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10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四 把專政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腸胃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費是在一九五八年秋天。食堂初開辦的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開肚皮，是因為當時有一股認為糧食已經過關的強大輿論，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生產隊里的農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糧食經不起這麼大吃大喝，但認為國家的糧食多，吃完了國家會供應。
「糧食供給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實行「放開肚子吃飽飯」，「開流水席」，來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糧，造成糧食的大量浪費，致使有的公社到一九五八年底糧食就「吃緊」了，一九五九年春天便鬧春荒。
江西省豐城縣小港公社食堂辦起后，在「鼓足幹勁搞生產，敞開肚皮吃飽飯」的口號下，既不顧生產生活條件，也不管社員覺悟，各村只管盯著吃飽吃好的目標辦。吃飯不限量，三菜一湯或四菜一湯開桌吃飯。一些社員怕吃虧上當，每餐都是死吃活撐。一些婦女吃飽后，還要再盛上一滿碗，邊走邊吃帶回家養豬餵雞。有的生產隊怕吃過了頭，實行定量供應，還被大隊幹部制止。一直到一九五九年春節前，才發現五個月吃了七、八個月的口糧。（註四十）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讓常年啃干饃喝稀飯的農民欣喜異常。遂平縣文化局文化股長梁永祥回憶說：「剛開始吃食堂，飯的花樣真多，光紅薯就能做出十幾樣的飯，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價想著擺弄吃了。」一大隊劉庄和平隊食堂一個月改善二十次生活，炸油條、糖糕、丸子、魚、肉等。社員沒有不高興的。（註四十一）
河北省懷來縣西榆林各隊都爭著製作大籠屜，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開飯時，一個個拿茶缸飯碗來打飯，真好像到了共產主義的樣子。作家協會下放的女編輯張希至擔任一個食堂小炒部的大師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飯館的差不多。頓頓是熱炒或煮的蔬菜。凈玉米麵餅子，還常有饅頭。這些都是過節和招待貴賓時才有的伙食，現在成了家常便飯。這一吃，就把中國農村吃垮了。（註四十二）
當時，社員和基層幹部都知道，敞開肚皮吃飯不會持續下去，但相信國家有糧食，吃完了可以靠國家。這樣吃了兩三個月，國家定量限內的口糧指標已經吃得差不多了。國家不但不給糧食，還要大搞反瞞產私分。苦果還是農民吃，不少地方到了一九五八年年底就出現了飢荒。食堂大面積停伙。在大飢荒年代餓死的幾千萬人當中，一九五八年就佔百分之七點七二（見本書「大飢荒中的人口損失」一章），這些人主要是一九五八年最後一、兩個月餓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里。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進行「專政」。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紹了大量的不讓農民吃飯、讓農民在食堂門前活活餓死的事實，這些事實是駭人聽聞的，但的確是在公共食堂這種制度製造出來的。例如，四川省敘永縣長江公社六一管理區第六生產隊全隊七十戶人家，就有六十四戶被扣過飯。據四川省金堂縣竹篙公社初步統計，從一九六零年一月到十二月，就有二百四十一個社員遭受幹部吊打和「洗毛芋子」，二百六十五人被扣飯，二百三十戶被搜查，九十九人被罰苦工，六十八人被罰款，二十七人被送「土勞改隊」勞改或「留學」。其中被整死者達十七人，致殘者三人。（詳見本書第三章「天府飢魂」）
劉少奇的家鄉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公社一位副書記說：「為了建沒社會主義，就必須人人躍進，要躍進就得一天等於二十年。要實現這種高速度就要全民總動員，老弱病殘也不能白吃飯，要儘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著送到地里去，也比睡在床上貢獻大。」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勞不使，使而不儘力的都要扣飯、少吃，或者一餐幾餐不讓吃。由於口糧少，又實行扣飯、罰飯政策，有的社員餓得吃樹皮和草根。羅湖作業組有個楊十三老倌因糧食少了，又要勉強出工，實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沒有起來。韶光大隊韶湖作業組有位七十多歲的肖星階老人，民國十六年曾是鄉農民協會骨幹，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飯餓肚子，終至卧床不起，臨死時對兒孫說：「以後每到我死的這天，你們盛一碗白米飯放在門檻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來飽吃一頓」。（註四十三）
公共食堂利用飯勺子來控制社員，通過對肚子專政來實行對人專政。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問題。
一是幹部多吃多佔，公共食堂成了幹部搞特殊化的基地。這不是個別現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問題。本書有關各省的章節中對此有比較詳盡的介紹。在中國當時的制度下，在每一個權力等級上，都沒有對權力的制衡。任何一級官員，哪怕是生產隊的一個黨支部書記，只要取得了他頂頭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為「土皇帝」，就可以毫無顧忌地為所欲為。在這種制度條件下的飢荒年代，幹部多吃多佔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現象。幹部多吃多佔，貪污腐化，侵佔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飢餓。
二是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吃飯時從家裡到食堂遠的幾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幾分鐘，熱飯打回家成了涼飯。由於打飯時間長，孩子在家裡餓得哭。只要是山區，誰都得翻山越嶺去喝稀粥。一九六零年春，新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下農村搞調查。在瀾滄江山區，他看到一個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渾身上下像在泥水裡滾過一般。農民們告訴閻：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樑，十五里，不算遠。最遠的有三十里，每天騎上毛驢上食堂，一天就忙著吃兩頓飯。閻紅彥向縣委提出，食堂「能辦就辦，不能辦就散」，可縣委書記不敢違抗中央指示，只好依舊讓農民翻山越嶺去喝粥。
食堂里做的飯菜質量很差。大鍋煮粥，粥里常有老鼠屎、羊糞蛋；大鍋炒菜，味道極差。斷糧以後，社員採的野菜得交給食堂做，做出來就更難吃了。社員吃飯不自由，糧菜難於調劑、機動。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飢荒對農民的殺傷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斷發生。據遼寧、甘肅、貴州和上海等十九個省市的統計，一九五九年一、二月份共發生中毒七百八十五起，中毒的有八千零四十二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來情況又有發展，僅據山西、河北、浙江、甘肅四地的不完全統計，中毒人數即達三千八百四十三人，已死亡二百人。（註四十四）
三是浪費了勞動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長沙縣施家沖食堂，七十二人吃飯，做飯，整米、種菜、挑水、餵豬，一共佔了七男個勞動力、兩個女勞動力。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點五的人專門為食堂做事，在家裡很多做飯的事順手就幹了。（註四十五）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在臨夏調查的結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佔全隊總用工日的百分之十三點一六。（註四十六）胡喬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調查結果是：「辦了食堂以後，砍柴、種菜、煮飯都佔用勞動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產隊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農業勞動的工分值，直接影響了勞動積極性。」韶山大隊旺沖生產隊，在一九五七年，每個勞動日的工分值是零點九四元，一九六一年，農業用工一千四百六十六個，每個勞動日的工值應為零點六九元，但由於加上食堂用工一千八百一十二 個，工值就降到零點三二元。（註四十七）
四是不利於社員家庭養豬和家庭副業。韶山大隊旺沖生產隊，一九五七年家家養豬餵雞，全隊共有五十四頭豬，一百多隻雞。由於辦食堂，一九六一年全隊只有四頭豬，十一隻雞。（註四十八）
公共食堂劣跡斑斑，社員對它非常反感。
一九六一年四月，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帶領五個幹部到臨夏新集公社新一號生產大隊進行重點調查，五月九日，他在《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中寫道：
群眾對食堂是怕極了，恨透了。群眾說：「交朋友交個管理員，吃饃喝湯不作難」，群眾說：「炊事員的肚子，飼養員的熱炕，隊長、管理員沒定量」。群眾說：「勺把子上有刀子」。群眾說：「食堂是飯廳（打飯的地方），是法廳（炊管人員打人、罵人的地方），是花廳（隊長、管理員專找漂亮的婦女作炊事員，就在食堂里亂搞）。」例如，六隊隊長馬培繼和管理員拜景義，貪污多佔，尅扣社員口糧，利用社員口糧誘姦、強姦婦女十三人之多。一九六零年，在這個食堂里吃飯的共死了三十九人。
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汪鋒，能說出這樣的真話是難能可貴的。不過，這些話是一九六一年說的，毛澤東對公共食堂的態度已經有了改變。這時公共食堂對農民的摧殘已成事實。據我所掌握的資料分析，在大飢荒期間，如果沒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餓死的農民可能要減少一半。從全國來看，如果沒有公共食堂，餓死的人數可能減少三分之一。
五 公共食堂是怎樣解散的
在當時的政治制度下，各級幹部為自保都不敢講真話。反右傾運動以後，更沒有人敢講真話了。據說，毛澤東還是從自己家鄉的親戚那裡聽到了真話。
一九六零年九月，湖南湘潭和湘鄉的兩個農民，一個是毛澤東的堂弟毛澤榮，一個是毛澤東的堂表弟文東仙。毛澤榮說：現在幹部群眾都怕講話，只有我們直接向主席三哥報告才行。文東仙也說：一九五四年一月我在北京見到主席，他找我了解農村情況，反覆叮囑我要講真話；如今問題這樣嚴重，只有直接向他彙報才行。他們兩人於九月下旬到了北京。時值國慶前夕，毛澤東特別忙，沒有時間接見，他們就住在王季范（毛澤東的姨表兄，時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家裡。王季范將他們反映的情況整理成十個問題，準備當面向毛澤東彙報，並說：「我願意作你們的參謀，我們一起去見主席。」
時間一天天過去。國慶過後，他們兩人與王季范終於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榮向毛澤東彙報了兩年多來家鄉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其中談到，公社食堂越辦越糟，糧食越來越缺乏，現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爛白菜；社員出工不出力，也沒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飽，得了浮腫病……
最後，毛澤榮提高嗓門說：「主席三哥，這些情況，幹部都不敢給你彙報。你住在北京城裡，天高皇帝遠，不知道。現在亂了套，會要餓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東仙說：「主席，你知道我們韶山是湘潭、湘鄉、寧鄉三縣交界的地方，三縣情況都一樣哩！你可以派人去調查。」（註四十九）
毛澤東相信他的親戚，承認食堂有不少問題，但不認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里有壞人，沒有辦好。所以，十二月，提出對公共食堂進行整頓，清理食堂里的「壞人」。對於公共食堂，毛澤東還想聽取更多的意見。
一九六零年冬天，毛澤東乘火車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區的書記和有關人員找到專列上，與他研究農村工作問題。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是其中之一。當談到公共食堂問題時，參加會議的人當中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但擁護公共食堂的還是占多數。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過調查，對食堂問題心裏有底。但一開始沒有說話。毛澤東點名讓他發表意見，他面有難色。毛澤東鼓勵他說，並承諾「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個問題：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糧，我們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養那麼多的豬。如果一家一戶一頭豬，就是三億頭豬。現在豬少了，雞少了。三，辦公共大食堂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丟。樹已砍光了，都用來燒飯。原來一家一戶做飯，小孩去弄點乾柴樹葉，就行了。現在都燒木材，可惜！
毛澤東對周恩來說：「總理，他說得對呀！」周恩來點頭贊同。（註五十）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央召開中國共產黨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搞清楚下面的真實情況。全會一結束，毛澤東就派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分別率三個調查組去浙江、湖南、廣東農村進行調查。
毛澤東派出的中共中央調查組三月下旬到韶山，然後分為兩個小組，一個組在韶山大隊（毛澤東老家），一個組在湘鄉縣沙田公社大坪大隊（毛澤東外婆家）。
這年三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以解決公社化以來出現的各種問題。調查組到韶山和大坪之後，廣泛聽取了群眾對《六十條》的意見。當時，《六十條》草案仍規定實行部分供給制，保留公共食堂，糧食分到食堂不分到個人。但在討論中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們說：「民以食為天，飯都吃不飽，講什麼發展生產？」「食堂沒得油水，沒得菜，一缽飯，一瓢辣椒鹽水湯，吃了以後還是飢腸咕咕叫。」「食堂是幹部尅扣社員口糧的場所，動不動就扣社員的缽子飯，餓起來比受打罵還難受。」有的說，《六十條》不要多，只要有三條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勞分配，全獎全罰。
大坪調查組在陳家灣食堂召開了大坪大隊社員代表會。這裏的社員還是敢說真話。有的說：「六十條我們都擁護，就是公共食堂難辦好，不如散了算了，分點自留地，讓大家在屋前屋后種點菜，菜好半年糧，吃飽了，生產才會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問題都是空談。」有的說，「什麼水腫病、乾瘦病，實際上都是飯吃不飽餓出來的病。」有的說，「只有解散食堂，才能剷除幹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員才有活路。」座談會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聲很強烈，但調查組不敢表態。會後，調查組專門開會討論，認識還不一致。有的說，公共食堂是共產主義的萌芽，這是寫在中央文件上的，誰敢否定？有的說，周小舟是省委書記，因為講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職，要是我們表態散了食堂，該當何罪？！經過討論，調查組內統一了認識，認為不管怎樣，應該向中央領導如實彙報。在大坪的中央調查組成員去韶山向胡喬木作了彙報。
中央調查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農村傳開。鄰近韶山的湘鄉龍洞公社谷陽、平里、城前等大隊的群眾紛紛去韶山打聽消息，反映幾年來「五風」嚴重，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水腫乾瘦病人多，死人嚴重等情況。據此，省委調查組即電告湘鄉縣委，速將上述情況查明，專題報告中央調查組。縣委接電后，即派縣委候補委員、縣監委副書記楊連生率工作組前往調查，並於四月十二日向邵陽地委、省委工作組、中央考察團上報《關於我縣龍洞人民公社谷陽、平里、城前三個大隊人口死亡情況的調查報告》。
胡喬木等在兩個小組調查的基礎上，形成了四個材料：《關於在韶山公社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韶山人民公社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情況簡報》、《韶西大隊楊家生產隊食堂分伙后情況》、《毛華初：訪問東塘生產隊》。這幾個材料反映了農村一些真實情況：公共食堂帶來的危害，農村多數人不願意辦公共食堂等。四月十四日，胡喬木讓毛華初把這四個材料送到在長沙的毛澤東，並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毛華初帶回毛澤東的指示。信中還反映了鄰近韶山的湘鄉縣陳賡公社大量餓死人情況和其它農村問題。
毛華初隨即將所帶信件、材料及這封信一併交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請他轉交給毛澤東。當晚，毛澤東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四月十五日上午，毛澤東對材料作了批示，讓張平化當日印發給省三級幹部會議的同志，予以討論，並送劉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四月十五日下午四時，毛澤東在省委蓉園四號樓接見毛華初。毛華初彙報說：「我陪喬木同志在韶山調查，還到了湘潭縣和湘鄉縣等地聽取彙報。我們每到一處，群眾都圍上來，向我們訴說自己的意見。看來當前農村水腫病較嚴重，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加，影響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群眾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們說食堂這個辦法要不得……」毛澤東問：「公共食堂為什麼群眾不願意，而辦不下去呢？」毛華初答：「主要是吃不飽，不自由。」毛澤東又追問：「糧食都是那麼多，為什麼在食堂就吃不飽呢？」毛華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樣，一家一戶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樣，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糧，主糧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幾口人，誰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過去了。」毛澤東理解地點點頭，又問：「辦食堂為什麼破壞山林那麼嚴重」毛華初答：「辦食堂吃飯人多，用大鍋大灶蒸飯，茅柴子不經燒，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樹都砍著燒了。」毛澤東問：「依你們看食堂不辦為好？」毛華初答：「是的。」毛澤東停了一下又問：「唐家坨情況怎麼樣？」毛華初如實作了回答。毛澤東聽了，嚴肅地說：「你談得好，說了真話。當幹部彙報情況都要說真話。有些人向領導彙報情況說好不說憂，結果是害人不淺。」「 關於解散食堂問題，我一個人不能獨自決定。即使要散，也得經中央討論決定。因為這是關係到全國的問題。」又說：「你們在韶山先作試點，注意解散食堂后還會有什麼新問題。」最後，叮囑毛華初：「你回韶山去和胡喬木同志講，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註五十一）
四月十七日，毛華初從長沙回到韶山，向胡喬木彙報了毛澤東的指示。胡喬木當即召開調查組和公社幹部會議，布置進行解散食堂的試點。
試點先在大坪大隊陳家灣進行。四月十九日晚，調查組在陳家灣召開社員大會，宣布解散公共食堂，並宣布具體做法是用三天時間分三步走，先充分醞釀好，然後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后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現有住房的處理方案。社員聽了報告后，個個歡天喜地，笑逐顏開，說中央調查組是「青天」，為農民鬆了綁，是他們的「第二次解放」。還有的社員說，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醞釀好了，具體問題好解決，不要三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討論好，明天就可以散夥。當晚社員勁頭很足，會議開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擬訂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鍋飯，飯後分配了餐具和糧食、油鹽、柴禾、蔬菜，午飯各家自煮自吃。至二十一日，房屋、自留地等問題都處理恰當了。陳家灣食堂解散后，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聲喊全部解散了。（註五十二）
大坪大隊的食堂散了，其餘各大隊群眾踴躍前來參觀，紛紛要求中央調查組允許他們也解散食堂。至二十五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註五十三）中共中央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現將胡喬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轉給你們，請你們仔細研究，作為研究和解決食堂問題和有關問題的參考。這個文件是否轉發至下級，由你們自行決定。
這個中央文件的按語是含糊的，沒有明確講是否解散公共食堂。連是否向下轉發，也沒有明確說法。
在毛澤東組織農村調查的同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人和各地方黨委負責人都深入農村，親自作調查研究，先後不約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見。朱德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給毛澤東的信中說，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員吃不夠標準，浪費勞力，浪費時間，吃飯不方便，一年到頭吃糊塗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會開砸了，把批評挨砸了，把臉傷砸了，把上級哄砸了，把群眾整砸了，把勞動力費砸了，把樹砍砸了，把牲口草燒砸了，把鍋把砸了，炊事員把鬼日砸了。（註五十四）劉少奇在他的家鄉湖南寧鄉花明樓公社炭子沖大隊調查時說：「食堂沒有優越性，不節省勞動力，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勉強維持下去沒有好處。已經浪費幾年了，不能再浪費下去」。（註五十五）他親自向當時在長沙的毛澤東通報了情況。周恩來在河北武安縣伯延公社調查后，向毛澤東報告：「絕大多數甚至於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社員不贊成供給制」。（註五十六）一些省委書記也提交了調查報告，主張解散食堂。汪鋒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對於食堂問題，應當堅決地貫徹利於生產、利於生活的原則，絕不應當把食堂同社會主義聯繫起來，強使群眾非在食堂吃飯不可」。
一九六一年五、六月間，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和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這個文件改變了過去要求每個生產隊都辦公共食堂、社員口糧分到食堂的硬性規定，強調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社員的口糧一律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註五十七）從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國消失。
汪鋒在《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中說：「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鋒的這個報告轉述了群眾對解散食堂的喜悅：群眾說：「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裡了，他們再也卡不住我們脖子了。」「 回家做飯，鍋也熱了，炕也熱了，心也熱了。」
然而，這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卻說出了與其他省委書記不一樣的話。他對公共食堂還情有獨鍾。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一日，他在內江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據他調查，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食堂多數社員不贊成解散；百分之七十五的食堂有半數社員不贊成解散的。他說，內江縣交通公社臨江大隊第二生產隊不願意解散食堂，社員說：「你們再動員，我們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這份報告中主張，凡是有利生產、便利群眾，自願參加、自己管理，適合當前生產力水平的食堂，多數社員將會繼續辦下去。對這類食堂應當幫他產辦好。他還把給毛澤東的信印發四川省各地委、州委。（註五十八）
對公共食堂情有獨鍾的不只是李井泉。三十多年以後的九十年代，新華社主辦的《中國圖片報》一版頭條發出了來自山東的一條新聞：一號字的標題是「公共食堂又回來了」，認為這是改革中出現的新事物。這條消息是新華社副總編兼《中國圖片報》總編輯姚某親自選定的。發稿前，他們請我為這條消息配一個評論。我看了哭笑不得。在評論中我只好寫道：「看了這條消息，使人們起了荒唐的一九五八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還搞公共食堂更是荒唐。如果真的搞起來了，勢必成為鄉村幹部搞腐敗的場所。」我對來拿稿子的一位編輯說：「這篇評論不要改，如果你們要改，就不要發了。」姚總編看了我寫的評論，不但不用，據說還背後罵了我。
註解：
[註四十] 龍宇聞：《公共食堂積弊千日，解散一時——豐城縣小港公社公共食堂追記》，載《中國農業合作社史料》，一九八八年第四期。
[註四十一] 康健：《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中國社會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九十三頁。
[註四十二] 韋君宜：《火熱的年代，火熱的心》，轉引自張湛彬等主編的《「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中國商業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第一四四頁。
[註四十三] 周德民：《寧鄉「五風」回憶片斷》，載《長沙文史資料》第七緝，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註四十四] 中共中央辦公廳文件，一九五九年九月。山東省檔案館存，文件號沒有記下。
[註四十五] 張不真：《渴望真話——劉少奇一九六一》，第一一二頁。
[註四十六] 汪鋒同志：《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于臨夏。甘肅省委文件，甘發[六一]零二九六號。
[註四十七] 胡喬木：《關於在韶山公社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一九六一年四月十日。
[註四十八] 同上。
[註四十九] 劉秉勛：《毛澤東決定解散農村食堂的來由》，《百年潮》一九九七年第六期。
[註五十]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五四-四五六頁。
[註五十一] 劉秉勛：《毛澤東決定解散農村食堂的來由》，《百年潮》一九九七年第六期。
[註五十二] 同上。
[註五十三] 《中央批轉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中共中央文件，中發[六一]三二三號，卯。
[註五十四] 朱德：《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三七四頁。
[註五十五] 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三二九頁。
[註五十六]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三一五頁。
[註五十七] 《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下冊，第四八四頁。
[註五十八] 李井泉：《關於農村公共食堂試點情況給主席的信》，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一日于內江。中央四川省委辦公廳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二日抄發各市、地、州委、省委常委、省級各大口。（共印一百四十份）。
（待續）
作者授權發表，轉載請註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