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馬一浮、竺可楨和陳寅恪

【新唐人2014年3月9日訊】今天讀到一篇介紹馬一浮的文章。馬是民國新儒家三大代表之一。文章裏說,馬曾自費到今南洋群島(今新加坡)考察,對閩人辦的「道南學堂」頗為讚賞。此後,他在與弟子壽景偉、劉百閔等的通信中,流露出想找一處山水勝處,創辦一所古典式書院的想法。後弟子們將馬的這一願望輾轉傳達到國民黨最高當局。當局對此表示認可,決定在四川樂山縣的烏尤山上開辦書院。

赴川前,馬一浮提出,書院必須是完全屬於社會性的純粹學術機構,講學不受政府干涉。他還提出三個條件:一、書院不列入現行教育系統;二、除春秋祭奠先師外,不舉行任何儀式;三、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在辦學經費上,馬一浮當初的設想是希望政府和社會各界捐贈,為書院修建房舍,購置田產,使書院能經濟獨立,自給自足,但國民黨政府只同意撥給一筆3萬元的開辦經費,以後按月給付經費3000元。馬一浮認為,如此一來,書院「與普通私立學校請官款補助無異」,會受制於政府。但蔣介石、陳立夫表示,「始終以賓禮相待」。於是1939年1月底,馬一浮欣然赴川應聘書院主講。

無獨有偶。1936年,蔣介石約見著名地理學家和氣象學家竺可楨,希望他能出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也提出了三個條件——「財政須源源接濟;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之干涉;而時間以半年為限」。這三條都得到了蔣介石的允諾,於是竺可楨走馬上任。前二條國民政府基本兌現,但他卻一幹就是十三年,以「求是」為校訓,明確提出中國的大學,必須培養「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專門人才」的主張。到1949年竺可楨離任時,浙江大學已建成「東方的劍橋」。

與前面兩位相比,史學大家陳寅恪的名氣似乎更大。他被稱為500年才出一個的教授,蔣介石稱他為國寶。1949年共產黨當權後,留在大陸的陳任教於廣州中山大學。與馬一浮和竺可楨一樣,他也曾跟官方開列過條件,不過不是三個,而是兩個。

1953年10月中國科學院準備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其中第二研究所為中古研究所。當局決定邀請陳寅恪北上做該所所長。但陳在《對科學院的答覆》裏提出了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是「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結果可想而知。於是,陳寅恪未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

馬一浮、竺可楨和陳寅恪都是各自學科的權威大家,當局都看好他們的才和名,他們也都向官方拋來的橄欖枝開出過條件。這些條件的具體內容儘管有別,但本質都是要當局保證自己的學術自由,而結果卻完全相反。

儲安平當年有句名言:「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馬一浮竺可楨和陳寅恪的遭遇不就是這段話的注腳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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