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28日訊】只要是一個關心國計民生的中國人都知道，中國是一個低工資國家，但中國人的工資到底低到一個什麼程度，沒有與世界各國進行比較，我們還是沒有一個確切概念的。這不，一個現成的機會來了。2014年1月22日至25日，第44屆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年會在瑞士東部小城達沃斯舉行。在全球精英齊聚達沃斯討論世界經濟趨勢之時，美國CNN網站推出了與世界各國比工資的活動，在其官網上，只要輸入你的收入水準，就能知道你與埃塞俄比亞的老師、南非的司機、英國女王等工資的對比。(2014年1月24日《瀟湘晨報》)
據國家統計局最近公佈的資料，2013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29547元，其中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56389元，中等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4518元，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1434元。光看數字，中國人幾乎都成了萬元戶，可一與世界其他國家人們的收入進行對比，就能看出中國人的低工資是多麼可憐了。
56389元在中國是高收入，這一工資水準卻只與南非司機的工資水準相當；中等收入的24518元，也只與泰國清潔工工資水準相當；至於11434元的低收入，更是可憐兮兮，只有泰國清潔工工資的一半。
科技公司ConvergEx集團的策略師在2013年發佈的全球最低工資排行榜顯示，澳大利亞以每小時16.88美元的高薪高居榜首。而排名位居前列的大多數為發達國家，其中法國以每小時12.09美元的薪酬位居第二，新西蘭以11.18美元的薪酬列第三位。此外，英國、加拿大也成功擠進前五。就連我們媒體上成天叫喊要打倒的小日本也以8.17美元的高薪位居美國之上，成功越過美國這一「中位數」。美國的最低工資在全球範圍內排第七名，屬中等範圍。而中國的GDP早已成了世界老二，成天嚷嚷「中國崛起」「中國模式」，中國內地工資卻排到第17名，最低薪資水準為0.8美元每小時。想想真是好笑，世界上有這樣崛起的大國嗎？這種「中國模式」如果要推廣到其他國家，到底是要拯救人類還是要毀滅人類？
其實，中國在解放之前並不是一個低工資國家，以知識份子為例，據一些學者研究，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學教師的月薪在100—200銀圓之間，大學教授平均月薪為350銀圓，一級教授最高月薪可達500—600銀圓，當時普通工人的月工資通常為16—33銀圓（當時1銀圓對於日常生活用品的購買力，約相當於1997年的30元人民幣）之間。這些人在當時是白領勞動的「中產階級」。（陳明遠：《大學學費：相隔六十年》，節選自陳明遠編《逝去的大學》一書）這樣就有效區分了教育與收入之間的關係，因而，那時的知識份子很受人尊敬，社會地位也挺高的。哪像現在的教師，工資比一些不景氣企業裏的工人稍微還高點，比外資企業裏的工人那就差遠了。我在1997年的月工資僅僅346元，比民國時的工人賺得都少，而我所在的地方煤炭資源豐富，沒幾年就成了全國百強縣市。
我們不禁要仰天長歎發出一聲天問了：為什麼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人民翻身做了所謂的主人，卻迎來了低工資時代？這就不能不回顧解放初期制定工資制度時所遵循的一個原則了。「一定要照顧現實，盡可能做到為大多數工人擁護」，同時還要「照顧國家財政經濟能力，不能過多增加國家負擔」，這就註定了中共新政權既不願也無力大幅增加工人工資，還要獲得工人的擁護，就只能大幅削減解放以前的高工資，玩個平均主義的手法，變成低工資，讓人們在貧窮中能略微得到精神上的暫時麻醉。尤其是隨著勞動部1965年制定了旨在將國家機關、事業機關和企業單位多種工資標準統一為一種工資標準的「一條龍」工資改革方案，就大大縮小了最高級別與最低級別之間的工資差距，更是直接進入了低工資時代。
還是以教育界的知識份子來說明這種低工資問題。雖然同大多數中國工薪階層相比，大學教師的工資收入不算少，但如同抗戰以前相比，解放後高級知識份子的工資就低得多。1955年，大學教授的最高工資是252.6元，而抗戰前最高可達當時的600元。戰前國幣1元折合1955年人民幣2.5元計算，600元就是1955年的1500元，此時的教授工資只是戰前的16.8%，即1/5弱。雖然後來政府也感到有點不好意思，就在全國範圍選了800多名突出人才，實行了一個「特殊津貼」，但也不過是使他們的月工資達到500元左右。連擔負百年樹人偉業的教授們的工資都低成這樣了，那些普通人的工資就更不知道低到什麼程度了。
如果說在毛澤東時代實行低工資是要進行工業生產的原始資本積累，為國家富強打一個基礎，不管怎麼說，這總算是一個理由，人們勉強還能接受。那麼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GDP的蛋糕越做越大，中國人民為什麼還是深陷在低工資的水深火熱之中不可自拔呢？
原因無他，就是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得到好處最多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政府，因為我們中國是公有制國家，國家壟斷了一切，政府代替老百姓擁有資產，獲取了本該屬於老百姓的更多的國民收入。2008年8月2日，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陳志武先生在「燕山大講堂」上做了題為「中國GDP與百姓收入」的主題演講，據陳先生介紹，與95年時相比，到07年時國家財政稅收總體上翻了5.7倍，城鎮居民總體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裏面翻了1.6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總體上翻了1.2倍。如果把這5.7倍的增長換算成年增長速度的話，平均每年上升16%，而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長8%；農村的純收入在過去的12年裏面年均增長只有6.2%。
由於處於低工資時代，中國人民的消費水準從解放以後以後就一直呈直線下降趨勢。1952年建國初期，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是69%；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占到45%；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的時候，下降到42%；2008年則下降到35.5%。而政府消費則從1952年占占GDP的16.5%上升到2008年時的差不多30%。這就造成了「國富民窮」的虛假繁榮，政府的富的流油，錢多得花不完，加上形同虛設的監督，以致官員們的三公消費由幾千億向上萬億一路攀升，中國的腐敗也以高歌猛進的態勢一路飆升，而眾多老百姓卻在上學、看病、買房這三座大山的壓迫下苦苦掙扎著。
屋漏偏逢連夜雨，領著低工資的大部分中國人民還要承受著高物價的噬咬。這又是為什麼呢？對此，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解釋的非常好。他認為，就中國高物價來說，則是中國實行高額稅收和通貨膨脹的結果。中國稅收占消費品價格的比重竟然高達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國老百姓每購買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稅收，超過商品本身近1.8倍。如此驚人的高額稅收加到商品價格裏面，自然會造成物價高高在上。
如果災難到此為止也就罷了，可是對於中國老百姓來講，災難還遠遠沒有結束，中國老百姓同時還要承擔因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貨膨脹的損失。
中國每出口1美元商品，國內就要按照匯率比大約1比7來增發7元人民幣來平衡，目前中國外匯儲備大約2.3萬億美元，國內由此增發的人民幣超過16萬億元，相當於2008年3.4萬億市場貨幣流通量的近5倍，這些由出口結匯投放的巨額貨幣，全部以通貨膨脹的方式轉嫁到了老百姓頭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貨幣的大幅度貶值，物價自然會相應大幅度上漲。
這就出現了一種惡性循環，由於中國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偏低，工資增長速度與投資、儲蓄以及淨出口增長速度相比偏低，導致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經濟增長嚴重依賴外部需求與投資需求拉動。這樣，一個讓中國老百姓欲哭無淚的荒謬現象產生了：中國出口商品越多，賺取外匯越多，老百姓就越倒楣。
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就是現在的工資增長太緩慢了，不要說趕上GDP的增長速度了，連物價上漲的速度都趕不上，居民消費意願出現能力不足，高儲蓄與高投資隨之出現，最終導致宏觀經濟內部失衡。同時，工資總體水準偏低也使出口成本低，在資本帳戶未完全開放前出現兩個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從而導致宏觀經濟外部失衡。
嗚呼！生為中國人難道就非得承受這低工資帶來的一切不幸嗎？可不想承受這不幸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只能長吟屈原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了。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