神，掌握會場那個同志無法忍耐了，十分嚴厲給我指出：說我是在有意逃避，怕接觸到隱藏多年的反革命歷史問題，並動員同志們開始對我批判揭發，還再三交代肅反政策「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我很快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不久，宣布對我進行隔離反省，關在一個與外界斷絕一切往來的地方，整天寫材料交代歷史。還派出幾個人去跑外調，查來查去，不了了之。俗話說的「躲過初一，躲不過初二」。
1957年10月，縣上開始動員幫助黨整風。大會小會，個別談心，要大家向黨提意見，我自巍然不動。沒料到科長找上門來談心，縣委書記請去聊天，再是鐵板一張也得軟三分。我這人就愛幻想，萬一他們真能給我賠禮道歉呢？
於是，我在全文教系統的大會上「暢所欲言」，把胸中多年的怨氣通通發泄了出來：一，遠征軍在印緬殺日本鬼子，是一場反法西斯戰爭，怎麼說是反動的？二，為什麼崇洋媚外的帽子非得讓我戴，那馬克思，斯大林難道是中國人？三，在部隊審查一次我的歷史，下了地方又遇肅反，國家花了那麼多錢去調查我的歷史，為什麼至今還不給我下結論，無緣無故關了近一年，你們說過「不會關錯一個好人」，我現在到底屬於好人還是壞人？我一個多小時發言，下面聽得鴉雀無聲。
次日起床，縣政府院壩的牆壁上貼滿了揭發批判我的大字報。縣政府成立不到兩個月的「整風辦公室」，一夜之間易名為「整風反右辦公室」。我因頑固不化，拒不交代，被叫到「整風反右辦公室」去受教育。他們跟我談話的結果，認為我毫無悔改表現，向我宣布：「請示了上級黨委，根據你的反動本質和你的認罪的表現，你已劃定為極右分子！」並給我專門做了一個木牌子，上寫「極右份子黃紹甫」。
他們給我作了交代：「這個牌子就掛在胸口上，除睡覺外不準隨便取下來。」當我掛上這木牌時，不由得讓我想到在投筆從戎，離開學校寫的一首詩中的一句：「你會看到我佩戴的那枚燦爛奪目的勳章」，哈哈，現在不是有了嗎？頓時，我轉身就往街上跑，讓更多的人參觀我胸前這枚「大勳章」。不料，剛好走上街，就被人喊了回去：「誰叫你掛著牌子出去的？你出去幹什麼？辦公室的胖子幹事氣吁吁地責問我。
我說：「出去買包煙。」並給他解釋，「你們不是說過，不準摘下來嗎？胖子氣得語無倫次：「是不準摘下來呀！噢，上街去要摘下來嘛。事後，我還是不服氣，終於躲過門房掛著「勳章」跑出去了，還沒走進賣煙的鋪內，只聽到老闆娘看著我來了，就哄她懷裡抱著的娃娃說：別哭，你看右派來啦！果然，娃娃嘎然停止了哭鬧，抬起頭來要看看這紅眉毛蘭眼珠的右派。我大失所望，煙都不想買轉身就走。這也難怪那老闆娘，縣城裡大街小巷孩子們早就編成歌謠唱開啦：右派右派，是個妖怪，大家說好，他要說壞。
反右辦公室看我還是那麼囂張，又給我加法碼，決定在文教系統挑選一批積極分子，組成三個組，不分晝夜24小時輪番對我進行疲勞「轟炸」。第一組，八時上班:「你要老實交代，1943年到1945年這三年，你躲藏到那兒去了？第二組，下午四時接班:「你說遠征軍不反動，你專門在諜報隊抓進步人士、共產黨員，你雙手沾滿人民的鮮血，你是個血債累累的反革命份子，你是……；第三組深夜0時上班：你宣揚八年抗戰國民黨也有功，那蔣介石跑上峨眉山避暑，待抗日戰爭勝利，他才下山來摘勝利果實，你們抗戰有功嗎？說呀！次日，依舊「轟炸」。猛然，只聽一聲女高音尖叫：「你們看，他都扯起撲鼾來啦！我真想擺脫能讓人窒息于死地的、緊張的、厭倦的政治鬥爭，我沒哪分心思去聽哪些臭八股，為了解脫現狀，我走進愛的宮殿，在心裏開始譜寫一首歌曲，獻給為我付出堅貞愛情的妻子。
此後，開除公職，送到「415」勞教築路支隊去修築內昆、成昆鐵路。二十年後的1979年，時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為全國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右派分子進行了「改正」。此時，他早已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隻身一人扛著破爛的被蓋卷，回到一別二十一年的峨眉縣文化館。
雖然人事全非，但文化館仍情況依舊。過去那些整他的「打手」和「極積分子」，不少人高陞為局長、部長、書記，他不得不承認這個「階級鬥爭」的殘酷現實。雖然他不滿有積怨，但沒有能力去改變它。他總想用百倍努力，千倍熱情，去把失去的青春奪回來，為國家多做一點事情。在極端困難的物質條件下，他開辦了青少年音樂學習班和合唱團，使沒有生氣的文化館不再是門可落雀的地方，成了男女老少盡享文化娛樂活動的樂園。
儘管只有一架音不準的舊鋼琴，腳踏的舊風琴和一部風箱都在漏氣的手風琴，但把文化館這幾間舊瓦房烘托得那麼勃勃生機。他教唱歌，他教小提琴，但那發出和拉出的聲音，使他感到慚愧。中國有句俗話「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他仍然不停地向領導提意見，見不平的事情仍然放炮，甚而寫材料向地區文化局揭發縣文局頭頭們的不法行為。在這個被「階級鬥爭」污染了人性的國家，在這個一黨獨裁專制的黑暗社會，根本無公正、公平、法律可言。當這些惡勢力與自身利益結合成一個整體的時候，任何無中生有的壞事，諸栽臟陷害，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出賣人格等等，都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幹得出來，而且會得到法律的支持與認可。想不到1983年的「嚴打運動」，樂山市法院以「強姦罪」，判處他無期徒刑。奇怪的是他不上訴，而默默地接受，我問他為什麼？
他揚起那張飽經風霜、為歲月苦難留下的一道道皺摺的蒼徑和善的險龐，輕蔑地一笑道：你認為上訴有用嗎？我本來是個單身男子，她是個單身女子，有書信來往，有愛的承諾，可他們去威脅挑唆那姑娘，要她出面檢舉我是強姦犯，否則就不給工作。我沒法給她工作，她只能這樣做，我有力量去改變她嗎？我認為我最大的「罪惡」，就是不該生在這個國家。我的一切「罪惡」，都是遠征軍特定的身份和一生喜愛小提琴的原因造成。不過我不後悔，今天我不是還在依靠小提琴吃飯嗎？
我語塞，還有什麼說的呢？
他又被關押了十三年，加上原有右派勞教的20年，他一共關押了33年。直到1996年他才被莫明奇妙地放出來，除了心藏還在跳動外，什麼也沒有，真是個徹徹底底的「無產階級」……
文章來源：《看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