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9日訊】私有財產是人權的最後一道防線，因而，公有制就構成對人權的最大威脅。《共產黨宣言》把私有制當成萬惡之源，並將其理論概括為「消滅私有制」一句話。然而，曾經風靡全球一個半世紀的共產主義公有制實驗，早就以人道主義災難的慘敗歷史證實：財產公有恰恰是權力私有的制度溫床，財產私有才是權力公有的經濟基礎；因而，歷史反復證實私有制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根基，公有制則是權力墮落的罪惡根源。
令人費解的是，早已聲名狼藉的公有制，在中國仍被「裝睡叫不醒」地堅持著。為什麼？謎底其實並不費解：既然「財產不能公有，權力不能私有」（洛克語），那麼，堅持財產公有，無非是為了堅持權力私有。
《2013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再一次證實了這個無情鐵律：犯罪的民營企業家，犯的都是非財產侵吞類罪，而國企企業家犯罪頻率最高的三項罪名與歷年一致，都是受賄、貪污、挪用公款之類侵吞財產罪。其實誰都知道，比這類非法侵吞數額更大的，是「內部人操控」的合法侵吞。譬如2012年，副部級央企國企高管年薪等收入總和最高可達4680多萬元，超過3千萬元的有1877人。而你知道，經常與做假賬、與高額虧損並行不悖的這類自我厘定的高額薪酬，還不包括國企經理們數不清道不明的各種開支報銷、明補暗補等灰色收入。
國內更無情的事實是，無論民企還是國企，企業家都寄生在傍官傍權上。僅從2013年國內辦理的超過10萬人的貪腐案件與追繳的超過100億的贓款看，仍在反復證實，財產公有與權力私有是一對孿生雙胞胎。當然了，公眾對於官員侵吞財富的反應，一直遠遠敏感於對人治集權制度對於資源的浪費。其實，權力私有對於公有財產的揮霍與糟踐，遠比官員貪賄嚴重，其數額大大超過了小兒科的貪賄。譬如，「我國鋼鐵產能過剩高達2億噸，按照每噸產能投資5千元計，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浪費已達1萬億元之多了」（成思危語）。由此可見，「決策錯誤比貪賄更可怕，更具危害性」（高希均語）。那些信奉只要「不裝錯兜，不上錯床」就什麼也敢幹的官員，濫用公權力所浪費的納稅人財富，肯定是個比個人貪腐大得多的天文數字！
為什麼30年來貪腐案底實現了十萬級、百萬級、千萬級的三級跳？為什麼反貪像一把越刷越髒的馬桶刷子？為什麼肅貪像越打越多的打田鼠遊戲？因為權力背後有財產公有的制度後盾，財產公有充當了人治集權的經濟基礎。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權力私有歷來是以財產公有為後盾的。「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大公」（黃宗羲語），是所有專制集權制度的本質。自古以來，凡暴力攫掠社會資源財富的制度安排，只有打出財產公有的大旗當虎皮，才能包著自己嚇唬別人。為什麼？因為只有宣稱「公有」，才能置大宗資產於無主狀態，讓社會財富成為私人權杖的囊中之物。我國歷史上「官治、官有、官享」歷來取代著「民治、民有、民享」，就是少數人壓榨與盤剝大多數人的一貫制度安排。
誰都不難想像，真正的公有制是個什麼模樣：沒有主人的瓜田李下，會是一幅什麼風景，誰都能夠預見——不等瓜熟，李子還青澀，就已一搶而空了——因而，暗藏了無政府主義圈套的公有制，埋下了人人爭奪、個個瘋搶瓜果的可怕伏筆，也就預設了唯一守夜人出場維持秩序，集分配權於一身的全部理由。你看！自由放任的私有制多麼可怕，是不是？然而財富一旦公有，瓜田果園只能交予一個守夜人去看守。於是，特權獨佔的官員，不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公有財產的唯一守夜人啦？
其實，除了極其有限的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之外，人類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什麼真正的公有制——但凡稱為公有財產的，大都被獨裁權仗掌控著。人類之所以需要公權力，原本是要用它來捍衛私權利的。從發生學上，假設沒有了私有財產，同時也就不需要公權力了。也就是說，正是私有財產之母，才生育出了公權力之子的。而一旦財產被歸入大堆，變成了假裝的公有財產之後，被授權看守瓜田果園的守夜人，受權力的利己、亢進、不受制約的本性驅使，近水樓臺先得月，多吃多占成了不二法則。這個公權利蛻變為私權力的必然過程，形同一個子弑父，兒姦母的反噬過程。史實反復證實，離開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產權的制約，權力必然奉行「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法則；因而，不受監控的掌勺人私吞大鍋飯，早已成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一條鐵律。
我國為什麼一直裝睡叫不醒地要裝「天下為公」？因為只有「公有」，才可以名正言順地推卸任何個人負責、問責、擔責、追責的可能，才能置全民資產於無主狀態。65年來，把原本全民的私產變成所謂的全民所有制，又把全民公產變成國有資產，變成了政府權力支配的資產，最終變成了集權官員在會上、電話裏、審批權決策權下、筆下、公章下甚至枕頭邊、耳語裏的權力資本——這樣一部不公開、不受限、不追責的權力資本的設租尋租歷史，絕不是推論，而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每日每時發生在中國人身邊的史實，不是嗎？
我國的經濟制度，沿襲的仍舊是權力配置資源的傳統；我國的政治制度，沿襲了權大法小、官貴民賤的傳統；我國的分配制度，沿襲了勞動者供養食利者的傳統。這些傳統的本質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生死予奪，全民的財產權、人身權乃至生命權都掌控在不受制約的集權官吏手裏。洛克把人的財產權看作是生命權、自由權的依託，將生命權、自由選擇權歸入了廣義的財產權之中，將這3項基本人權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侵犯了財產權，也就等於侵犯了人的生命權和自由權。由此可見，私有制是人權的最後防線，而公有制就構成對人權的最大威脅。因而，原本依賴私有財產制度才能保障的「民治、民有、民享」始終與中國人無緣，中國幾千年以來一直奉行著公有制的「官治、官有、官享」。「百代皆行秦政制」，專制集權制度之所以數千年通行無阻，正是紮根於這個「一大二公」與「一平（平均主義）二調（無償調撥）」的偽公有產權制度上。資源與財富的國有化，必然導致臣民的奴僕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說，表明中國人比洛克更早發現了財產公有導致權力私有的鋼鐵邏輯。
由此可見，正是財產公有的怪胎孕育了權力私有的孽子。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裝睡叫不醒」地堅持財產公有制的一部歷史，不也同時是權力不受制約地被濫用、被化公為私的一部歷史嗎？一部私權利被公權力踐踏的慘痛史，如前所述，也是一部子弑父、兒姦母的反噬史。「中國人沒有信仰，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做官，做官便譬如他們的宗教。所有的富人幾乎都是權力所有者。也就是說，中國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馬格爾尼語）。一部「官治、官有、官享」歷史，不正是一部所謂公有財產被巧取豪奪、被揮霍浪費的歷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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