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20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二十一章 廬山之變
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從七月二日到八月十六日，一共開了四十六天。八月二日以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八月二日至十六日為八屆八中全會。
如果沒有廬山會議，按照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糾偏的勢頭，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一九五八年造成的大混亂，飢荒就可能止於一九五九年。如果是這樣，餓死人數只有已經發生的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即可以減少百分之七十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數據計算，如果沒有廬山會議，非正常死亡人數只有六百六十五萬人， 可以少餓死一千四百六十七萬人（見本書第三十二章「大飢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
廬山會議，不僅使一九五九年春天的一切糾錯措施剎車，還使一九五八年的那種錯誤政策更加嚴重泛濫，從而使大飢荒加劇並延長到三、四年之久。
廬山會議是極權制度的產物，不僅維護了極權制度，而且強化了極權制度。
一 神仙會暗藏殺機
一九五八年八月的北戴河會議以後，大躍進狂潮席捲全國，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亂。為了挽回危局，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六月，八個月時間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糾正措施。
按照這一段時間的政策邏輯，廬山會議應當是在這些糾偏政策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調整。到了一九五九年六、七月，大躍進的高溫已經下降，領導人們也冷靜下來了。他們需要總結這一段時間的經驗教訓，安排今、明兩年的任務和各項工作。當然，這些任務和工作安排是狂熱過後較為冷靜的安排。參加廬山會議的人們認為，廬山會議的初衷應當是糾左的。
不過，這些糾左措施，是在一個重要的前題下進行的，即不僅不能傷及「三面紅旗」，還要在維護和高舉「三面紅旗」。在糾正錯誤時必須堅持一個總體估計：如果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工作是十個指頭，其成績則是九個指頭，缺點和錯誤只不過是一個指頭。另外，在安排任務時雖然要比上一年冷靜，但也不能泄氣。「氣可鼓而不可泄」，這是毛澤東當時常說的話。
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心情是複雜的，既認為一九五八年打了敗仗，應糾正錯誤，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丟分，甚至失去領導地位。他最怕被人說成路線錯誤。因為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看，只要是路線錯誤，就得改組黨中央的領導機關。路線錯誤頭子是不可能改正錯誤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錯誤路線的頭子，都沒有好下場。如果真到了這種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陳獨秀、張國燾、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後塵。而這些倒霉的人，是他經常用來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員。他的支持者也極力維護毛澤東這個最敏感的部分，誰的發言略有涉及路線、政治等內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韃伐。
過去經濟工作由陳雲主管。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和譚震林、田家英一起談話，談到經濟形勢和有關問題時，毛澤東突然說起，還拍了桌子：「只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走到前台直接管經濟，結果碰了大釘子，捅了大漏子。一九五九年他對吳冷西說：「搞經濟，我們這些人恐怕不行了。」還說；「去年是打了一次敗仗。」又說：「沉重的心情直到五月後才開始好轉」。（註一）此外，在一九五九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領導人發出的一些糾錯政策，毛澤東雖然沒有說什麼，但從心裏是不愉快的，認為是消極的。（註二）可見，在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心情不只是沉重，應當還有酸楚、焦慮、不滿。處在極權頂點的毛澤東，有這種複雜的心態，對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險的。一旦發作出來，就會傷人。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十三日，在頤年堂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檢討了一九五八年的錯誤。他說：「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一九二七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不僅我碰了釘子，在座的也碰了釘子。」毛澤東還詳細地談到他在田裡躲了一夜，第二天還不敢到處走動，第三天才找到起義的隊伍。他說：「當時非常狼狽。因為從來沒有帶過隊伍打仗，沒有經驗。抓工業也沒有經驗，第一仗也是敗仗。」他還說：「人不要不如豬，撞了牆就要轉彎。」看來，毛澤東是認了錯，是準備「轉彎」的。但是，他對大躍進的錯誤認識是很膚淺的，沒有觸及到根本問題。他說：「去年（一九五八年）我們至少有三大錯誤：第一，計劃過大，指標過高，勉強去完成，必然破壞比例關係，經濟失調；第二，權力下放過多，結果各自為政，政策也亂了，錢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過快，沒有經過試驗，一下子推開，大刮共產風，幹部也不會當家。現在糧食供應緊張，主要是虛報產量，還有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多了。」（註三）
六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協作區主任開了個小會，有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張德生、歐陽欽、林鐵等。他們準備一起從武昌動身，上廬山開會。（註四）在赴廬山的船上召開的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十九個問題請大家討論。這十九個問題除了國際問題是周恩來建議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澤東一人。這十九個問題是：一，讀書，高級幹部讀《政治經濟學》第三版下冊，縣級讀《好人好事》、《壞人壞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二，形勢；三，今年任務；四，明年的任務；五，四年的任務；六，宣傳問題；七，綜合平衡問題，工業和農業中都有；八，群眾路線問題，工業和農業中的；九，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管理制度和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問題；十，體制問題，即下放了的人權、工權、財權、商權要收回，由中央、省兩級控制，反對無政府主義；十一，協作區關係問題；十二，公社食堂問題；十三，學會過日子問題，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十四，三定政策，糧食定產、定購、定銷，三年不變；十五，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十六，使生產小隊成為半基本核算單位；十七，農村黨團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十八，團結問題，中央至縣委；十九，國際問題。（註五）
在這十九個問題中，最為核心的是對形勢估計和對一九五八年的評價。對這個核心問題，毛澤東已經定了調子：「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
在當時那種制度下，毛澤東的意志是不能違背的。既然毛澤東給糾正一九五八年的錯誤定了調子，劃了範圍。誰不按這個調了說話，誰超越了他劃定的範圍，誰就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毛澤東不乏支持者，在毛澤東的周圍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堅決維護「三面紅旗」的。上海的柯慶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澤東權力在地方的兩個支柱。他們兩人不僅是封疆大吏，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是地方官員中僅有的兩名政治局委員。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堅決肯定「三面紅旗」、堅決支持毛澤東的。在南寧會議上因馬鞍形問題受到批評的周恩來，這次也是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實情況，可能是出於維護團結，也可能是出於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員都是採取自保而隨風倒的態度。另外，軍隊的高級幹部由於來自不同的「山頭」，在過去的黨內鬥爭中又結下了舊怨，如果有新的政治鬥爭，也是報復舊怨的好機會。還有一些政治投機者、政治陰謀者，也總是依仗毛的權勢，在整人中求得晉陞的機會。
六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時得出了「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的結論。還回到了闊別三十二年的家鄉。二十八日赴武漢，二十九日乘船到達廬山。登山後他賦詩一首：
登廬山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
一山飛峙大江邊，
躍上蔥蘢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熱風吹雨灑江天。
雲橫九派浮黃鶴，
浪下三吳起白煙。
陶令不知何處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澤東的心境總是那樣豪邁、廣闊而俯視一切。他為什麼想起了陶淵明？是想到自己萬一政治鬥爭失敗，走退隱歸田之路，還是想把政治對手推向遠離權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澤東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當時可以說是民怨沸騰。專制制度下的官員們通常是報喜不報憂的，但當時毛澤東卻收到了不少批評「三面紅旗」的材料，這些材料已收集起來作為廬山會議的參閱文件：一九五九年五月，江西省委黨校八十多名縣委一級幹部在「鳴放」中，把「三面紅旗」說得一無是處。廣州軍區四十二軍政治部報告反映，一些軍隊幹部的批評矛頭直指中央：「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而是帶有路線性質的錯誤，中央要負責任。」國務院秘書廳的幹部在學習中對人民公社、大辦鋼鐵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區黨員「比較一致否定大躍進」，對大辦鋼鐵、人民公社提出了懷疑和指責。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對「三面紅旗」的批評更為尖銳。這些是選送到會上的材料還是經過處理的，下面幹部反對「三面紅旗」的呼聲比這些材料要強烈得多。
就是在毛澤東周圍的人，相當多的人並不承認「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認為一九五八年的問題很嚴重。六月二十七日到七月一日，到廬山開會的中央領導人，從北京乘專車到武漢，然後乘船到九江。在這列專車上的高級幹部們自由交談，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的問題是重要談話資料。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坐在一起。陸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來之命調查過大鍊鋼鐵的問題。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擔憂的問題，如弄虛作假的現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辦法煉鐵是極大的浪費，大批壯勞動力去煉鐵了，地里的莊稼沒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懷談了這些情況，彭德懷十分關心這些事。（註六）
按照原來的安排，會議開半個月，通過《廬山會議諸問題議定記錄》后，下山各司其職。當時參加會議的人都認為是反左的，二零零三年四月本書作者同當年參加廬山會議的李銳交談時說：「連柯慶施帶上山來的材料也是反左的，會議轉向以後他不得不再讓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澤東的思想深處是不是這麼想的？看來不是那麼簡單，毛澤東已經看到了自己所處的危機，有人對「三面紅旗」提出了質疑。七月十日下午，毛澤東召集會議，並作長篇講話。在這次講話中，他最關心的是對形勢的估計，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對「三面紅旗」的看法。他警告說：「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不一致，黨內就不能團結，這是關係到全黨、全民的大問題。」（註七）看來，毛澤東是想糾正大躍進中的一些具體錯誤，但對「三面紅旗」的問題，不容許有批評意見。
頭幾天，會議的開法是「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人們稱為「神仙會」。與會者講了不少大躍進帶來的問題，批評的聲音較強。有些天真的人真想「暢所欲言」。毛澤東真願意讓大家「暢所欲言」嗎？真願意硬著頭皮聽批評嗎？不是。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講話中就很明確表示反對批評的態度：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好幾十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農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註八）
既然毛澤東從根本上反對批評一九五八年，為什麼還要開「神仙會」呢？那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辦法一九五六年用了一次，結果大獲全勝，把五六十萬說真話的知識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在一九五九年三四月的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大講海瑞，提倡海瑞精神，還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讓彭向海瑞學習。就是在這次上海會議會上，毛澤東還談到彭德懷，他說：「我這個人是被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僅跟彭德懷一個人這樣，跟其它同志也是這樣，」（註九）這不僅僅是引蛇出洞，還暗藏殺機。在毛澤東心中，彭德懷是一個不聽話的人。黃克誠說：「早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地說：「老總，咱們訂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黃克誠說，可惜彭德懷並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註十）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先引誘彭德懷「犯我」，然後再將「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懷。
在會議的最初幾天，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在發言中承認河南共產風、浮夸風很厲害，影響全國，特向各省道歉。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了湖北的一些實際情況，心情顯得很沉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發言認為總的形勢不能太樂觀。有些人也對大躍進提出了種種批評。但在批評的同時，有些人維護大躍進，經常打斷批評者的發言。這使得一些想批評者感到有壓力，覺得不能暢所欲言。打斷髮言的人除了保衛自己工作成績的「諸候」以外，還有羅瑞卿大將、譚震林副總理等人。
在會議參閱文件中，有幾份否定「三面紅旗」的資料。如《李雲仲同志的意見書》，江西省委中級黨校的材料，廣州軍區四十二軍政治部的報告，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對「三面紅旗」的批評等。毛澤東都不加表態地批給與會者參閱。（註十一）有些參加會議的人看到所發的這些文件，強化了「廬山會議要反左」的看法。其實，這些文件也是為了「引蛇出洞」。毛澤東在七月十日和十六日還兩次召見他的幾位「右派朋友」談話，他們是周小舟，周惠、李銳、田家英等，談話是輕鬆愉快的。講了很多「私房話」、「知心話」。書生李銳天真地感到：「山中半夏沐春風，隨意交談吐寸衷」，「登樓再度群言堂」，「都覺暢懷言已盡」。實際這兩次談話是火力偵察，看一看反對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解一下反對者的動靜。毛澤東多次說他有幾個右派朋友，其實，他的那些右派朋友都沒有好下場。毛澤東熟讀中國古籍，對君王之術爛熟於心。經過江西肅AB 團、延安整風、高饒事件、反右鬥爭等一系列實踐，毛澤東整反對派的技術已經得心應手，爐火純青。
說是半個月的會，已經開到超過了半個月，也沒有散會的意思。除了毛澤東以外，誰也不知道會如何繼續開下去。會議進程和內容全在毛澤東一人心中。毛澤東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圖，都是臨時發表講話，引導會議走向。而他的講話事先沒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襲擊。這就是中國當時政治制度的特點。
註解：
[註一]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十二-十三頁。
[註二] 這個意思從他的愛將李井泉嘴裏說了出來。參見本書第二零一頁《井泉同志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紀要》，一九六零年二月十四日晚。
[註三] 吳冷西：《憶毛澤東》，北京，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一三四-一三六頁。
[註四]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年十二月，第九五二-九五三頁。
[註五]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三一-三三二頁。
[註六] 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四五一-四五二頁。
[註七]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年十二月，第九七零頁。
[註八]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五八-一九六零），文革中編，編者不詳，第二三九頁。
[註九]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四六七-四六八頁。
[註十]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六二頁。
[註十一]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四二-三四三、三六六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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