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法國人並不真熱愛自由；或者説，他們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只要一個強大能幹的主子能讓他們安心掙錢享樂，他們便會俯首帖耳，因為他們習慣於讓國家和統治者替他們操心一切，從而讓他們在自己的安樂窩裡自在逍遙。」 — 托克維爾
*勃列日涅夫統治為何成了「黃金時代」？*
普京主義成形的過程中，有不少懷念政治先賢的活動，其中最出人意表的是重新塑勃列日涅夫。
勃氏統治蘇聯長達18年，接近蘇聯80餘年歷史的四分之一。過去對這段歷史的評價大體上以「停滯」二字概括之，認為勃氏或許擴大了蘇聯的國際影響力，但卻是以蘇聯經濟停滯為代價，貪污腐敗和任人唯親更是其飽受詬病之處。安德羅波夫接任後，就將勃氏女婿作為反腐敗的重要目標繫獄。
就在俄羅斯人逐漸淡忘這段歷史及其執政者之時，勃氏閃亮歸來。2011年普京重登總統寶座之後，據説其首席公關顧問德米特裡·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特別擅長「重新解釋」歷史，因而勃氏以前所未有的偉人形象重回俄羅斯公眾視野。
勃列日涅夫的執政業績當中，被普京看中的應該是其強國業績。勃氏當政期，軍事征伐最為突出。1981年軍費達1400億美元，較1965年的320億美元增長4.4倍，艦艇總噸位接近美國，作戰艦艇和攻擊型潛艇數量超過美國，在亞非拉地區獲得了20多個海空軍基地使用權。1987年，它的洲際導彈數量超過美國，核彈頭當量約為100億噸，幾乎比美國多一倍。其軍事冒險業績可圈可點：公然入侵阿富汗。對社會主義國家，勃氏毫不手軟，1968年公然鎮壓布拉格之春運動；1979年，中越爆發邊界戰爭，蘇聯公然支援越南，並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威脅中國安全。
蘇聯帝國在勃氏統治時期，其國際地位完全以軍事力量為後盾，與赫魯曉夫主張的「三和一少」（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少支援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革命）恰成對比。普京的智囊稱勃氏時期為「再也不會重複出現的黃金時代」，其實就是懷念前蘇聯那種以武力征伐的擴張時代。
*特工滲透俄羅斯社會系統*
對外武力平定車臣，對內消滅政治異己，這些都需要借助於非正常手段。普京手持總統權杖之後。凡對他造成威脅的寡頭，或囚入監牢，或驅逐出境，這些都需要加強政治控制與社會控制。普金通過兩套手段實現了這點，一是政治壟斷，普京掌控的統一俄羅斯黨控制著杜馬和上議院，俄羅斯人如果有政治抱負，必須先加入該黨，效忠於該黨。另一手段是大量使用前克格勃特務系統的人。普京本人曾任職克格勃與俄羅斯聯邦安全情報局，其用人原則是前克格勃人員優先。曾為克格勃的薩弗羅諾夫成為內政部副部長，施科羅夫成了內政部經濟安全局局長，格魯布約夫提升為俄羅斯天然氣公司的副經理。
莫斯科精英研究中心曾對外公佈，俄羅斯領導層中，78%的政治精英曾與克格勃或克格勃後續組織有聯繫。因此，觀察者評説，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是一個由「聯邦安全情報局」統治的國家。與蘇聯時期不同的是，現在的聯邦安全情報局不只是控制國家機器，它已進入經濟生活、政黨、非政府組織、地方政府，甚至進入了文化界。這樣，聯邦安全情報局的權力不斷增大，俄羅斯國內的任何事，沒有聯邦安全情報局的同意就辦不成。
外交系統是特工天下，這本是前蘇聯沿襲下來的傳統。一個名為「榮譽與尊嚴」的聯合會由退休特工與外交官組成，會長維裡赤科公開聲稱，外交官就是特工，「全世界不都是這樣嗎？」對於俄羅斯情報部門在國外的活動，國家杜馬給予其極大的權力，甚至可以在國外追蹤、必要時從肉體上消滅「涉嫌恐怖分子」。
前蘇聯流傳一個「什麼是幸福」的政治笑話，描述克格勃給人民造成的精神恐懼。笑話是三個不同國籍的人討論什麼是幸福，美國人認為擁有金錢與社會知名度是幸福，法國人認為旅行時浪漫邂逅美女是幸福，蘇聯人則説：「你們都錯了。幸福就是當半夜裡內務人民委員部（克格勃）的人來敲你的門時，你能從容地告訴他們：同志，你們要找的彼得洛夫住在隔壁！」
蘇聯崩潰之後，特務系統又在普京的扶植上重回俄羅斯。
*民粹主義必出專制強人*
俄羅斯與埃及的經驗都反覆證明，在有威權政治傳統的國家，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不一定就能保住民主政治的果實。
早在2008年，俄羅斯高層政治顯露出梅普「二人轉」跡象之時，大多數俄羅斯民眾選擇的不是抗爭，而是逆來順受。民調表示，45%的俄國人相信，普京會任命一位繼任者，而這個人將會成為新總統；有25%的人相信將會修改憲法，這樣普京就可以有第三個任期，觀察者悲嘆，「幾乎所有的人都理解，總統權力的轉移在最高層策劃並且在投票箱中得到確認」 — 在一個有民主選舉制度的國家，人民將選票看作可有可無，其實是這個國家的悲哀。
這種情況緣何造成？除了前文講過的崇拜政治強人的威權文化因素之外，還與普京執政以後俄羅斯經濟形勢好轉有關。21世紀初，國際能源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成為賣方市場（即供給方佔優勢，擁有定價權），能源與礦產價格不斷上漲。俄羅斯擁有的天然氣、石油等資源，為其帶來了豐厚的收入，俄國人從此擺脫蘇聯解體後的經濟困境，生活品質大大提升，享受到舒適生活的人的比例比前蘇聯時期高得多，超過俄國歷史上任何時期。本來，蘇聯時期的政治恐怖及克格勃肆虐，就使俄國民眾養成游離於政治之外的政治冷感，不少人麻木不仁，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不知道有了選票就有向任何當權者問責的權利。
普京執政時期，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得到了持續的改善。曾有人預言，俄羅斯中產階級的壯大，會加強他們的政治參與感。但克里姆林宮狡猾地採取了另一策略孤立中產階級，他們依靠保守的、蘇聯風格的選民作為其權力基礎，讓民粹勢力壓制那些受過最好教育的人。在民粹盛行之下，也有一些邊緣性政治團體和反對人士組織示威等活動，但均面臨沉重的官方壓力與騷擾，民眾出於害怕，對他們敬而遠之。俄羅斯記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婭死於謀殺，民眾對此漠不關心；中央銀行第一副行長科茲洛夫被暗殺，很多人願意相信他是被「生意夥伴」殺死的傳言。在這種日益惡化的政治環境中，中產階級當中不少人或者選擇移民，或者乾脆遠離政治，甚至不投票。
蘇聯解體之後，經歷數年休克療法陣痛之後，俄羅斯重新構建了政治穩定與經濟秩序。中國政府強調的「穩定壓倒一切」，其實也是俄羅斯人的主流民意。因此，普京可以説是被俄羅斯人普遍接受的政治領導人，在專制之痛未重新全面降臨俄羅斯人頭上之時，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並不認為現狀有什麼不好。對比一下中俄政治現狀，會發現施政者的方式有不少相似，專制政治、腐敗（中國更嚴重）、特務滲透社會、增強軍力等。差別主要是兩點，一是中國人從來不曾擁有選票，二是中國沒有能源天然氣等優厚的天然資源，人口太多，生態環境千瘡百孔，人民福利遠比俄羅斯差，總體上比俄羅斯人貧困得多。
俄羅斯向專制的復歸，使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和亨廷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理論」面臨新的挑戰：在威權統治根深蒂固的原共產黨國家，民主化從來就不是單行道，在一定條件下，復歸專制是完全可能的。而如果復歸專制發生在一個前超級大國，而這個大國又握於心係霸權的獨裁者手中，那麼 ，復歸專制的結果極可能是冷戰重現。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