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月12日宋彬彬等人回師大女附中母校，就四十八年前文革期間批鬥、迫害老師道歉之後，在讚揚和批評的聲浪中，他們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國最有影響的媒體，一談再談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長被打死一事的責任，盡力為宋彬彬等開脫。
主要發言的「宋彬彬團隊」有5人，分別是：宋彬彬、劉進、葉維麗、馮敬蘭、於羚。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件極為弔詭的事，那就是：高幹子弟，老紅衛兵領袖人物的說話平台，是認可普世價值，公共知識分子發聲地 –《南方週末》，以及被稱為有態度的網易真話頻道。兩週前，南方週末做了一個專題；更早，馮敬蘭在真話頻道開專欄講文革。因為歷史被遮蔽，年輕的編輯記者難以辨別，也無法區分老紅衛兵、工作組時期、毛澤東時期各個階段紅衛兵的差別；身為領導者，或許與權力集團有這樣或那樣的連接，這就使當年的文革紅人，重新掌握了話語權，甚至以受害者面目出現，歪曲、掩蓋歷史；而真正對於文革歷史有洞見的人物卻沒有言路，形成一邊倒的輿論。
宋團隊號稱調查十年，訪談100多位，結果呢，真相在哪裡？她們諱言據說比宋彬彬父親宋任窮官還大的某某，某某某。除了王晶堯嚴詞拒絕接受其道歉，發出強烈質疑外，還有署名亦虹者，一一指出馮靜蘭說謊事實；再有劉自立「不能訴諸法律，就訴諸歷史」一文，直指不是學生，是紅衛兵打死人，是「特權暴力」。
觀察家都看在眼裡：宋彬彬等與王友琴之間的角力長達二十年之久。特別強調自己是平民出身的馮敬蘭說《不要讓文革成為演義–也談卞仲耘之死》；美國的史學博士教授葉維麗也說「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被毛澤東改名叫宋要武的宋彬彬，則稱王友琴加於她歷史恥辱架。
她們覺得時候到了，於是，集體出來發力。有人竊竊私語：這回王友琴可頂得住？然而，就在昨天，3月26日，王友琴一篇「回應宋彬彬等」在共識網面世，這是很多人期待的回應。一慣的簡潔風格，含千鈞之力以事實說話。她講了三件事：第一件校長之死；第二件，1966年8月25日，距卞校長被打死20天左右，一位名叫李文波的，因其住房屬私人所有，曾從事過小產業，夫婦倆即一個被打死，一個被判決；第三件是北京二龍路中學英語老師張放，他逃過1966年被活埋，卻未逃過兩年後清理階級隊伍而死去。王友琴以詳實的資料可靠的來源，揭露宋彬彬團隊人士說謊，無中生有搆陷證人。這是一場短兵相接的正面交鋒。王友琴請他們寫文章證實自己的「敘事」。她說：「要說我寫得不對，應該指出哪一頁、哪一段、哪一行寫錯了。現在籠統地指責我寫的是「故事」而不是「歷史」，這不是正常的討論方式」。
回過頭審視三十多年前，「文革」結束之後，胡耀邦主持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提出對歷史舊帳宜粗不宜細，對歷史問題從寬處理，要多體諒，這樣才能團結一致向前看。於是，數百萬人獲得解放，而他們受難的原因，統統歸罪於「林彪、四人幫集團」。
受害者歷經近半世紀仍得不到正義，加害者更無從追究。聚焦在打死卞校長8.5事件的真相不是沒有，有！既可悲又可敬的是：早在1966年的紅色恐怖中，還有老師用左手寫匿名信向王晶堯講述其過程；然而，在文革結束20年之後，林莽老師的見證《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言》卻不能被發表；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也只能在海外出版；文革紀念網站被屏蔽。在這樣的情況下，兩相對照，才突顯了48年前的強勢人物，如今依然強勢。
從宋彬彬的人生軌跡，清楚可見權力對其命運的影響。曾經上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戴袖章、被賜名的革命小將，竟然在「文革」結束後，中美剛建交時，即留學美國，且未像其他紅二代，比如「延安兒女」那樣宣誓保衛「紅色江山」，卻又與毛澤東身邊人張玉鳳等，一起為毛澤東118週年誕辰聚會舉杯。而當年的弱勢群體，文革受難的普通人，隨風漂逝。即便如此，目前，在中國大地翻捲著數千個讀書會，那裡的90後、80後，都會討論卞校長之死這個議題。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