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18日訊】編者按：文革中憑兩篇沒有發表的文稿，主張人權的大學生張九能被「錯殺」。誰說譚嗣同之後沒有後來人？張九能、遇羅克、林昭這些寧死不屈的先驅有多少被埋葬在暗無天日的歷史中！共產黨什麼時候向人民交出這本血債？
1970年3月5日，《出身論》作者遇羅克在北京被槍決。同一天，湖南長沙一個叫張九能的大學生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張九能是誰？互聯網上幾乎找不到一條相關資訊，只有已故經濟學家楊小凱《囚禁的靈魂》中提及此人，稱張九能等人「代表了這一代人中積極反抗政治迫害的努力，他們的死給這種努力打了個句號」。
一九六三年提出侵犯人權問題
不久前，有朋友送我一本陳秉祺的《畢業之後——上世紀六十年代一個「反動學生」的經歷》（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轉引此書只標頁碼），這本滿含血淚的回憶錄中，作者不僅記錄了自己九死一生的經歷，並首次披露了同學張九能罕為人知的故事。他們都是1957年考入西安航空學院飛機設計專業，1963年臨畢業時，陳秉祺因兩年前私下跟幾個好友說起甘肅家鄉餓死人的事，而被舉報，成了「反動學生」，遭受兩次屈辱的批鬥會，每次批鬥之後，張九能都不避風險、約他出去吃宵夜，給了他莫大的安慰。就是這時，他首次聽張九能說出「人權」這兩個字——
「不允許人說實話、不允許人有自由思考和判斷的權利、不允許被批鬥者有申辯的權利——這些，都是嚴重地侵犯人權⋯⋯」（34頁）
在一九六三年的中國，黨權早已遮沒一切，一輪又一輪政治運動將中國人整得如同掉光了葉子的枯樹，「人權」在中國大陸被刪除久矣，紅色時代成長起來的大學生在現實生活中不大可能接觸到這個觀念，即使偶然遇到這個詞，也不容易引起注意。張九能卻不僅熟悉這個詞彙，而且敢於用這樣的觀念思考。這在那樣的時代氛圍當中是何等大膽、又是何等超前，而他並未意識到將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主張成立「爭取人權同盟」組織
此後，陳秉祺被押送到農場，開始漫長的苦役。張九能選擇主動退學，回到長沙老家。1967年「文革」浪潮洶湧，陳秉祺因為母親遷葬，從農場請假，應邀去長沙與張九能相會，嶽麓山上，黃興、蔡鍔墓前，張九能對遠道而來的摯友直言自己想組建一個實質意義上的組織」，「成立一個‘爭取人權同盟’的組織，你的遭遇就是因為我們國家沒有起碼的人權才造成的，你說是不是？」（123頁）
1963年7月23日，一份《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的處理的通知》（中發（63）496號檔），一夜間就可以將陳秉祺等許多大學生投入幾十年的厄運當中，當時在北京師範學院就學的學者王學泰也是「反動學生」（回憶錄中有個序言就是他寫的），當然就是因為缺乏人權的保障。
那一刻，對於中國人來說人權大致上都等於零，除了毛澤東，即使劉少奇、鄧小平等都自保不了，周恩來誠惶誠恐、至死還在呼喊「我不是叛徒」，居一人之下、無比顯赫的林彪也只能等待莫測的前途，不要說彭德懷、賀龍他們了。張九能，一個普通中國人，竟然提出人權，這本身就是膽大妄為，還敢想什麼「爭取人權同盟」，無疑飛蛾撲火，註定粉身碎骨。所以，陳秉祺當場表示：「我堅決反對你的想法，因為遠不是時候，百年或五十年後，看能否提出這個問題。」當然，正是這一「堅決反對」的態度使他成為倖存者。張九能卻不以為然——
「為什麼不能現在就提出來？中國的第一問題就是人權，有了人權的保障，才能有民主、自由、平等；有了人權，才能建立法治社會；有了人權，才可保護知識精英；才能保護人類的共同文明；才可防止社會道德淪喪和人性泯滅；才可使謊言和高密不會成為最高和唯一的道德標準。
中國目前有千千萬萬個各種團體和組織，就唯獨缺少保護人權的組織，我們為什麼不肩負起一點點國人和時代的責任，組建一個‘爭取人權同盟’呢？是爭取，僅僅是爭取啊！」（123—124頁）
張九能超越寫出身論的遇羅克
中國確是一個人權觀念稀缺的國度，晚清才引入這一觀念，還遠沒有在這塊古老土地上生根。孫中山提出了「民權」這個概念，並將民權主義作為他的三民主義之一，但他說的民權與人權並不是同一回事。他在《三民主義》講演中明確指出，「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他進一步解釋：「有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
（孫中山全集第九卷，254—255頁）他心目中的民權，並不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自由與尊嚴，這與法國大革命時代《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所確立的「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護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與《世界人權宣言》所確認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這些基本準則，有著很大的距離，孫中山只是從政權的角度提出民權，並不具備真正的人權意識。
毛澤東掌權之後的所作所為都是反人權的，甚至可以說以消除人權為根本目的。而在毛統治的巔峰時代，年輕的張九能居然敢想人權問題，甚至冒出組織「爭取人權同盟」的念頭來。這不光需要極大的勇氣，更重要的是對那個黑暗時代的超越。人的存在不僅是活著，更珍貴的是有超越的可能性，這才最大也是最終的價值。無論一個時代陷入多麼深重的苦難當中，處於什麼樣密不透風的體制之下，烏雲遮住了一切陽光，什麼前途也看不到，有思想、有尊嚴的人，有生命氣息的獨立個體，依然可以超越眼前的這些枷鎖和轄制，憑著內心的光亮，洞察人類文明的奧秘，去仰望遙遠的星空，思接未來，擁抱美好的觀念，因為他心中有亮光，他自己心中的幽暗便被擊破了。
張九能說出這番話，超過了他的同時代人，包括寫下《出身論》的遇羅克。他是那個時代的人權先驅，雖然迄今為止他還鮮為人知，但他在暗夜中發出的聲音真有穿雲透天而來的力量，可以穿過一切的黑暗，放射出擋不住的光亮。在20世紀中國人權史乃至中國思想史上，張九能這個名字都應該佔據一頁。
家屬對平反「錯殺」態度冷漠
張九能的「爭取人權同盟」並沒有建立，然而，1968年7、8月間，一次意外的事故他抽屜裏的兩篇草稿《目前的時局》、《積極行動起來為籌建人權同盟而努力》被搜出，他因此入獄。1969年12月12日，長沙市公安機關軍管會（69）軍公刑字第144號以反革命組織罪判處他死刑，緩刑兩年執行。他在勞改期間「拒不認罪伏法」，1970年3月5日長沙市革委人保部、市公安機關軍管會（70）軍公刑第44號判處他死刑，立即執行。（150—151頁）
直到1981年，他的幾個同案上訴，換來的說法是：「張九能陰謀組織反革命集團，企圖上山為匪，已構成反革命罪，屬於該判有期徒刑，但不夠死刑罪，屬於錯殺。」三十歲的生命，「錯殺」二字就可以輕飄飄了斷，根源還是沒有人權。張九能的兩份原始判決書家屬始終沒有見過，那兩篇致命的「反動文章」迄今也沒有人看到過。
很多年後，歷經劫難、也曾以反革命罪被判二十年的陳秉祺再到長沙，問起張九能的幾個侄子為何不為叔叔的平反申訴，他們異口同聲：「我們的么叔是英雄，人都沒有了，平反有啥用？」其二嫂則說：「他上無老，下無小，有必要去費力？」（153頁）確實，在張九能被殺的土地上，平反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權落地，人權，每個人的人權都有保障，那是在漆黑長夜中死得無聲無息、如今仍沉埋在黑暗中的他真正在意的。
二○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原載開放雜誌2014年3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