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9日訊】《炎黃春秋》2013年第12期刊登了高鍇的《習仲勳建議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作者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研究室原主任，對習仲勳同志較為熟悉，曾經「聽過他幾十次談話」，這樣的文字應當是可信的。這篇懷念故人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內容：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習仲勳，還兼任了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習仲勳在一次由他召集的討論會上說：「我長久以來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怎樣保護不同意見。從黨的歷史看，不同意見惹起的災禍太大了！『反黨聯盟』、『反革命集團』、『右傾投降』、『左傾投機』等等，我經歷過的總有幾十起、上百起，但最後查清楚，絕大多數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見，屬於思想問題，有不少意見還是正確的。我們對黨的領導人，應當熱情擁護，對黨的方針、政策應當堅決執行，但是對領導人的主張，對黨的方針、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見。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個《不同意見保護法》，規定什麼情況下允許提出不同意見，即使提的意見是錯誤的，也不應該受處罰。」法制委員會民法室幹部李由義聽後說：「憲法已經規定了『人民代表在代表大會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這正是保護不同意見的法律。」習仲勳說：「我的意見是，任何人都應當有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不只是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才有幾個？也不只是在各種會議上，平時說幾句不同意見就犯了罪了？」
習仲勳與胡耀邦、趙紫陽一樣，同屬共產黨中的開明派。習的言談雖然是從維護黨的事業出發，但他畢竟正視了「允許提出不同意見」，特別是強調了「任何人都應當有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作為一個黨官，這一點殊為難得。習可供回憶的事蹟不少，刊物在登載這篇文章時以《習仲勳建議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為題，顯見，作者與編者在今天也都是贊同習仲勳關於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的提議的，這樣的傾向和態度，自然無可厚非。
筆者要說的是：廣開言路的想法當然不錯，但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有無必要（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有無實際意義？中國的種種問題，絕不是缺這部法或那部法造成的，而是緣於有法不依，緣於一黨專政的極權制度。中國不是缺法，而是缺德，缺一個能夠確保法的實施的民主憲政。中國的種種法難道還少嗎？可是從上到下又貫徹執行得怎樣呢？早在1954年通過的中國第一部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這裡面已經含有保護不同意見的意思了，已經涵蓋了保護不同意見等要義了，可實施得如何呢，還不是形同虛設？這部憲法頒佈至今已有整整六十年了（其間修訂過多次，但言論自由等內容始終保留），內中的許多條款，什麼時候真正做到過、落實過？當年胡風向中共中央遞交了「三十萬言書」的不同意見而身陷囹圄，無數正義之士僅提了隻言片語的不同意見而「因言獲罪」，尤為荒誕的是，有的人的意見類似於「老爺，你的袍子髒了，該洗一洗了」，這種近乎諂媚的意見也不見容於當權者。各種提不同意見的人皆遭了殃，究其原因，並不是由於沒有一部《不同意見保護法》。
習仲勳曾是受「反黨小說」《劉志丹》株連約六萬人（致死上千人）中的級別最高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而這部傳記小說只是披露了部分歷史事實，還扯不上是表達什麼不同意見，「誰知卻遭滅頂之災」（小說作者李建彤語）。按理，印著「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的憲法，遠比習仲勳後來提出的《不同意見保護法》更具法律效力，可是它卻未能保護小說作者，甚至未能保護習仲勳本人。
近日，以和平方式溫和地表達主張及不同意見的新公民運動倡導者許志永，竟然被當局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在專制獨裁的體制下，即使制定了《不同意見保護法》，也保護不了意見表達者，解釋權和裁判權都在執政者手裡，他們可以不承認你是表達「不同意見」，而判定你是「攻擊」、「顛覆」、「擾亂」，從而給你量刑。
也許有人會說：「有這樣的法總比沒有要好一些。」我看不見得，這不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一個國家的法律、法規多，恰恰說明這個國家的法治之差。在一個民主國家，保護不同意見，本是題中應有之義，無須刻意強調乃至特地立法；在一個主民國家，所立之法，往往是給統治者裝門面及其維權服務的。一部什麼法出台，如果制定者（掌權者）並不付諸實施，或者根本就不想好好實施，這樣的法不僅於民無益，而且更具欺騙性。
當下國人急需的並非畫餅充饑的這個法那個法，而是首先要爭取「免於恐懼的自由」，以便早日改變「有憲法無憲政」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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