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16日訊】埃及革命三週年大慶的參加者，很大一部分是當年慶祝穆巴拉克軍政府倒台的革命青年。塞西元帥在未來的選舉中當選埃及總統似乎毫無疑義，軍政府當家已經隱然成形。埃及青年希望通過革命一攬子解決的問題，除了穆斯林兄弟會再次被槍炮逼回地下狀態之外，政權還是軍政府，失業問題比革命前更嚴重，經濟困境更甚於革命前。
用路徑依賴學說來解釋，就是埃及進入了制度鎖定狀態。
*埃及軍方離權力最近*
埃及軍政府輪迴轉世，其實是埃及政治勢力結構所決定。2011年1月31日，我在《埃及政治局勢的「場景想定」》一文中指出，穆巴拉克下台後，埃及軍方手握最大的政治砝碼，離權力的距離最近；其次則是成立於1928年、存在80多年的穆斯林兄弟會，由於其社會基礎廣泛，選舉政治中具有優勢。
事實的演化確實如此。作為革命主體的埃及青年，革命中的臨時聚合並非有效的組織資源，選舉政治所需要的社會基礎與競選經費幾乎為零。在革命中嶄露頭角的青年領袖，包括2013年4月底發動「反抗」運動的巴德爾（Mahmoud Badr），非常年輕（22到30歲之間），他們的最大實力是能夠發動民眾，並導引民氣促進政治改變；最大弱點是，他們無法將街頭運動轉型成長久的組織。他們擁有的臨時性政治團體，欠缺明確的政治規劃，「只知道不要什麼，卻不知道要什麼」。這種團體過去在埃及2012年的大選中無法勝選，今後更不是軍方候選人塞西元帥的對手。在可預見到的未來，埃及革命青年沒有辦法由「扔石頭的人」變身為職業政治家。
這一切固然與青年人長於街頭運動、短於選舉政治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現象，其結果之一是「結構鎖定」，革命前埃及的政治勢力結構決定了軍方離權力最近，也最容易在適當的時候攫取政權。
*「人民選擇了塞西將軍」的淵源*
1月下旬，埃及最高軍事委員會表示，支持軍隊最高統帥塞西作為候選人參加總統選舉，理由是「必須遵循人民對塞西將軍的信任。這是人民自由的選擇」。為了讓這位未來的埃及總統更具奪目光彩，埃及臨時總統曼蘇爾宣佈授予其「元帥」軍銜。
考諸埃及政治，「人民選擇了塞西將軍」這句話並非全是宣傳用語， 這一「人民選擇」形式上是去年埃及街頭運動的訴求，實質上是埃及軍方擁有的政治控制實力。
1952年納賽爾革命後，埃及軍方自命為「埃及人自由的守護者」，一直是主導埃及政壇的隱形力量。與它國軍隊不同，埃及軍隊除了每年能從美國得到10多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之外，本身更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和收入。埃及軍隊辦企業這一傳統起於20世紀70年代以埃戰爭結束之後。根據俄羅斯《獨立軍事評論》的資料，當時埃及軍隊數量是敵方以色列的5倍之多。 戰爭結束後，大量退役的年輕男子無處可去，軍隊決定自己解決退役軍人的生活問題，於是開始辦企業，從此將商業觸角伸至埃及的每個角落。這個軍方商業帝國有多龐大？據維基解密提供的數據：軍方在埃及建立了30多家工廠和公司，約佔國家經濟總量的15%到40%，為埃及提供了數十萬個就業崗位。沒有人能確知軍方資產數量，但卻確知一點：埃及人的衣食住行與軍方企業息息相關。
埃及軍隊干政的傳統形成於埃及國父納賽爾時期。納賽爾本人就是軍人，直接領導了數次中東戰爭。此後的薩達特、穆巴拉克等無一不是軍事強人，能有效控制軍方，讓軍方成為其執政的後台力量。但在民眾意志過於強大或領導人處於弱勢之時，軍方就會顯示出獨立的意志，2011年以來就是如此。
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之後，軍方掌握了埃及的實際控制權。由於軍方對待示威者的克制態度，埃及的革命青年對軍隊非常信任，其時解放廣場上「軍民手拉手、心連心」的標語觸目皆是。只是由於美國的壓力，埃及軍方才極不情願地將最高權力移交給穆爾西。但實際上埃及軍方只是暫時蟄伏，當民眾的示威浪潮愈演愈烈並要求軍方接管政權之時，埃及軍方迅速抓住機會走上前台，並抓捕穆爾西，結束了短命的民選政府。
*埃及形成制度鎖定的兩大結構性力量*
埃及軍方的整垮穆爾西除了審判時提到的政治理由之外，經濟上的理由是穆爾西在其執政的短短一年內未能解決失業，經濟持續惡化。據公開數據： 2011年革命前失業率為9%，2013年高達31%。在350萬失業人口中，有72%在革命前有工作，有33%的人有大學文憑。
未來的塞西政府，能夠為埃及人民同時帶來面包、自由與社會正義嗎？考察埃及的人口與資源，答案是很不樂觀。
穆巴拉克1981年10月上台，2011年2月下台。在其執政的近30年期間，埃及人口由1981年的3,500萬左右上升至2011年的 9,100-9,300萬人，其中一半處於24歲以下，約每6個月就增加100萬人。
埃及的資源無法支撐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長。埃及國土面積約100萬平方公里，但絕大部分均為酷熱少雨的熱帶沙漠，90%的人口居住在寬約16公里的尼羅河谷及開羅以下的三角洲綠洲帶（約為埃及國土總面積的1/30）。全國實際耕地5,000萬畝，人均耕地僅為0.55畝（相當於中國人均耕地1.37畝的2 /5），自產糧食只能勉強養活一半人口，因此，埃及每年需進口小麥900萬噸。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進口國之一。
穆巴拉克任期內曾大力發展埃及經濟，因此埃及擁有較完整的工業和農業體系，但由於嚴峻的資源限制，服務業在經濟中佔很大比重，約為國內生產總值的50%，其中旅遊業收入佔GDP的13%，吸納就業人數400萬，約佔勞動力總人口的14.6%。穆巴拉克下台後，由於革命後暴力衝突持續不斷，外國遊客和投資者望而卻步，革命前的2010年，旅遊業年收入125億美元，外國遊客總數1,480萬人次，而2012年全年旅遊收入僅90億美元，外國遊客總數僅 1,050萬人次。實際GDP增長率從2010年的5.1%下降為2011年的不到1%；革命前多達36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至2012年底縮水至135億美元，僅能維持3個月的進口。同時，貿易逆差達創紀錄的317億美元。
自由不是免費的，除了革命中的流血之外，革命後經濟蕭條幾乎是必然現象，這是「革命」必須付出的代價，但埃及的革命青年們卻希望革命使一切都迅速變好，穆爾西政府因此百謗集身。
中國輿論認為，埃及的現狀標誌「華盛頓共識」的破產，這完全是一種無稽之談。突尼斯與埃及兩國的革命與革命後的重建經歷，很好地證明了「路徑依賴」理論：一種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會在一定時期內持續存在並影響其後的制度選擇，就好像進入一種特定的「路徑」，制度變遷只能按照原有路徑走下去。
我希望北京正確認識埃及經驗，是出於以下考慮：埃及軍方擁有的政治控制力、資源與人口面臨的「馬爾薩斯陷阱」，最後交織成「結構鎖定」力量，使埃及在經歷了三年的革命與動亂之後，又回到原處。中國的資源與人口同樣面臨「馬爾薩斯陷阱」，如果今後當局者為了鞏固權力之需，將軍方培養成埃及軍方這種持有武裝的經濟怪獸，中國將會成為埃及的難兄難弟。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