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9日訊】自從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後，一年來報刊上發表了許多闡發論述的文章，三中全會《決定》再次提出「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三個自信，已經成為指導思想的重要內容。
三個自信，是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信。道路、理論、制度，統御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個自信，就是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因此，分析三個自信，首先必須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析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
根據十八大政治報告的論述，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由毛澤東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則是毛澤東確立的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的繼承和發展。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通過兩條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才得以實現的。毛澤東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學會見中國留學生時說：「在我國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有人認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實際上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改變了所有制，這是比較容易的，一九五七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可見，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在經濟戰線三大改造和政治戰線反右派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要正確認識毛澤東開創的社會主義，就必須從分析三大改造和反右派運動開始。
所謂三大改造，指的是根據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7月，劉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中宣告：「我國的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現在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毛澤東說「一九五六年改變了所有制」，指的就是這件事。
三大改造剝奪了農民、手工業者和工商業者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在經濟領域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的全面壟斷。在共產黨的歷史上記載的，是以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公有制，取代勞動群眾個人所有的私有制，以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已經在國民經濟中居於絕對統治的地位。總之，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私有制。這個自欺欺人的論斷，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宣傳，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常識。但實際上，國家壟斷生產資料所有權，是專制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徵，它同社會主義公有制毫無共同之處，更準確地說，是和社會主義公有制背道而馳。
什麼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根據馬克思的論述，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生產資料共同佔有和個人所有相結合的經濟制度。在這樣的企業裡，生產資料屬於全體勞動者聯合佔有，任何個人都無權處置；與此同時，每個勞動者在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中，有一份屬於他個人的所有權。他因此有權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監督檢查、利潤分配，成為企業的主人。社會主義公有制以勞動者人人有產、人人有權為基本特徵，是同生產力高度發展、勞動者高度文明相適應的經濟制度。五十年代的中國，一窮二白，根本不具備社會主義的條件，而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改造結果，是人人無產，人人無權，同社會主義恰恰相反。在這樣的改造和革命的基礎上，能建立起來的，只能是專制主義經濟制度，而不可能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再看毛澤東說的「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他說的是由他一手策劃並且全程指揮的反右派運動，那場以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為主要對象的政治運動，以疾風暴雨般的猛烈氣勢，掃蕩了知識界和政治界，最後以劃出55萬餘右派分子（一說三百餘萬），把他們打入社會最底層而宣告結束。
毛澤東為什麼敵視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必欲加以清洗而後快呢？這是因為，在他看來，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構成了對他的獨裁統治的最大威脅。在取得全國勝利前夕，他曾提出在政治上排除民主黨派的主張，被斯大林勸阻了。五十年代初期，他推動「知識分子成堆」的學校和研究機關開展「思想改造」運動，摧毀知識分子的自尊、自信、自豪的傳統，從意識形態上解除他們可以構成威脅的能量。但這一切仍不足以使毛澤東放心，於是就有了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
把反右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聯繫起來，有它一定的理論根據。民主黨派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知識分子則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社會主義革命就是以資產階級為對象的，反右運動徹底擊潰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不正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嗎？
但是，經過幾十年歲月的洗練，反右運動的本質早已大白於天下。它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對知識分子的殘酷迫害，對優秀民族傳統和社會道德的極大破壞。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有可能是社會主義制度嗎？
由以上簡略分析可知，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所藉以建立的基礎，即經濟戰線和政治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三大改造和反右運動，實質上是對剛開始建立的民主主義社會的進擊和破壞。三大改造攫取了公民的生產資料所有權，1958年的大躍進公社化，更是連生活資料都被沒收，而財產所有權正是公民自由民主權利的基礎；反右運動則赤裸裸地剝奪了公民的言論出版和人身自由。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改變了社會的民主主義性質，造就了兩個被剝削被壓迫階級——被稱為「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的賤民和喪失了勞動自由的農奴；同時也鞏固了毛澤東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獨裁地位。這些事實表明，毛式社會主義實際上是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復歸、延續和惡性發展，同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
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毫無疑問是毛式社會主義的繼承和改進。毛澤東在撒手人寰之前所發動與操控的十年文革，搞得天怨人怒，民心思變。安徽、四川等地的農民挺身而起，掙開人民公社的鎖鏈，實行包產到戶，衝決了全面壟斷的專制主義經濟，由此出現的攤販走卒和工商個體戶，成為市場經濟的濫觴。在經濟上突破的同時，胡耀邦主持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和平反冤假錯案，推動了思想解放和社會解放，人們擺脫「兩個凡是」的束縛，數以千萬計的賤民得以恢復平等地位。這就為中國社會的轉型——從名為社會主義實為專制主義向民主主義轉變，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
鄧小平繼毛澤東之後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鄧是一個兼具專制性和民主性的人物。他曾經是毛澤東最得力的助手和打手，深諳毛式社會主義的得失利弊。他知道中國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了，必須改弦易轍，走一條不同的路；但毛式政治體制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不可能踰越這個鴻溝。思想和立場的兩面性，使他一方面支持改革開放，不能容忍阻撓改革的行徑，如面對1991年以反和平演變為旗幟的反改革惡浪，他在1992年初毅然南下，發出「誰不改革就下台」的怒吼，挽救了岌岌可危的經濟體制改革。另一方面，它竭力維護毛式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1979年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他的專制性的突出表現。其實，如果他真的能突破毛澤東的體制格局和意識形態，進行全面的徹底的改革，把中國扭到民主主義的軌道上來，他就將名垂青史，成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偉大人物。然而，他品格中的專制性卻使他無法越出封建專制主義的軌道，他只能在維護政治專制主義的前提下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甚至，為了捍衛他藉以安身立命的專制主義，還在 1989年動用軍隊，殘酷鎮壓要求剷除腐敗和深化改革的青年學生。對於這種殘暴的行徑，他的解釋就是為了保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由此可見，由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推行符合於民主主義本質的市場經濟，政治上則堅持扼殺自由民主的專制主義。前幾年曾經喧嚷一時的所謂「中國模式」，當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都應該作這樣的理解。
道路問題並不新鮮，鄧小平在近35年前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裡，就有「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條。這個論斷的荒謬性在於，目前充斥於社會的封建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表明我們還沒有走上民主主義的發展道路，離社會主義的道路還很遠很遠。我們這一代和下幾代子孫的歷史任務，是肅清封建專制主義的深刻影響，走好民主主義道路。只有走完民主主義道路之後，才談得上社會主義道路，那也許是一二百年以後的事，現在談不上自信，也用不著我們自信。
我很懷疑現在究竟有多少人對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什麼自信。或許有人真的以為我們現在的道路、理論、制度都屬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範疇，因而執著地對它懷有自信。但這樣的人大概不會多，這種自信只能阻礙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有些人開會寫文章高喊三個自信，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在自欺欺人。他們熱衷於謀官圖財，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視為撈取私利的大好機會，何嘗有什麼自信！在宣傳自信的口號下，掩蓋著對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不自信，否則他們為什麼急急忙忙地聚斂財富，購房買官，縱情享樂，甚至把子女存款轉移到國外。這種表面的自信和內在的不自信，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極大諷刺。
面對濃郁的封建專制主義的社會現實，我們目前仍然處於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時期，應該選擇的是反封建、反專制、反壟斷的民主主義的道路、理論和制度，爭取實現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只有建立起對於民主主義道路、民主主義理論、民主主義制度的自信，才能把中國引上健康發展的康莊大道。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