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8日訊】2013年10月，原北京八中學生、老紅衛兵組織「西糾」的發起者之一陳小魯公開就文革期間批鬥老師的行為道歉。這無異於在幹部子弟、紅衛兵一代冰封的心靈上扔一顆炸彈，雖然一些同代人對此頗不以為然，認為他避重就輕，但是，社會總體是叫好聲，以致於獲得2013年度致敬人物的榮譽。
可能受到激勵，可能良心有所發現，可能擔心沒機會了，上個週末，1月12日，在北京師大女附中，20多位年過花甲的學生向30多位80、90歲的老師也進行了一次道歉，其波瀾遠遠超過陳小魯。之所以會這樣，一是因為道歉人物之一宋彬彬是文革的標誌性人物，曾在1966年8.18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的天安門城樓上，為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章，並且，毛澤東對她說，不要文質彬彬，要武。二是因為該校高一女生王友琴，研究紅衛兵打老師及文革受難者逾三十年，於 1995年發表《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2004年，發表《卞仲耘之死》，此後有《文革受難者》出版。而卞仲耘正是師大女附中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她死於1966年8月5日學生的毆打之下，是被紅衛兵打死的第一位老師。
多年來，圍繞誰打死了卞老師的追問不絕，有指控、有辨解，宋彬彬無疑是承擔罪名最多者。經過十餘年調查，她以為終於可以摘清自己–並非直接責任者，是時候卸去心頭重負了，然而，人們不答應，不接受她實為洗脫的有條件道歉，最主要的是，卞校長的先生王晶垚拒絕。王晶垚先生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曾在中科院近代史所工作，有史學家的基本素養，他以非凡的意志建立了一份死難者記錄，與試圖改寫歷史的人物經歷了數個回合的較量，如今93歲，頑強如故。
王友琴曾這樣寫道：「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無論從處死的方式上，還是從處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絕對殘酷。」「在天安門城樓上最為矚目的兩個紅衛兵是：彭小蒙和宋彬彬，一個來自北京最早開始用暴力毆打折磨老師和同學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一個來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師大女附中。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所說的『要武嘛』，意義和影響就絕不僅僅是關於一個人的名字的評論。」兩天之後，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為毛主席戴上紅袖章》，隨後《人民日報》轉載，她的名字與「紅八月」、紅色恐怖緊密相連。據1980年12月20日《北京日報》的消息：1966年8月，從北京到全國，發生大規模的紅衛兵暴力。在北京，紅衛兵打死了1772人。
道歉事件，是過去幾天人們熱議的焦點。至少有這樣三個群體：一是干部子弟集團內部。他們始終是特權階層。
以宋彬彬為例，1972年成為工農兵學員上大學；使其1978年得以考取中科院研究生。而在國門剛開的1980年，就出國留學，讀取博士。網上流傳著兩年前，紀念毛澤東誕辰118週年時，她與張玉鳳等毛澤東身邊人士一起聚會向毛澤東敬酒的圖片，儘管她一再說從來沒用過「宋要武」這個名字，可她早已被視作毛澤東的人了。這個舉杯的形象和閉目流淚道歉的形象，哪個是真實的宋彬彬？
作為「天之驕子」，這個群體的很多人寧願再熬20年，歷史把他們遺忘，死後哪管洪水滔天。然而，提前引爆使他們的日子不再安生，良心發現者會紛紛站出來道歉；罪大惡極者將水落石出。
第二個群體表示歡迎道歉者，主張別對他們苛刻，免得把他們嚇回去，目的是引發更為深刻而廣泛的道歉，從而掀開對文革的批判和反思；第三個群體是不依不饒，追問真相，追查真兇。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其中不乏80後、90後青年一輩。無論是哪一種反應，道歉潮都勢必衝破歷史的天空。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