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6日訊】讀宋彬彬一.一二道歉和王晶垚關於宋彬彬、劉進虛偽道歉的聲明後，油然引出筆者觀點：堅決站在93歲受害家屬王晶垚一邊，支持、聲援王對宋虛偽道歉斷然拒絕的正義立場和維權態度。
說到「虛偽」，通常指表裡不一、口是心非的一種不真誠表達自己內心思想的舉動。
當年八五事件中，被紅衛兵領袖宋彬彬手下成員活活打死的卞仲耘的93歲丈夫、至今健在的王晶垚，整整苦等了半個世紀，等到的卻是令他憤怒痛斥、根本無法接受的宋的虛偽道歉。
王痛斥宋的「虛偽」，是藏在心底48年血的控訴，遠比通常的「虛偽」含義更貶低更醜惡。
人們不禁要問：究竟宋彬彬道歉的哪些「虛偽」，會讓王用生命作出對宋道歉的斷然拒絕？
宋的虛偽道歉首先是
天底下哪裡有這樣的，受害者家屬還健在，卻不被通知到現場參加的道歉會（或平反會）？
2014年1月12日，由宋的好友（女附中高中老三屆學生、留美博士，其父母與卞仲耘王晶垚年輕時是同事）葉維麗安排召開了有20多名原老三屆校友和30多名老師及家屬參加的、向卞仲耘半身塑像鞠躬默哀並由宋宣讀道歉書的道歉會。
場內有其他被通知的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屬參加，就是不通知八五事件中最大受害人家屬王晶垚和她小女兒王思及其他親屬參加，這個僅向卞仲耘塑像鞠躬道歉而不通知王晶垚和其子女參加的、不向他們作出面對面道歉的所謂「道歉會」，正如亦虹所說的是葉事先「精心設計」好的。
冠冕堂皇是道歉，徹頭徹尾是「卸責」、「撇清」、「迴避」，被王晶垚濃縮為「虛偽」！
俗話說：物有主，水有源，賠禮道歉(平反)有家屬。
1926 年北平「三.一八」慘案；38年布哈林、李可夫等20人冤殺案；42年波蘭卡廷兩萬屠殺案；47年臺北「二.二八」命案；75-79柬共200萬屠殺案；80年韓國「五.一八」光州血案；94年非洲盧旺達100萬大屠殺案；95年斯雷佈雷尼察八千屠殺案；南非總統曼德拉的「和解寬恕」會場、德國總理勃蘭特「華沙之跪」的紀念碑前等（還可舉出許多例子）平反昭雪或道歉場合，都有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屬到場參加，而最大受害者或他們的家屬必定到場。決不會有不通知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屬或忘記通知他們到道歉會現場的情景發生！以表示對這些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屬深切的懺悔和敬重，凸顯出懺悔者(道歉者)對過去所作的錯誤或罪惡的徹底反省和真誠悔改的立場、態度。
而宋的「道歉會」恰恰相反，它開了不通知最大受害者家屬到場、不要最大受害者家屬參加，不向最大受害者家屬當面道歉的「三不」，即開了世上各類道歉會（平反會）沒有不通知最大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屬到現場的先河。
這一「三不」之舉的精心設計是令人膛目結舌的。這種離奇的道歉不是虛偽，還有什麼道歉是虛偽的？
宋的虛偽道歉之二是
天底下哪裡存在這樣的，誰也不是兇手或兇手嫌疑的打人事件或殺人事件？
為什麼宋隻字不提追查打死人的直接兇手呢？為什麼她明知誰是兇手或兇手嫌疑，但至今包庇她們，致使八五慘案成為沒有兇手的世紀沉案呢？
這就是王晶垚聲明中所說：「卞仲耘同志遇難已經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劃者和殺人兇手至今逍遙法外；八五事件真相被蓄意掩蓋著。」王期望真兇落網受懲、八五事件真相大白的迫切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究竟有沒有證據證明誰是八五慘案的打死人兇手或誰是兇手嫌疑人呢？
證人之一是章怡和（原農工民主黨主席章伯鈞女兒），她在她的《伶人往事》一書中，提到她作為北師大女附中學生，八月五日親眼目睹卞校長被殺害的情景，指行兇者用腳踢卞的頭部致使死亡，章雖未寫出行兇者名字，但暗示用腳踢卞頭部致其死亡的正是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毛毛）；
證人之二是林莽（原女附中退休教師，2012-9-21去世），他在2006年卞校長遇難40週年時，在胡傑的記錄片《我雖死去》中為八五慘案行兇殺人作證，並撰寫《目擊並身歷其境言》，詳述卞遇害過程，文中描繪了一個個紅衛兵的動作。例如「有一個女將個子又高又大，腳又長，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隻穿著軍靴的大腳」，她是誰？
據林先生生前摯友透露，林莽先生離世前用左手寫下證言：1966年8月5日最後一腳踩死卞仲耘校長的是劉少奇與王光美的女兒劉亭亭。
證人之三是王友琴（女附中老三屆學生，八五慘案目擊者，2004年出版《文革受難者》），她在《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老師-卞仲耘》一文中證明：卞校長被打死第二天，受害者家屬王晶垚見到女附中紅衛兵負責人鄧榕，她身穿軍裝，腰繫皮帶，臂纏袖章，是當時紅衛兵的典型裝束。
該文還證明：鄧榕要郵電醫院作卞校長的屍體解剖，她的用意在於讓醫生證明卞死於心臟病，而不是被打死。因為這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第一人，所以，不願意承認卞校長是被打死的。而半個月後，紅衛兵暴力進一步發展，以至於打死人不必迴避，還成了炫耀吹牛的內容。
證人之四是鄧榕（又名蕭榕，1950年生於重慶，小名毛毛，是鄧小平三女兒，人稱「三公主」。原北師大女附中老三屆學生，曾任總政組織部副處長，駐美大使三秘，全國人大常委會政研室副主任，民主與法製出版社社長，現任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2000年著有《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與八五事件有關的事實如 下：
一、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把1966年7月5日鄧小平接見北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時的講話(指示)故意提前了一個月，寫成1966年6月4日。卞仲耘的家人發現，該書不但沒有提到卞校長的死亡以及她本人參與的八五事件，而且根本沒有提到她本人就是北師大女附中的學生。試問：她為什麼要這樣做？
二、 1967年4月，鄧榕寫了一篇《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的大字報，猛烈批判和揭發自己的父親鄧小平的「黑手」是如何操縱北師大女附中文革運動的。
鄧榕的大字報固然是為保護自己而表現「大義滅親」地揭發父親，同時也道出不少實情，有一定史料價值。它可證明鄧小平與發生八五事件的直接關聯。
上述的所有證人證詞，宋都知道，為什麼隻字不提這些內容，不將這些重要的能夠直接證明誰是真兇或真兇嫌疑的內容與自己的道歉聯繫起來呢？真兇落網及真相大白對宋的文革反思、道歉會帶來新的麻煩嗎？這些只有宋自知肚明瞭。
宋的虛偽道歉之三是
宋道歉書說：「文革是一場大災難，對此我也有切膚之痛」，宋真的有「切膚之痛「嗎？
天底下誰都知道，毛澤東是發動文革的始作俑者和十年浩劫的元兇。為什麼對沾滿受害者鮮血的「宋要武」賜名之主—毛澤東的罪惡及根源，甚至連「毛澤東錯誤」五個字，在宋的兩千字的道歉書中始終沒有出現過呢？
正面是對文革的「切膚之痛」，背面綻放出八.一八毛接見她，她給毛戴紅袖章的光耀及滿載「榮譽校友」的榮耀；「認認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口號下掩蓋著她在八五慘案中應負的重大責任，這就是宋的表裡不一、口是心非的虛偽表演！
洋洋兩千字道歉，沒有一字提到過毛澤東錯誤，更沒有一詞譴責過毛澤東，這與七億人民身經文革對老毛發動十年浩劫的「切膚之痛」存在著天壤之別；與陳小魯及其他文革道歉者解剖毛是文革浩劫的主因有著本質不同！
宋道歉詞很漂亮：「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沒有反思就難以接近真相」。對自己當年的錯或惡，即使口頭懺悔的再多再深，如果不把毛澤東放到文革元兇、罪魁層面去分析批判，就沒有文革任何真相可談；沒有文革任何真相，何來什麼反思文革？
宋那更漂亮的「認認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誓言，如果不從思想基礎和普世價值角度徹底清算毛發動的文革動機、過程和目的；如果對毛的罪惡遷就、縱容、迴避，這本身就是汙點，還談什麼「認真做事、清白做人」啊？
試問宋：你的道歉為什麼遭到最大受害者家屬王晶垚的斷然拒絕? 難道你不知道這最深層的原因是因為毛發動的文革，導致了巨大惡果嗎？
420萬人被關押審查；173萬人非正常死亡；13.5萬人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死亡23.7萬、傷殘703萬；7萬個家庭整個毀滅，一億多人受衝擊。
上述1984年5月中共對外公開宣佈的調查資料，難道你在網絡開放的美國看不到嗎？難道還要到2003年回國才知道這些資料，然後才開始反思文革嗎？
製造文革幾百萬死傷者的罪魁禍首毛，是要讓禍藏恩典的你，讓紅二代的你，對你的祖師爺毛的忠心，永不移啊！
正如王晶垚控訴的那樣：「因為她做了那些事，她是個壞人，她和其他人都受到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是所有罪惡的根源。他幹了很多壞事。這不是個人問題……整個共產黨和毛澤東都有責任」。
面對卞校長慘死及受害者家屬上述控詞，你在93歲王晶垚老人面前雙腿下跪24小時都不為過！你想過應該像勃蘭特那樣下跪嗎？你想過那怕下跪短短一分鐘，也許會讓痛苦48年的王晶垚老人心靈得到60秒的安撫嗎？
所以，我本人過去、現在或將來，都不會輕信宋會真正從心底懺悔當年的罪孽，會對受害者家屬傾注真誠的道歉；也不會輕信她對根深蒂固的共產黨意識觀、價值觀有什麼獨立見解，即便她在倡導普世價值的美國整整生活了20多年。
這也是普普通通的我，為什麼堅決地站在93歲王晶垚一邊，支持、聲援王斷然拒絕宋虛偽道歉的正義立場和維權態度的真實原因所在。
宋的虛偽道歉之四是
宋與劉進是兩次接到過打人報告還是「兩次阻止打人」？
宋的道歉開始說「我和劉進曾兩次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看到周圍的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自己也走了」。
憑開國上將宋任窮高幹之女的顯赫身份，及學生代表資格結合進北師大女附中文革機構的宋彬彬，在66年8月5日下午7時之前，果真有兩次阻止過紅衛兵打死卞校長的事發生嗎？
據郎鈞彙編的史料及多個當事人證詞，除葉維麗2001年幫助宋推卸責任的新陳述外，無人看到也無人證明過：在當天下午卞校長被紅衛兵毆打，後來在下午4時 （比王晶垚陳述遲一小時）左右倒在女生宿舍樓正面台階上以前，有宋與劉進（女附中高中老三屆學生，校革命師生代表會主席）曾兩次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過紅衛兵打人的事發生。
被宋說成與她一起「阻止打人」的劉進，在2010年第47期《記憶》上刊登的《馮敬蘭等也談卞仲耘之死》一文中證明：那天下午2時多和3時，有低年級同學急忙跑來說，大操場和後操場正在打人了，當時他和一些同學在東樓史地政教研室裡，就是原來工作組的辦公室裡，他們每天都聚在一塊兒議論，尋找方向，基本上是「清談」。
在這個證詞裡，劉未證明也未承認：有一件她與宋曾兩次在大操場和後院，阻止過紅衛兵打人的事發生過。
劉的證詞接著說：直到黃昏，有個同學來說卞校長快不行了，人在後院呢，她和宋彬彬等同學急忙跑下樓去。在後操場，她看到卞校長躺在一個手推車上，臉色特別難看，嘴裡吐著白沫，身上也有異味，一看就不行了。
在這段證詞裡，劉說的「黃昏」應指晚上7時左右；劉說的「跑下樓」應指從東樓史地政教研室的「跑下樓」。
另外，有劉沂倫（原女附中學生）、朱忠丹（原女附中學生）、和葉維麗三同學證詞證明：他們在晚上7時，見到宋的，是宋與其她人叫來郵電醫院醫生的。
由此可見，從那天下午2時多和3點宋劉兩次接到卞被毆打報告，至4時卞被打的「快不行了」的近2個小時裡，不僅沒人看到打人現場有宋劉蹤影，而且在下午4時至7時卞「就不行了」或已死亡的3個多小時裡，更無人看到宋劉蹤影。
就是說，兩個時間段相加的長達5個多小時裡，宋劉根本沒在大操場和後院；也不在卞倒在的宿舍樓正面的台階現場；更不在裝有奄奄一息的卞的平推車現場。
宋劉當時在哪？是在史地政教研室裡「清談」呢還是在別處忙碌？至今無人證明。
但上述證據足以證實：宋與劉進兩次阻止打人的事根本不存在；存在的是，宋劉兩次接到過同學報告打人和清楚當天下午事態演變全過程的事實。
宋為了推卸應負責任而將不存在的事故意編造成「兩次阻止打人」的正義行為，是公開撒謊行為，而這種事隔48年後仍在繼續欺騙公眾的撒謊，不是嚴重的虛偽又是什麼？
宋的虛偽道歉之五是
宋說「為沒有保護好…校領導……向他們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宋的話意是：當年有「保護好校領導」的主觀願望，只是客觀環境造成「沒有保護好校領導」，所以受害者家屬應該理解或原諒她。
在那個瘋狂的「紅八月」（「殺人月」）裡，宋果真有保護校領導的主觀願望嗎？
據文革史料記載：北師大女附中「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是步先於66年6月2日成立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後塵，於7月31日成立的，宋當時是校革命師生代表會（6 月6日成立）四名副主席之一，當然也是校紅衛兵主要領袖。6月2日，宋與其他兩同學貼出全校第一張揭發工作組大字報，恰恰與清華附中及北大附中貼出的大字報幾乎同一時間。
清華附中、師大女附中，是當時兩個赫赫有名的北京紅衛兵運動發源地，更是全國各地春筍般蔓延成立紅衛兵組織的樣板和領軍者。身為革命師生代表會副主席、同時又是校紅衛兵領袖的宋，當時的革命任務，首先是積極帶領全校師生學習貫徹執行毛的5.16通知中的兩個「徹底」，即：「徹底揭露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教育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然後是動員師生員工效仿6.1北大聶元梓方式，把那些所謂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工作組、校方領導和老師，通過貼大字報、寫小字報、刷大標語、開批鬥會、掛牌子、戴高帽等文武方式，統統揪出來。
揪出反動的工作組、校領導和老師越多，說明宋的革命成果越大，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無產階級立場越堅定和思想覺悟越高。可以想像，當時肩負重任的宋，除了打倒反動工作組、校走資派領導和黑幫老師外，是不允許存在什麼保護校領導的主觀願望的。誰流露出或說出保護校領導的主觀願望，誰就是保守派或反動派。
在那個99%人都不願做保守派或反動派的「一邊倒」形勢下，在不可能，也不存在保護校領導的客觀條件下，是根本不存在宋所說的保護校領導的主觀願望的。既然不存在保護校領導的主觀願望，又何來「未保護好校領導之說」呢？
所以，宋道歉中的「未保護好校領導之說」，是十足的假話，是又一次公開撒謊，更是百分之百的虛偽舉動！
宋的虛偽道歉之六是
宋說「李松文老師在8-5當晚，為了讓醫院盡快搶救卞校長，帶頭簽名作保——-」。
宋要告訴大家：當天晚上7時至9時在郵電醫院，存在著搶救卞校長的情節過程。
究竟存在不存在宋所說的搶救卞校長的情節過程呢？
下例證人證詞（以下引號裡「她」均指卞仲耘）足以反駁宋的再一次謊言：
馮敬蘭（原女附中高中老三屆學生）在《記憶的傷疤》、《烈日下的集體謀殺》兩文中證明:八月初的午後4時，她「見她沒有知覺地躺在車上，衣衫不整，五官腫脹，眼鏡不見了，大小便失了禁」，「黃的稀便順著車廂板流淌在地下」；
胡志濤（原女附中被批鬥的副校長，現已去世）在1986年《八五祭》一文中證明：下午4時，她見到「一輛平板車推過來」，見到「她的兩眼直睃睃地瞪著，呼嚕呼嚕地吐著粗氣，兩隻胳膊紅腫，上面佈滿了一條條傷痕……瞳孔已經擴散」，後來，她被紅衛兵「推搡著關進了辦公室」，「已經是黃昏了……那輛平板車還停在那裡，沒有人過問」，「時針正指在七點上，窗外有人走動……校醫帶著兩個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擔架從北門抬出去了」；
林莽在2006年的《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言》一文中證明：他看見「她的兩個眼珠向上翻滾，口吐白沫，渾身濕透，抽搐不止。」
王友琴在《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老師-卞仲耘》一文中證明：當天「下午5點來鐘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7點多鐘，卞仲耘終於被送進郵電部醫院。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她已經死亡多時。」
劉沂倫在《我的記憶：師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一文中證明：「太陽快落山時……，她躺在平板車上昏迷不醒，口吐白沫，白沫中還夾雜著粉紅色的血絲，已經是有出氣沒進氣了……,她自己昏迷失禁排出的黃色的穢物散發出難聞的氣味……我印象裡打了兩針強心劑，都沒有見效，卞校長還是昏迷不醒，醫生說不行了……，然後拉到醫院去了。」
還有，劉進在《馮敬蘭等也談卞仲耘之死》一文中的「她身上也有異味，一看就不行了」的證詞已在本文開頭出現過，故不再重述。
能夠證明當天下午卞校長遭毒打，到4時倒在女生宿舍樓門口，到放到平板車上暴曬3個多小時，到晚7時多送進醫院，到已經死亡多時的證人還有不少，故不一一例舉。
上述劉進、馮敬蘭、胡志濤、林莽、王友琴、劉沂倫至少六位目擊了卞仲耘慘狀、頻死或已死的證人，可以證實以下基本事實：
一、 當日下午4時許，平板車裡的卞校長已經死亡；
二、 下午4時許至晚7時多，平板車的卞校長被暴屍3個多小時，無人問津；
三、 晚7時多被抬進郵電醫院的卞校長，不是有生命跡象之病人，而是死亡多時的屍體；
四、 校文革機構請示新的北京市委是否搶救是一場鬧劇，因准予搶救的對象已不復存在，故郵電醫院所謂搶救情節根本不存在；
五、校文革機構教師代表李松文帶頭的7人簽字作保，是李為了保護自己名譽地位推卸承擔死人責任的舉動，實際是在上演一場沒有搶救對象、只有料理後事的荒誕的「搶救空城戲」。宋過去和今日都以此為炫耀，來宣傳存在搶救卞校長的情節過程，以達到減輕或推卸導致八五慘案的她所無法推卸的政治和道義上責任之目的。如果李松文代表減輕或推卸了責任，那麼，作為當年文革機構副主席和紅衛兵領袖的宋也能順勢減輕或推卸相應責任。所以，宋在道歉書中特意吹捧和褒揚李松文的「搶救風采」，來再一次忽悠欺騙公眾，這豈不更令 人不容置疑地確定宋的道歉是虛偽的嗎？
六、 李松文的7人作保所謂搶救卞校長的名單，反過來成了證明抬進郵電醫院的卞校長已經死亡多時的證據；
七、 王晶垚一.二七聲明中所堅持的立場和觀點：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沒有搶救過卞仲耘同志是不容置疑、不能推翻的鐵的事實！
宋的虛偽道歉之七是
隻字不提郵電醫院開出荒唐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證書與「紅八月」的紅色恐怖有直接關係的事實
這就是為什麼王晶垚會在看到妻子慘遭打死後，立即想到購買照相機，拍下多張妻子傷痕纍纍的屍體照片作為照相證據；
又保藏了經校工王永海轉交的蓋在妻子屍體上 的雨布作為物證；
再保藏了郵電醫院交給他的7人簽字作保「搶救」名單作為書證；
更拒絕了紅衛兵負責人鄧榕要求對卞校長作屍檢的企圖，以防留下是因本身疾病導致卞死亡的隱患等。
這一切為了什麼？就是為了等來真兇落網、真相大白那一天！更等來「刑上文革」的真兇受懲、妻子昭雪那一天！
但在當時那個「壞人打好人反動、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好人誤會」及「紅衛兵打死人不犯法，殺死黑五類不追究」的「紅八月」的「殺人月」裡，北京每天打死人最高達三位數，八月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如同胡志濤副校長所說是無法無天的「紅衛兵無人管」的結果。那是沒有任何地方講理，也沒有誰同你講理的惡境。
因此，這種史無前例的文革惡境導致和容許死亡證書上的「死亡不明」四字的惡生！
正如郎鈞彙編的史料所說：「面對滿身傷痕、面目全非的卞仲耘，郵電醫院醫生的醫道難道真的就低下到無力判斷卞仲耘的死因嗎？當然不是。醫生顯然受到了有形或無形的威脅和恐嚇。是紅衛兵製造的紅色恐怖封住了醫生的手和口。」
這也是宋為什麼害怕評論「紅色恐怖」，試圖撇清與之關係，推卸政治及道義責任，所以隻字不提「死因不明」的死亡證書的真正原因所在。
結語
卞仲耘慘死48年了，現在，受害者家屬王晶垚呼籲及期盼的，正是當今社會對文革的「正本清源」。
正文革之本，清文革之源。從揭開宋道歉的七大虛偽，從剝開罩在宋身上不真誠的反思開始，正宋道歉之本、清宋道歉之源。這僅僅是對文革始作俑者和元兇毛澤東發動十年浩劫的小小清算！
「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沒有反思也難以接近真相」，宋沒講錯，但很不完整，應改為「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沒有真誠的反思就難有大白的真相」。
因此，在宋彬彬所代表的對文革真誠反思到來之前；在八五事件大白真相到來之前，我將堅定地站在93歲的王晶垚一邊，支持、聲援王斷然拒絕宋虛偽道歉的正義立場和維權態度，那怕王晶垚百年之後我仍堅持下去，直至宋的真誠道歉到來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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